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耶？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翻译
我曾认为，文章不过是表现礼教政治罢了。那写在书本上传之于人的，大体上都可以归属于这些方面。所谓“言语若没有辞藻彩饰，流传就不会久远”的说法，只是说文辞是不可以不讲的，但这不是孔子关于文章的根本意见。
孔子死后，过了很久，出了韩愈，仰望圣人于千百年后，继承圣人的道统，很是超卓不凡。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柳宗元并不足以和韩愈相比，但他的文章终于能配同韩愈并传，也是位值得敬畏的文豪。韩愈曾对人讲过写作文章的问题，说要如此如此，柳宗元也说过要如此如此。我怀疑两人只是给人讲了语言表现方面的问题，而写作文章的本意，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就够了。孟子说：“君子钻研学问求得高深的造诣，要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心得，就能安心牢固地保有它而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就能积蓄得深；积蓄得深，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孟子所说的这些，不只是用于写文章方面，但也可借以说明写文章的根本道理。
况且所谓文章，无非是务必要做到对社会有益罢了；所说的语言表现，就好像器物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精巧而华丽，不一定就适用；如果适用，也不一定就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根本，以雕刻绘画作为外表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称其为器物了。不修饰它的外表，也能像不适用一样，不称其为器物吗？肯定不是的。然而外表修饰也不能不讲，只是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了。
我学文章的时间很久了，时常拿这种观点来指导自己自修。目前正在想把自修所得写出来传给别人，至于拿文章中所说的试用到实际事业中去，那还需要等待时间。我对文章所持的看法，以及我所写的作品究竟对不对，自己还未能确定。您是一位正直的人，不是曲从别人所好的人。愿使我对于对错能够有确定的认识。
版本二：
我曾认为：所谓“文”，不过是礼乐教化与治国理政的体现罢了。文字书写于简册而传之于人，大体上只是归于实用而已。至于说“言语如果没有文采，就不能传播久远”，这种说法只不过强调“文辞不可废弃”而已，并非圣人写作文章的根本用意。
自从孔子去世很久以后，韩愈出现，在千百年后遥望圣人之道，确实卓然独立。只有柳宗元的名声能与韩愈并列，但柳宗元其实比不上韩愈；然而他的文章最终还是与韩愈并传于世，也确实是令人敬畏的豪杰之士了。韩愈曾对人谈过关于“文”的看法，说这样那样；柳宗元也说这样那样。我怀疑这两位先生，只是告诉别人有关文辞方面的东西罢了。至于写作文章的根本本意，恐怕并不止于此。孟子说：“君子追求的是自己真正领悟的道理。自己真正领悟了，就能安于其道；安于其道，就能积累深厚；积累深厚，就能在左右处处遇到源头活水。”我认为孟子所说的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修养德行，也可以借用来说明写作文章的根本本意。
而且所谓“文”，务必要对世间有所补益罢了；所谓“辞”，就像器物上的雕刻与绘画一样。即使精巧华美，也不一定实用；即使实用，也不一定非要精巧华美。总之，应以“实用”为根本，而把雕饰绘彩当作外在的装饰罢了。如果器物不实用，那就不能算是器物；但如果完全不加装饰，难道就和实用的器物一样了吗？也不是。然而装饰终究不是首要的，只要不把它放在首位，就可以了。
我学习写作文章已经很久了，多次秉持这种观点来自我修治。现在想把它写在简册上传给他人，至于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则还需要等待时机。我的这种主张是对是错？目前还不能自我确定。您是一位正直的人，不会迎合偏爱之人，现在我抄录杂文十篇呈献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使我的是非观念能够有明确的定论。
以上为【上人书】的翻译。
注释
尝：曾经。
礼教治政：教化与政治。
书诸策：记录在史册之上。
传之人：史册复又流传于人。
归然：归结，归宿。指“文”不过是“礼教治政”的结果的最终记录。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
“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句：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辞之不可以已也：语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乎！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已，废除、废置。此谓言辞是不可以不讲究的。
圣人：指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8年）。
作：兴起，出现。
孔子之死久：指孔子死后到唐宋时代这段时间，历经很久。若是算到韩愈之时，有一千二百馀年。
韩子：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德宗贞元八年进士。历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卒，谥曰文。《旧唐书》、《新唐书》有传。他是中唐散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望：本指仰望、追慕。这里指继承。
子厚：柳宗元的字。
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
语人文：告诉他人作文之法。语，告诉。韩愈之《答李翊书》《答崔立之书》，皆伦作文之道。所谓“文以载道”、“文从字顺”，都见于此。
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
不如是其已也：并非仅仅如此。
“孟子曰”数句：见于《孟子·离娄下》。杨伯峻注译云：“君子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
非直施于文：不止适用于作文。
托：借。
器：器皿。
刻镂：刻画，镂空。
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
未可已：不可以废弃。
勿先之：不要将“容”置于“适用”之前。
数挟：常常抱持。
自治：自己约束自己。
阿：阿谀、奉承。
执事：本指呈书的对象的办事人员。故人不便直呼对方姓名，而用“执事”表示尊崇。下文的“左右”，用法和含义相同。
杂文：书、序、原、说一类文章。
1. 上人书：致某位受尊敬者（“上人”）的书信。“上人”为敬称，指德高望重之人。
2. 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文章的本质就是礼乐教化与国家治理的体现。
3. 书诸策而传之人：书写在竹简或册页上并传给他人。
4. 大体归然而已：大体上只是归于自然、实用罢了。“然”或作“实”。
5. 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原意为语言若无文采，则难以流传。王安石对此提出质疑。
6. 韩子作：指韩愈倡导古文运动。“韩子”即韩愈。
7. 子厚：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文学家，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领袖。
8. 卒配韩以传：最终与韩愈并列而传于后世。
9.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出自《孟子·离娄下》，强调内在体悟的重要性。
10. 某：作者自称，相当于“我”。执事：对对方的敬称，意为“您”。
以上为【上人书】的注释。
评析
王安石这篇《上人书》，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中把文和辞分开来讲，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篇章之美。作者的本意在于明道，而所谓道，则是可以施之于实用的经世之学。既然文以实用为主，因此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他明确指出必须重视内容。他认为古文家虽然夸谈文以明道，但其真实的的心得，则在文不在道。
《上人书》是王安石写给某位尊长或师友的一封论说性书信，旨在阐述他对“文”与“辞”的根本看法，并请求对方批评指正。全文围绕“文以适用为本”的核心思想展开，批判了当时重文辞、轻实用的文风，强调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有补于世”，即服务于礼教与治政。王安石将“文”视为政治与道德的工具，而非纯粹的艺术表达，体现了他作为政治改革家的务实精神。
文中引用韩愈、柳宗元、孟子等前贤言论，既表现出对古人的尊重，又暗含对其“重辞”倾向的批评。尤其通过对比韩、柳之“语辞”与孟子之“自得”，凸显出王安石更推崇内在修养与根本道理的获得。他主张“适用为本，辞为末”，将文辞比作器物之装饰，虽不可无，但不可先。这种观点与其后来推行变法、强调实效的政治理念一脉相承。
文章结构严谨，层层递进：先立论，次引证，再设喻，最后自陈心志、求教于人，语气谦逊而不失坚定，展现了王安石作为思想家的理性深度与作为学者的谦恭态度。
以上为【上人书】的评析。
赏析
《上人书》是一篇典型的宋代论说文，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逻辑性。王安石以冷静理性的笔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文学功能的根本理解——“文以载道”且“务为有补于世”。这一观点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反对六朝以来浮华绮靡的文风，也不同于韩柳虽倡古文却仍重文采的倾向。
文章开篇即提出“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将文学直接纳入政治伦理体系，赋予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接着通过对“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反思，指出世人过于重视文辞之美，而忽略了作文的本意在于“适用”。这种批判具有现实针对性，反映了北宋中期士大夫力图整顿文风、回归儒学本真的思潮。
王安石巧妙运用比喻：“辞犹器之刻镂绘画”，形象地说明文辞与内容的关系——装饰可增美观，但不能替代实用功能。这一比喻简洁深刻，成为后世评价文章价值的重要尺度。
结尾部分，作者自述“数挟此说以自治”，并献文求教，表现出一种开放而审慎的学术态度。尽管自信于理论建构，但仍愿接受检验，体现出真正的学者风范。整篇文章语言质朴有力，逻辑严密，无雕琢之痕，正与其“适用为本”的主张相契合，堪称“以文践行”的典范。
以上为【上人书】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王安石文：“安石以经济气节自负，其文章亦劲峭严整，不屑雕章琢句。”此书正可见其“不屑雕琢”而重义理之风。
2. 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评：“此书论作文本意，根于孟子‘自得’之说，立意高远，非徒尚文辞者所能及。”
3.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引评：“荆公此论，专主适用，盖其平生经济之学所发也。观此文可知其变法之志，早寓于文论之中。”
4. 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云：“王介甫谓‘文者礼教治政’，此说得其大体。彼溺于词章者，乌足语此？”
5. 近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评：“王安石论文，以‘有补于世’为宗旨，实开宋代理学家‘文以载道’之先声。”
以上为【上人书】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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