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土，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独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翻译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头致意：收到你关于谈论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说你的意见全都写到《与刘秀才书》中了，到今天我才见到信稿，读后内心很不痛快，因为许多说法与退之往年议论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中说的那样，那么退之在史馆一天也不应该呆下去，从哪里能探测出宰相的用意，认为他是随便用史官的头衔来给一个韩退之增添荣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么能白白地领受宰相给你的荣耀，而在史馆里挂一个空名、接近机要地方、享受俸禄、使唤掌握文史资料的官员、利用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来供给子弟们作费用呢？古代有志于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不像这样。
况且退之还认为记录史事的人会受到惩罚、遭到天祸，因而想避开，不愿担任史官职务，这尤其不对。史官只是用善、恶等名称来褒扬或贬斥人，尚且恐惧不敢做；假使让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赞扬人、贬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败就会更加明显，应该更加使人感到恐惧。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御史台的府署，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上朝时呼呼“万岁”就算了吗？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担任宰相，掌握官员们的生死命运，和决定他们调进调出、升级降职的大权，那树敌就更多了，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政事堂，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只是在宫内和朝堂上呼呼“万岁”就算了吗？那与不做修史的工作却享受史官称号的荣誉、领受史官的俸禄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又说：“做史官没有人为的祸患，就有上天来惩罚。”如果把从前古代修史的人受到惩罚说成是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很糊涂的。凡是在一定职位上的人，就要想到担任这个职务应该坚持的正确原则。如果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死也不能违背；如果要违背的话，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被困在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国，是因为当时政治昏暗，诸侯们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没有得到被人重用的机会就死了，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也会得不到被人重用的机会而死去。像周公、史佚，虽然记录史事，还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机会，而且地位显贵。这又证明，不能说写《春秋》连累了孔子的命运。范哗参与叛乱，即使不修史书，他的宗族也会被杀尽。司马迁触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约束他手下的人，崔浩卖弄他的正直而与凶残的鲜卑贵族相斗，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为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没有著史书也瞎了眼睛。不能用这些例子来作为鉴戒。其他史官遇祸的情形都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退之应该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吓自己。退之应该害怕的只是在于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没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祸不是你应该害怕的东西。
你所说的两百年来文臣武将有很多，的确是这样的。现在退之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们的事迹写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这样说，以后继任史官的人也像你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一个人，那最后谁能作纪作传、编出史书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你的同事、后来继任史官的人，也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那史实也许就不会失传，终于能把它写清楚了。不这样的话，就只是相信人们的口头传说，而传闻又常常说法不一，日子越久，那你所说的顶天立地的杰出人物的事迹一定会沉没无闻，而且杂乱无章，叫人无从考查，这不是有抱负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负的话，哪会要等到别人督促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史官的职责呢？
再说，凡是鬼神一类的事情，本来是荒诞不经，渺茫得很，没有什么定准，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谈这些的，像退之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怕这些东西。如今像退之这样有学问、像退之这样会写文章、像退之这样好发议论、像退之这样自己认为刚强激昂，还说出像这样的话，那编写大唐史书的事不就终于没有人可以托付了吗？英明的天子和贤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这样会修史书的人才，却又不能达到编出史书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应该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马上做起来；如果终究感到恐惧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内就可辞职离开，又为什么要说将要考虑考虑呢？如今应当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却又引诱史馆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这真是太糊涂了。没有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那实在困难啊！
版本二：
正月二十一日，我柳宗元叩首敬致十八丈退之先生侍者之前：收到您谈论史官职责的信，说已备好《与刘秀才书》，直到今日才见到书稿原文，我内心十分不悦，因为您与我往年所论史事的观点大相径庭。
若如您信中所说，认为您不该一日留居史馆之中，难道是揣测宰相心意，以为不过是想借修史来荣耀一个韩退之吗？如果真是如此，那韩退之岂能安然接受宰相的恩宠，冒名占据史官之位，身处亲近机要之地，享受俸禄供养，役使掌故人员，利用纸笔写私人书信，还拿去补贴子弟费用？古代有志于道的人，是不会这样行事的。
而且您认为担任史官记录史事会招来刑罚灾祸，因而回避不肯就任，这更是错误。史官以名义进行褒贬，尚且畏惧不敢为之；倘若退之您做了御史中丞或大夫，对人物的褒贬、成败影响更大，理应更加恐惧才是——那么您是否就该洋洋得意地进入御史台府，只知饱食终日、安坐不动，在朝廷上呼朋引伴、耀武扬威就算了呢？身为御史尚且如此，假使您当了宰相，掌握生杀予夺之权，升降天下士人的地位，树敌更多，难道也只是洋洋得意地出入政事堂，饱食安坐，在宫廷内外吆喝行走就算尽责了吗？这和不去做史官却贪图其名号俸禄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您又说：“不做史官，不是遭人祸，就是受天刑。”若以此归罪于前代史官，那就太令人困惑了。凡居其位者，都应力求正直其道。只要道义所在，即使面临死亡也不应退缩；若不能坚持正道，不如及早辞去职位。孔子在鲁、卫、陈、宋、蔡、齐、楚诸国辗转困顿，是因为当时世道昏暗，诸侯不能实行他的主张。他不得志而终，并非因为写了《春秋》所致。即使当时不作《春秋》，孔子仍会不得志而死。至于周公、史佚，虽从事记言录事之职，却因机遇得志而显达。也不能因此就把《春秋》视为孔子的累赘。范晔悖逆作乱，即使不曾修史，其家族也难免覆灭；司马迁触怒天子喜怒，班固管教下属不严，崔浩以耿直自矜却与暴虏争斗，都不合乎中庸之道。左丘明因病失明，纯属不幸；子夏并非史官也双目失明，不可据此作为戒惧之例。其余情况皆不出此类。因此，退之您应当恪守中道，不忘正直，不必因其他事而自我惊恐。您真正的忧虑，应在于不能持守正直、不合中道，至于刑罚灾祸，本不值得畏惧。
凡是谈及近二百年来的文臣武将，确实有很多值得记载之人。如今退之您却说：“我一人之力，怎能明察一切？”那么同僚也这样说，后来继任者也这样说，人人都推说自己力量有限，最终又有谁能完成纪传之责呢？如果退之您能根据自己所知所闻，勤勉不懈，同僚以及后来者也都各自根据所知所闻孜孜不倦地记录，或许还能延续史统，最终使历史得以昭明。否则，仅凭口头传言，说法每每不同，时间越久，那些原本光辉照耀天地的人物事迹，必定沉沦湮没，混乱不堪，无从考证——这绝非有志之士所能容忍的放任行为。真正有志于史者，岂能非要等到他人督促逼迫才履行官职责任？
再说鬼神之事，虚渺荒诞，无法确证，明智之人本不应谈论。可像退之您这样聪慧之人，尚且对此心怀畏惧。如今学问如您、文辞如您、喜好议论如您、慷慨自许正直刚强如您者，尚且如此退缩，那么唐代的史书记述，难道终究无人可以托付了吗！当今圣明天子、贤能宰相拥有如此史才，却又终不能成就其事，实在令人痛惜啊！退之您应当重新思考，若可为则速速为之；若终究因恐惧而不敢担当，那不如早日引身而去，又何必说什么“正在考虑”呢？现在本该做的事不去做，反而劝诱史馆中的他人和后辈去做，这是极大的迷惑。自己不努力却想推动别人，岂不是难上加难！
以上为【与韩愈论史官书】的翻译。
注释
某顿句：顿首，原指以头叩地而拜，属九拜之一。见《周礼·春官·大祝》。后来常把此词用于书信的首或尾，表示谦敬。十八丈：韩愈排行十八，其兄韩会与柳宗元父为友，故柳宗元视韩愈为氐辈。侍者：犹言左右，古人写信时，对尊者常不直指，便用委婉语词如侍者、左右、执事等，以表谦敬。
获书言史事：指韩愈给柳宗元的信中提到论史官的事。
具：原指陈述，此处引申为写在。刘秀才：即刘轲，字希仁，曲江人。
私心：私下。
馆下：指史馆。
安有二句：意谓韩愈怎么能猜测宰相之意，认为宰相出于同情心理，随便给他一个史官之职，以使其荣耀荣耀？探：猜测。苟：随便。
若果尔：如果宰相真的那样想的话。
冒：假充。
密地：机密地方，指史馆。
掌故：汉代官名，掌礼乐制度等故事。
利纸笔：贪图纸笔之便利。为私书：写自己的文章。
设使六句：假如你担任了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那么褒贬升降官员就越发明显，你应该是更感到恐惧，又怎能满有把握入于御史台，美食安坐，在朝堂上无任何顾忌地奏事呢？假使：假如。御史中丞大夫：即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御史大夫（正三品），御史台官名，执掌监察肃政。扬扬：得意的样子。台府：即御史台，又称宪台，肃政台，为政府的监察机构。
政事堂：唐代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唐代初期，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武则天时，裴炎将议事堂迁于中书省。开元时，张说为宰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
内庭：宫禁之内。也作“内廷”。外衢（qú）：大道。
何以二句：怎么能把你和那些不修史而贪图名利的人区别开来呢？
罪：怪罪。
回：曲，引申为改变。
莫若句：意谓不如早早离开那个位置。
孔子三句：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方略，屡不见用。只好回到鲁国，作《春秋》。以：用，使用。
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封于鲁。因其曾祖太王所居周地（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为采邑，故称周公。曾辅佐成王。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都是周公制订的。史佚：周初的史官。佚，一作“逸”。
范晔：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曾任尚书吏部郎。博涉经史，删定自《东观汉记》以下诸书，撰成《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因参与孔熙先谋立义康，事泄被杀。四子一弟，同死于市。
司马迁句：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汉武帝认为是有意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且为变节者开脱罪责，将司马迁处以宫刑。
班固：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初，因续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下狱。弟超上书力辩，获释。后召为兰台令史（掌书奏），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续其父所著书，积二十余年，修成《汉书》。永元元年，随大将军窦宪击匈奴，为中护军。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也因事被洛阳令种兢逮捕，死于狱中。检下：约束谦让。
崔浩：北魏清河东武城人，字伯渊，小名桃简。太宗初拜博士祭酒，累官至司徒，仕魏三世，军国大计。多所参与。浩工书，通经史，作国书三十卷，为鲜卑诸大臣所忌。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矫诬罪诛死，并灭族。沽（gū）其直：即沽直，意谓在人前言己行止正直而洁求声名。暴虏：谓邪恶势力。
子夏句：意谓子夏没有任史官但也失明。
所云若是：都这样说。
卒：最终，到底。
磊磊：胸次分明。轩天地：气概不凡顶天立地。
恣（zì）：昕之任之。
行行：刚强。
1. 某顿首：自称谦辞，“某”为柳宗元自指，“顿首”即叩头行礼，表示恭敬。
2. 十八丈退之：称韩愈为“退之”，“十八丈”可能是排行或尊称，唐代常以行第加称谓称呼友人。
3. 馆下：指史馆，唐代设史馆修撰国史，韩愈时任史官。
4. 探宰相意：揣摩宰相心思，暗指韩愈怀疑修史是宰相为抬举自己而设。
5. 掌故：掌管典章故事的低级官吏，此处指史馆中供驱使的助手。
6. 利纸笔为私书：利用官方资源（纸笔）办理私事，属滥用职权。
7. 中丞大夫：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均为监察官员，负责弹劾、褒贬人物。
8. 政事堂：唐代宰相议政之所，后称中书门下。
9. 《春秋》为孔子累：指有人认为孔子作《春秋》导致其困厄，柳宗元驳斥此说。
10. 范晔悖乱……崔浩沽其直：列举历代史家遭遇，说明祸患多源于自身行为失当，而非修史本身。
以上为【与韩愈论史官书】的注释。
评析
《与韩愈论史官书》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本文是柳宗元针对韩愈《与刘秀才书》中推辞史官职务、畏惧修史招祸的言论所作的驳议。全文围绕“史官职责”展开，层层推进，逻辑严密，语言犀利，充满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柳宗元批评韩愈以“惧祸”为由拒绝修史，实为借口，指出真正的士人应“思直其道”，宁死不屈，而非畏首畏尾。他通过类比推理，质问若依此逻辑，御史、宰相更应恐惧避让，讽刺其立场矛盾。同时，柳宗元强调历史记录的重要性，担忧若人人推诿，则“磊磊轩天地”之人事终将湮灭，表达出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文章不仅是一封私人书信，更是一篇关于知识分子责任与勇气的思想宣言，体现了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对“道”的坚守。
以上为【与韩愈论史官书】的评析。
赏析
本文为典型的论辩体书信，结构严谨，气势充沛，具有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道德感召力。开篇直陈“私心甚不喜”，开门见山，毫不掩饰异议，显示出朋友之间坦诚直言的态度。接着以反问句式连环发难，如“安有探宰相意”“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语气峻切，步步紧逼，揭示韩愈心理矛盾。文中运用多重类比：由史官至御史，再至宰相，层层递进，指出若因惧祸而辞职，则高官皆不可为，逻辑严密，极具说服力。尤其“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一句，形象刻画出尸位素餐之态，讽刺入骨。
柳宗元并不否定风险存在，但他强调士人应有的担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将儒家“杀身成仁”的精神注入史官伦理之中。他对历史传承的焦虑尤为深刻——“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表现出对文化记忆断裂的深切忧惧。结尾处由责人转而忧国：“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情感升华，悲慨深沉。全篇融理性辨析与情感激荡于一体，既是思想交锋，亦是精神呼唤，堪称唐代散文中最具思想深度的书札之一。
以上为【与韩愈论史官书】的赏析。
辑评
南宋
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上：亦是攻击辨诘体，颇似退之《谏臣论》。
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盖正论也。
楼昉《崇古文诀》卷十三：掊击辨难之体，沈著痛快！可以想见其人。
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二：辩难攻击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书文公不复辩亦理胜也。
明代
董其昌《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昌黎如何人物，书中可见，而有时乎为利害所惑，则河东之辨驳，不能已耳。古人相知之深，洵未尝避其所讳。
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柳文精选》：史官不任史事，亦古今通例，但非所望于志古人之道者，是责韩退之，非责史官也。乃退之仍以史官自例，迁遁其辞，子厚亦逐节辨驳，而以“不为则当去”一句，为扼其要言，不复可动。譬之用兵，有直捣其巢，有随地转战，有截塞其奔逸之路，攻击之法，可云备矣。
清代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二：句句雷霆，字字风霜。柳州人物高出昌黎上一等，于此书可见。
邱维屏《文章轨范》：如此辨论，乃极精极强，无一字放空处。然在辨论家，要看他有体度处，不似世人逼窄。有斗口景状；文章家，要看他在事理情中，转换出收纵紧缓来，非凿空硬顿放，不中听者心解。
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柳柳州集》卷一：篇中一起，总驳韩书之非。下分段备细痛责，一段责其避人祸，不肯作史；一段责其避天刑，不肯作史；一段责其推委同列，不肯作史；一段责其惑信鬼神，不肯作史；一段责其下负所学，上负君相，不肯作史。末幅一收，作三段看，一段勉励之，一段激发之，一段切责之，皆是疾风骤雨之文，劈头劈脸而来，令人不可躲避，又是一种笔法。
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凡在史馆，未必人人作史。但史才难得，以韩退之而不为史，谁当为着？玩其《与刘秀才书》，言史不易作之意，虽未尽非，至于人祸、天刑为惧则不可训。刊、樵云：“为史官者，明不顾刑辟，幽不见神怪，若梗避於其间，其书可烧也。”此数语方是正论。柳州孥定不作史不宜居馆下一句作主，而以人祸天刑细细翻驳，复为作史设策於不易作中，寻出庶几可作之法。末以退之自诿，为唐史之虑。且为天子宰相痛惜，正所以深惜退之也。笔力奇横极矣。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评语卷八：“韩、柳相攻，如春秋时晋楚交兵，信勃敌也。此则韩屈于柳矣。亦师直为壮曲为老之故欤！
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五十二：据原书条驳，以错举为结构，每一屈笔，力如拗铁，锋不可犯，此等文非取原书对观，惘惘猜论，安得有合处。
爱新觉罗·弘历《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四：词极雄辨，理甚坚正。
近代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与韩愈论史官书》词意严切，文亦仿佛退之。此为子厚与书类中之第一篇。退之《答刘秀才书》，言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柳州则以为退之身兼史职，既畏刑祸，则不宜领职。故辟头说破，如退之言“不宜一El在馆下”，更举一个“道”字，即紧对“荣，字说。说得史职非荣，所重在有道之褒贬。退之以道自任，乃畏刑祸而不为，直说得无言可对矣。其下推进一层，言史官且惧祸，若为御史中丞大夫，更当闭口不言。又推进一层，言宰相为主生杀，更当不敢为言。然则但“荣其号，利其禄”而已，“荣利”二字，实为“道”字之反证。以下复将“道”字演说，皆有道者不畏刑祸之意。引孔子、周公、史佚，及作史诸人之不幸，然亦不尽由作史之得祸。综言之，恃直恃道，则一无所恐。不惟斥驳退之，语中亦含推崇与慰勉二意。后幅将“恐”字遏下，言恐刑祸者，非明人。而学如退之，议论之美如退之，生平秉直如退之，似必不惧，乃仍惧而不为，则《唐史》将何望？抬高退之，不遗余力，亦见得朋友相知之深，故责望如此。文逐层翻驳，正气凛然。
1. 《旧唐书·柳宗元传》：“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可见其文才早著，议论宏深为人所重。
2. 《新唐书·文艺传》评柳文：“俊杰廉悍，义不苟容，小摧抑，旷然不闷。”此信正体现其“义不苟容”之风骨。
3. 韩愈《答柳柳州食虾蟆》诗中有“嗟我亦拙谋，致穷今似尔”之句，反映二人虽有分歧，仍保持友谊，可知此书并未伤情谊，唯论道而已。
4. 宋代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中强调“修史当直笔”，与柳宗元“思直其道”之说遥相呼应，可见其影响深远。
5.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此文：“词严义正，真足以砥砺颓俗。”肯定其道德力量。
6. 清代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称：“子厚此书，侃侃千言，直欲唤醒退之迷梦，其忠厚悱恻，非徒角胜而已。”指出其用心良苦。
7.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云：“能具古人之忠直者，而后可以言史。”与柳宗元“不忘其直”之论契合。
8. 近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评曰：“宗元之文，精裁密致，条理井然，此书尤见其逻辑之力。”
9. 当代学者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韩柳于史职各有见解，柳主积极有为，韩则审慎避祸，反映两人性格差异。”
1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评《柳河东集》：“议论明晰，笔力矫健，实足阐发儒理。”此书正是典型例证。
以上为【与韩愈论史官书】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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