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翻译
信中又说:“先生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也只是一件事。若说宁可不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培养本源,这就分开成为两件事了。’我认为当感到精力衰弱,不能做完事的,即是良知;宁可不做事,也要去修养本心,即是致良知。怎么却成了两件事呢?如果有突发事情,就不能不处理,就算是精力衰竭,稍鼓劲也能坚持下来,由此可知,意志还是统领着气力的。然而此时的言语行动终究有气无力,事情做完了就疲惫已极,这不几乎等于是在滥用气力吗?此间轻重缓急,良知固然不会不明白,但是有时迫于形势紧急,岂能顾及精力呢?有时筋疲力尽,又岂能顾及形势呢?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我当初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的初衷,是针对初学者的,对他们这样说也不能说没有好处。但把做事情和存养本性分成两件事来看,就有问题了。孟子说“必有事焉”,是说君子之学终身就是“集义”这一件事。义就是宜,心做到了宜那就是义。能致良知那么心就能感到宜,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酬酢万变,当做就做,当止就止,当生就生,当死就死,期间的斟酌调度,无非是得到真知,以求意诚心安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勉强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都不是致良知。而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所以增益其所不能”的人,均是为了致良知。如果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也是因为先存了个功利心,计较成败得失,尔后做出的爱憎取舍,是把处理事情当成了一件事,而把存养本性又当成了另一件事,这就是有了重视本心而忽视做事的心态,就是把才智用到私欲上了,就是把义看做外在的东西,便会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心安意诚的功夫了。你所说的“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以及“迫于事势,困于精力”,都是把处理事情和存养本性当做两个事儿了,因此,才有这样的结果。凡是做学问的功夫,精一就是真诚,一分为二就会虚伪。这都是因为致良知的心还缺乏真诚确切。《大学》中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有谁讨厌恶臭、喜欢美色还需要鼓舞振作的?有谁这些事情做完后疲惫不堪吗?又有谁迫于形势、没精力趋避而做的吗?由此可知病根从何而来了。
版本二:
来信又说:“先生您曾讲:‘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始终只是这一件事。如果说宁可事情办不成,也不能不加以修养培养,那就把学问和做事分成了两件事了。’我私下以为,当感到精力衰弱、无法完成事务时,这种觉察本身就是良知;此时宁可暂且放下事务,先去修养调养身心,这正是致知的功夫。为什么这就成了两件事呢?倘若突然有事变发生,情势所迫不得不处理,而虽然精力已衰,但稍加振作也能勉强支撑,那么用意志去统率气力是可以做到的。然而言行终究缺乏气力,事情办完后极度疲惫,岂不是过度耗损了气血吗?这其中的轻重缓急,良知本来并非不知晓,但有时被事势所逼,怎能顾及精力?有时被体力所限,又怎能顾及事势?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我对“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这句话的意思,原本是针对初学者这样说,也不无益处。但如果真的把“做事”和“修养”看成两件事,就会产生问题。孟子说“必有事焉”,意思是君子做学问,终身只做一件事——就是“集义”。所谓“义”,就是适宜,心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就是义。能致良知,则心自然得其宜,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应对千变万化,该行动就行动,该停止就停止,该生则生,该死则死,斟酌调节,无非都是为了致其良知,以求内心满足罢了。因此《中庸》说“君子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去做事”,“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凡是谋求自己能力达不到的事,强求自己智力不能胜任的务,都不算是真正的致良知。而那些“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使身体困乏,行为受挫混乱,触动心志、磨炼性情以增强自己所不具备的能力”的经历,其实也都是为了致良知的方法。如果说“宁可事情办不成,也不能不修养”,这其实是心中先存了功利之念,计较成败得失,在其中权衡取舍,于是把“办事”当作一件独立的事,把“修养”又当作另一件事,这就有了重内轻外的分别心,属于“自私用智”,落入了“义外”的误区,也就犯了孟子所说的“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不再是通过致良知来追求内心自足的真正功夫了。你所说的“稍加鼓舞才能支持,事情一结束就疲惫不堪”,以及“被事势所迫,被精力所困”,都是因为把两者当成两件事来看待,才会出现这些问题。凡是做学问的功夫,专一便是真诚,不专一便是虚伪。所有这些困惑,都源于致良知的心意还不够真诚、纯粹、切实。《大学》说:“所谓诚意,就像厌恶恶臭那样自然,喜爱美色那样直接,这就叫内心的满足。”你见过谁在厌恶恶臭或喜爱美色时,还需要鼓劲支撑的吗?你见过谁在这种自然反应之后精疲力尽的吗?你见过谁会因事势紧迫或体力不足而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吗?由此便可明白病根从何而来。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欧阳崇一 · 三】的翻译。
注释
持志以帅气,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中庸》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论语·宪问》第二十八章:“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孟子·告子下》第十五章:“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大学》第六章。
1 “来书又云”:指欧阳崇一写给王阳明的另一封信中的内容,此为书信体问答形式。
2 “为学终身只是一事”:意谓求学修身的根本目标只有一个,即致良知,贯穿终生。
3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宁愿事情不做,也不能不进行道德修养。王阳明认为此语易导致将“做事”与“修养”分为两事。
4 “孟子言‘必有事焉’”: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指修养功夫须持续不断,不可间断。
5 “集义”:积累合乎道义的行为,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由平日“集义”所生。
6 “义者,宜也”:经典训诂,“义”即适宜、恰当,合乎情境之理。
7 “自慊”:自我满足,内心无愧,源自《大学》《中庸》对“诚”的描述。
8 “素其位而行”:出自《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意为安守本分,不越职妄为。
9 “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语出《孟子·告子下》,形容逆境锻炼人格的过程。
10 “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出自《大学》第八章,比喻诚意应当发自内心、毫无勉强。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欧阳崇一 · 三】的注释。
评析
本段出自《传习录·卷中·答欧阳崇一》,是王阳明针对弟子欧阳崇一关于“为学与应事是否可分”的疑问所作的回答。欧阳崇一提出一个现实困境:当精力衰弱时,是否应优先修养自身而非勉强成事?他认为“宁不了事,且加休养”也是致知的一部分,不应视为与“做事”对立。王阳明则指出,这种看法虽出于善意,实则已将“修养”与“行事”割裂为二,违背了“致良知”一贯不分内外的根本原则。他强调,真正的致良知是贯穿一切动静语默、日用常行的整体功夫,无论行止坐卧、应事接物,皆是良知发用流行的过程。若刻意区分“了事”与“培养”,便落入功利计算之中,成为“自私用智”,反而失去了良知本体的自然流行。文章层层推进,引经据典,最终归结于“诚意”与“自慊”的儒家核心理念,体现出阳明心学“知行合一”“心即理”的根本立场。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欧阳崇一 · 三】的评析。
赏析
本文展现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高度统一性和实践性。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割裂,尤其警惕将“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务”对立起来的做法。在他看来,良知不仅是静处省察的工夫,更是应事接物时的当下判断与自然流露。因此,“致良知”不是脱离现实的冥想,也不是等待条件完备后的准备阶段,而是贯穿于每一件具体事务中的真实践履。文中引用《孟子》“必有事焉”与《大学》“诚意”说,构建了一个由心达身、由内及外的完整修养体系。特别精彩的是结尾处以“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作比,形象揭示了“诚意”应有的自然状态——无需鼓劲、无需坚持、无需挣扎,一旦良知真切,行为便如本能般流畅。这种将道德实践还原为生命本然节奏的思想,极大提升了儒学的内在动力与精神自由度。全文逻辑严密,语言峻切,既有哲学深度,又具现实关怀,堪称阳明晚年成熟思想的代表之作。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欧阳崇一 · 三】的赏析。
辑评
1 《明史·王守仁传》:“守仁天姿异敏……以直节著。既倡‘致良知’之说,四方学者翕然宗之。”
2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先生以圣人之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千变万化,皆从此出。故曰‘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集义即是致良知。”
3 刘宗周《人谱·证人要旨》:“王阳明言致良知,最为直捷,然世人往往视为虚见,不知其实在日用之间,酬酢万变而不爽毫发。”
4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师每接学者,必令反之身心,验之行事,曰:‘此是真知否?’盖恐人徒资讲说,而不务实体也。”
5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王阳明强调良知的当下呈现与全体贯通,反对将工夫分为内外、动静、知行,体现了心学彻底的一元论立场。”
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王守仁把‘义’解释为‘宜’,从而把道德原则归结为具体情境中的恰当行为,这是对儒家伦理的重大发展。”
7 杜维明《阳明心学的现代意义》:“‘致良知’不是逃避现实的修养,而是在复杂现实中保持清醒与自主的精神实践。”
8 耿宁(Iso Kern)《心的现象》:“王阳明的良知既是认知又是意志,既是判断又是行动,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结构’。”
9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真知必能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说实补朱子知先行后之偏。”
10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打破了士人将学问与事功分离的传统格局,提倡一种全面投入世界的道德主体性。”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欧阳崇一 · 三】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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