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翻译
信中说：“先生说：‘《易传·系辞》中讲的何思何虑，它是指所思虑的仅是天理，此外别无他虑，并不是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即天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的功夫虽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他的本体，并不是靠私意去安排思考一个什么出来。若去安排思考，也就是自私弄智了。’学者的弊病，大多不是空守沉寂，就是私意揣度刻意安排思索。我在辛已到壬午年间犯前一个毛病，最近又犯后一个毛病。但是思索也是良知的运用，它和私意揣度刻意安排有什么区别呢？恐怕我认了贼作子，还迷惑而不自知。”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考怎么少得了呢？空守沉寂与安排思索都属于自私用智，这也是丧失良知。良知是天理昭然灵觉之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是良知的运用。如果是良知发挥运用之思，则所思的就是天理。良知发挥运用之思，自然明白简单，良知也自然能认识。如果是私意安排之思，自然思绪万千，纷纭繁扰，但良知也自然能分辨。大凡思索的是非邪正，良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会出现认贼作子的情况，正是因为致知之学术还没完全明白，不知道应该在良知上体察认知罢了。
版本二：
来信中说：“先生您曾讲：《易传·系辞》中所说的‘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的只是天理，再没有别的思虑，并不是说完全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还有什么可以刻意去思虑的呢？学者用功，虽然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心的本体，并非用私意去安排、思索而造作出一个道理来。如果刻意去安排思索，那就是自私用智了。”学生的弊病，大致不是陷入虚无寂灭，就是落入刻意安排思索。我在辛壬年间曾犯前一种毛病，近来又犯了后一种毛病。然而，思索也是良知的发用，它与出于私意的安排思索，到底有什么区别？恐怕会误把贼当作儿子，迷惑而不自知啊。”
“思考称为睿智，睿智能成就圣人。”“心的功能在于思考，思考就能有所得。”思考难道是可以缺少的吗？沉空守寂与刻意安排思索，其实都是自私用智的表现，二者都同样会导致丧失良知。良知是天理昭明显著、灵明觉知之处，因此良知即是天理。思考是良知的发用表现。如果是从良知自然发出的思，那么所思所想无不是天理。这种由良知发动的思考，自然明白简易，良知自身也能清楚地觉察。如果是出于私意刻意安排的思考，则必然纷繁杂乱、劳神扰心，良知也自然能够分辨出来。因为思想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能自我觉知的。之所以会“认贼作子”，正是因为“致知”的学问不明，不懂得在良知本身上去体察认识罢了。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欧阳崇一 · 二】的翻译。
注释
辛壬，正德十六年壬己年至嘉靖元年辛午念（1521—1522）。
《尚书·洪范》：“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硋，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孟子·告子上》第十五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1 “《系》言‘何思何虑’”：指《周易·系辞下》：“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王阳明认为此句并非主张绝对无思，而是说思虑皆归于天理，无杂念私意。
2 心之本体即是天理：王阳明心学基本命题，认为人心的本来状态即是天理流行，无需外求。
3 复他本体：恢复心的本然状态，即去除私欲遮蔽，使良知显现。
4 私意去安排思索：指凭个人私心、智巧刻意构造道理，违背自然本心。
5 自私用智：滥用聪明才智以满足私欲，偏离天理，是阳明批评的修养误区。
6 沉空守寂：指禅家或枯坐静修、脱离实践的倾向，阳明认为此亦失却良知活泼之用。
7 德辛壬之岁：欧阳崇一自称，约在明武宗正德六年（辛未，1511）至七年（壬申，1512）间，他曾偏于静坐忘世。
8 “思曰睿，睿作圣”：出自《尚书·洪范》，意为思考达到精深即为睿智，睿智能通达圣境。
9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出自《孟子·告子上》，强调心以思为职能，通过思考可得道义。
10 认贼作子：比喻误将有害之物当作有益之物，此处指把私意安排误认为良知发用。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欧阳崇一 · 二】的注释。
评析
本文节选自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欧阳崇一》，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阐述之一。文章围绕“思”与“良知”的关系展开，回应弟子欧阳崇一对“何思何虑”与“思索是否为良知发用”的困惑。王阳明指出，“何思何虑”并非主张绝对无思，而是强调所思所虑应纯然出于天理，而非人为私意的造作。他区分了两种“思”：一是良知自然发用之思，纯然合于天理，明白简易；二是私意安排之思，出于个人算计，纷繁扰动。前者是致良知的体现，后者则是“自私用智”，背离本心。王阳明进一步强调，良知本身具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能自知思之正邪，关键在于是否在良知上真实体认。全文逻辑严密，语言简练，体现了阳明心学“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核心理念，对理解儒家工夫论有重要意义。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欧阳崇一 · 二】的评析。
赏析
本文是一段典型的问答体书信，结构清晰，层层推进。开篇引弟子疑问，点出修养实践中常见的两种偏差：一是“沉空守寂”，堕入虚无；二是“安排思索”，流于机巧。王阳明并未简单否定“思”，而是从“良知发用”的角度重新界定“思”的性质，体现出其心学辩证思维的特点。他既肯定“思”的必要性——引用《尚书》《孟子》经典为据，又划清“良知之思”与“私意之思”的界限，强调判断标准在于是否自然、简易、合于天理。尤为精辟的是，他提出“良知自知”的观点：良知不仅是道德本体，更是内在的判断力，能自觉分辨思之正邪。这实际上将道德主体性推向极致，形成“本体即工夫”的独特路径。语言上，多用对举句式（如“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明白简易”与“纷纭劳扰”），增强对比效果；引经据典自然贴切，融贯儒学传统与心学新解，展现了王阳明作为思想大家的深厚学养与理论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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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黄宗羲评：“阳明之学，以良知为宗，谓思虑动作，无非良知之流行。若加一毫安排，便是私意，非复本体之自然矣。”
2 《传习录集评》清代李绂云：“此条辨‘何思何虑’最精，扫尽禅家无念之说，亦防学者流入智计之私，可谓洞见症结。”
3 《王阳明全集》编者评：“此答欧阳崇一，发明思虑与良知之别，最为紧要。盖世人不察，往往以思为学，不知思有真妄，惟反求诸心而后可辨。”
4 刘宗周《人谱》称：“阳明言思属良知，非私智可比，此正继往圣绝学处。良知之思，如目之明，不待安排而自见黑白。”
5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载：“先师尝谓门人：‘思也者，良知之自动也。’故此书所答，实致知工夫吃紧处。”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欧阳崇一 · 二】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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