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翻译
徐爱问：“先儒讨论《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而史书专门记载历史事件，恐怕和其他《五经》的体例宗旨稍有出入。”
先生说：“从记事方面讲叫‘史’，从论道方面讲叫‘经’。事实是天理的表现，天理表现为事实。所以《春秋》也是经，《五经》也是史。《易》是伏羲氏时的史，《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礼》《乐》是夏、商、周三代时的史。他们记述的事相同，弘扬的道相同，哪里有所谓的不同呢？”
版本二：
徐爱说：“前代儒者论及《六经》，认为《春秋》属于史书。史书专门记载历史事件，恐怕在体例和性质上与《五经》终究略有不同。”
先生说：“从记事的角度来说叫做‘史’，从载道的角度来说叫做‘经’。事即是道，道即是事。《春秋》也是经，《五经》也是史。《易》是伏羲时代的史书，《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礼》和《乐》是夏、商、周三代的史书。它们所记载的事相同，所体现的道也相同，哪里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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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包牺氏，即伏羲。在神话中，伏羲养牺牲以足庖厨，故又有是称。
1 传习录：明代王守仁（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集，由其弟子徐爱、薛侃、钱德洪等辑录而成，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文献之一。
2 卷上·徐爱录：指《传习录》的第一部分，由徐爱整理记录，内容多为王阳明早期讲学言论。
3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王阳明最早的学生之一，被誉为“王门颜渊”，早逝，参与《传习录》初编。
4 先儒：指宋代以来的儒家学者，尤指程朱一系的理学家。
5 《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经典总称。
6 《春秋》为史：传统观点认为《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据鲁史修《春秋》，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故归入史部。
7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从事实记载角度称为“史”，从义理传达角度称为“经”。
8 事即道，道即事：王阳明心学的重要命题，强调现象与本体、经验与理性的统一，事中见理，理在事中。
9 包牺氏：即伏羲氏，传说中画八卦的始祖，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之一。
10 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儒家理想中的礼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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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段出自《传习录·卷上·徐爱录》，记录了王阳明与其弟子徐爱关于《六经》性质的对话。徐爱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春秋》为史，而其他五经为经，二者体例不同。王阳明则打破经史分立的传统界限，提出“事即道，道即事”的哲学观点，强调历史事实与道德义理的统一性。在他看来，六经皆为圣人传道之载体，无论是《春秋》还是《诗》《书》《礼》《乐》《易》，都是以具体历史事件来体现天理人道，因此经即是史，史亦是经。这一观点体现了阳明心学“即事即理”“即用即体”的思想特征，是对传统经学分类的深刻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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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段文字虽短，却蕴含深刻的哲学洞见。王阳明通过“事即道，道即事”这一命题，打破了经史二分的传统学术框架。自汉代以来，经史逐渐分流，经主义理，史主记事；至唐宋时期，这种区分更加明显。但王阳明从心学立场出发，强调道不在事外，理即在日用常行之中。圣人作经，本非空谈义理，而是因事以显道。《春秋》记鲁国之事，却寓褒贬、别善恶，正是以史载道的典范；《易》虽为卜筮之书，实则通天地之理；《书》述政事，《礼》《乐》载制度，无不是“道”在历史中的具体呈现。因此，六经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皆是“经世载道”之书。这种观点不仅提升了史书的地位，也强化了儒家经典实践性与现实关怀的维度，体现了阳明学“知行合一”“即物求理”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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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明史·王守仁传》：“守仁既卒，其徒益盛……谓六经皆史，盖本于‘道事合一’之旨。”
2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先生谓‘《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此语破千古藩篱。盖经非空言，史非琐记，皆圣人忧患之作也。”
3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引王阳明语：“六经皆史也”，并发挥曰：“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事尽理，即器求道。”
4 钱德洪《刻传习录序》：“夫子之言，曰‘事即道，道即事’，故六经无非实事，而理在其中矣。”
5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提出‘事即道’，意味着价值不在经验之外，道德本体即显现于生活世界之中，这是对程朱理学‘性即理’的一种内在化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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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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