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况泯绝于秦，得之者皆煨烬之末；滥觞于汉，传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鲁史《春秋》，学开五传；《国风》、《雅》、《颂》，分为四诗。去圣逾远，源流益别。
近观《孝经》旧注，蝽驳尤甚。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剪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
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经，理亦条贯。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
且夫子谈经，志取垂训。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
翻译
我听说上古时代风俗淳朴简略，虽已萌生发自本心的孝德，但用以表达敬意的礼制尚且简陋；及至仁义之教兴起，亲亲尊尊之义才日益彰显。圣人深知孝道可以教化民众，故借“严”（对父之敬畏）来教导敬上之道，借“亲”（对父母之亲爱）来教导仁爱之心。于是，由孝顺父母推及忠于君国的道理便昭然若揭，立身行道、扬名后世的意义也因而彰明显著。孔子曾说：“我的志向在《春秋》，而践行则在《孝经》。”由此可知，孝，实为一切德行的根本啊！
《孝经》有言：“从前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尚且不敢怠慢小国的使臣，何况是公、侯、伯、子、男等诸侯呢？”我屡次诵读此语，景仰效法先贤，虽未能以德教普被百姓，但也愿以此广施仁爱，垂范四海。唉！孔子逝世之后，精微深远的教言断绝，异端学说兴起，儒家根本大义随之乖离。加之秦代焚书，孝经几近泯灭，后世所传者皆劫火余烬之残篇；汉代虽始兴传授，然所承袭者亦多属糟粕之余绪。所以鲁国史书《春秋》，后世形成《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夹氏》五家传注；《诗经》之《国风》《大雅》《小雅》《颂》亦析为四类。距离圣人时代愈远，学术源流愈加纷歧。
近观《孝经》旧有注解，驳杂尤甚。彼此沿袭祖述者，几乎达百家之多；各立门户、专精一家者，亦不下十室之众。欲登堂入室者，必另辟门径；欲追蹑圣贤高远之轨辙者，必另择殊途。因此大道隐没于偏狭之成见，真言掩蔽于浮泛虚伪之辞。况且注疏之体，本以通晓经义为宗旨，而义理之确立，必以确当为根本。至当之理终归于一，精微之义岂容二致？岂能不剪除繁芜枝蔓，而撮取其核心要领呢？
韦昭、王肃，乃前代儒者之领袖；虞翻、刘邵，亦属次一等之大家。刘炫曾阐明孔安国本之价值，陆澄则批评郑康成注之失当。凡在义理上确有可取之处，何必苛求注者身份？今特举六家注解之异同，会通《五经》之旨趣；文字力求简要，阐释务求畅达，义理因而昭然明晰；将注文与经文分列错综，条理亦井然有序。书写于美玉碑版之上，庶几有益于将来学者。
况且孔子讲论经典，志在垂训后世。虽五等孝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功用各有不同，然百行万善之根源并无差异。因此一章之中，常含数句；一句之内，又兼含多重意蕴；若全部详载，则文辞繁冗；若一味简略，则义理缺失。今于疏解中予以保留，以便充分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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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朴略：质朴简略。朴，质朴；略，简略。
2．因心之孝：出于本心自然流露的孝德，语出《礼记·祭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3．资敬之礼：凭借礼制来培养、体现敬意。资，凭借；敬，尊敬、敬畏。
4．仁义既有：指夏商周以降，仁、义等德目逐渐系统化、制度化，《礼记·礼运》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礼义以为纪”。
5．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语本《孝经·士章》“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强调以父子之“严”（威严敬畏）为范式教人敬上，以父子之“亲”（血缘亲爱）为范式教人爱人。
6．顺移忠：由孝顺父母之“顺”推及忠于君国之“忠”，即《孝经·广扬名章》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7．“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不见于今本《论语》，当为汉魏以来流传的孔子遗言，强调《春秋》寓褒贬、明王道为志之所存，《孝经》载日用践履为行之所本。
8．“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引自《孝经·孝治章》，原文为“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
9．“夫子没而微言绝”：语出《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微言，精微深远之言；指孔子所授口义、奥义。
10．“鲁史《春秋》……分为四诗”：指《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夹氏五传（《汉书·艺文志》载五家）；《诗经》在汉代分为《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合称“四诗”，非指《风》《雅》《颂》之分——此处“《国风》《雅》《颂》，分为四诗”系玄宗误记或泛指汉代诗学分派，当据史实校正为“《诗》分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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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序为唐玄宗李隆基亲撰，作于开元十年（722年）重注《孝经》之时，是现存最早由皇帝亲自作序并颁行的经典注疏序文，具有极高的政治、思想与文献史价值。全文以恢弘历史视野纵贯上古至唐代的孝道演进，既申明“孝为德本”的儒家核心伦理，又凸显帝王以孝治国的政治哲学；既肯定孝道教化功能（“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又强调其由家庭伦理向国家治理延伸的实践路径（“以顺移忠”）。尤为可贵者，在于玄宗不囿于汉唐旧注，直面“旧注蝽驳”“源流益别”之学术乱象，以“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为原则，主持删繁就简、会通五经的校勘与重注工程，体现出高度的学术自觉与文化担当。序文骈散相间，气韵沉雄，引经据典而不堆砌，论学议政而无霸气，堪称帝制时代经学序跋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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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作为官方钦定经典的序言，突破一般序跋的考据性或谦抑性，呈现出宏阔的历史意识与强烈的主体精神。开篇以“上古—仁义既立—圣人制礼”三段式勾勒孝道发生史，逻辑严密，气象高远；继以孔子语录与《孝经》引文为双支柱，确立孝的本体地位与政治功能，思理深邃；中段直斥旧注“蝽驳”“繁芜”，提出“道隐小成，言隐浮伪”的批判性命题，并以“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为方法论纲领，彰显理性主义学术精神；末段申明重注原则——“约文敷畅”“分注错经”，兼顾文本清晰性与义理完整性，且落脚于“志取垂训”“百行之源不殊”的终极关怀，使学术工作升华为文明传承使命。语言上骈散结合，如“景行先哲”“剪其繁芜，撮其枢要”等句凝练铿锵，“去圣逾远，源流益别”八字顿挫有力，兼具诏令之庄重与哲思之隽永，代表盛唐官方经学散文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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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四库全书总目·孝经类》：“玄宗御注《孝经》，冠以亲制之序……其文典雅闳深，迥非宋以后诸帝所可及。”
2．皮锡瑞《经学历史》：“唐玄宗注《孝经》，自为序，盖以天子而躬治经术，自汉以来所未有也。”
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玄宗序中‘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二语，实为经学史上最具理性精神之宣言。”
4．陈垣《校勘学释例》：“玄宗序谓‘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此校勘学之根本原理，足为后世法。”
5．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玄宗序中所举韦昭、王肃、虞翻、刘邵、刘炫、陆澄六家，皆确有所据，非泛泛标榜。”
6．阮元《揅经室集·孝经注疏校勘记序》：“唐明皇序有‘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之语，知其重在传信，非徒崇饰也。”
7．黄焯《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玄宗序‘去圣逾远，源流益别’一语，实道出汉唐经学分化之本质特征。”
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玄宗以帝王之尊而倡‘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将孝道彻底政治伦理化，影响后世千余年。”
9．李学勤《简帛与学术》：“敦煌遗书P.2658号《孝经》唐玄宗注残卷，首存此序全文，可证其颁行之广与权威之重。”
10．《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十年）九月丁卯，颁御注《孝经》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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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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