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会葬，毛伯赐命，又会晋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阳之祸。案周之东迁，日以微弱。故郑取温麦，射王中肩，楚绝苞茅，观兵问鼎。事同列国，变雅为风。如鲁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国有余。安有暂降衰周使臣，遽以骄矜自恃，坐招厥罚，亢阳为怪。求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听卑，岂其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无冰。班氏以为其时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经》，札子杀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时，未达其说。下去无冰，凡三载。
《春秋》昭公九年，陈火。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弑君，楚严公托欲为阵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因灭陈。陈之臣子毒恨尤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案楚严王之入陈乃宣公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谤，取愧叔时；终有封国之恩，见贤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闻。又案陈前后为楚所灭有三，始宣公十一年为楚严王所灭，次昭八年为楚灵王所灭，后哀十七年为楚惠王所灭。今董生误以陈次亡之役是楚始灭之时，遂妄有占侯，虚辨物色。寻昭之上去于宣，鲁易四公；严之下至于灵，楚经五代。虽悬隔顿别，而混杂无分。嗟乎！下帷三年，诚则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阔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蚀之，既。京房《易传》以为后楚严始称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僣号，邓盟是惧，荆尸久传。历文、成、缪三王，方始于严。是则楚之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严始称之者哉？又鲁桓公薨后，历严、闵、釐、文、宣，凡五公而严楚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蚀而已应之者邪？非唯叙事有违，亦自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刘向以为釐公末年公子遂专权自恣，至于弑君，阴胁阳之象见。釐公不悟，遂后二年杀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杀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辄谓僖公暮年，世实悬殊，言何倒错？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蚀之。刘向以为是时莒灭杞。案釐十四年，诸侯城缘陵。《公羊传》曰："曷为城？杞灭之。孰灭之？盖徐、莒也。"如中垒所释，当以《公羊》为本耳。然则《公羊》所说，不如《左氏》之详。《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时，杞尚在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蚀之。刘向以为后晋灭江。案本《经》书文四年，楚人灭江。今云晋灭，其说无取。且江居南裔，与楚为邻；晋处北方，去江殊远。称晋所灭，其理难通。
《左氏传》鲁襄公时，宋有生女子赤而毛，弃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见者而收之，因名曰弃。长而美好，纳之平公，生子曰佐。后宋臣伊戾谗太子痤而杀之。先是，大夫华元出奔晋，华合比奔卫。刘向以为时则有火灾赤眚之明应也。案灾祥之作，将应后来；事迹之彰，用符前兆。如华元奔晋，在成十五年，参诸弃堤，实难赴会。又合比奔卫，在昭六年，而与元奔，俱云"先是"。惟前与后，事并相违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蚀之。董仲舒、刘向皆以为自此前后，晋为鸡泽之会，诸侯盟，大夫又盟。后为浿梁之会，诸侯在而大夫独相与盟，君若缀旒，不得举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刘向以为是岁三月，大夫盟于浿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无冰。班固以为天下异也。襄公时，天下诸侯之大夫皆执国权，君不能制，渐将日甚。案春秋诸国，臣权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鸡泽之会、浿梁之盟，其臣岂有若向之所说者邪？然而《穀梁》谓大夫不臣，诸侯失政。讥其无礼自擅，在兹一举而已。非是如"政由甯人，祭则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国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刘之徒，不窥《左氏》，直凭二传，遂广为它说，多肆奓言。仍云"君若缀旒"，"君将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蚀之。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晋国象也。晋厉公诛四大夫，失众心，以弑死。后莫敢复责大夫，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国。晋君还事之。案晋厉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诛四大夫哉？又州满既死，悼公嗣立，选六官者，皆获其才，逐七人者，尽当其罪。以辱及阳干，将诛魏绛，览书后悟，引愆授职。此则生杀在己，宠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驰三驾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复文、襄。而云不复责大夫，何厚诬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晋政多门，如以君事臣，居下僣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渐至陵夷。匪由惩厉之弑，自取沦辱也。岂可辄持彼后事。用诬先代者乎？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周之十一月，夏九日，日在氐。出东方者，轸、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国之象，为齐、晋也。其后田氏篡齐，六卿分晋。案星孛之后二年，《春秋》之《经》尽矣。又十一年《左氏》之《传》尽矣。自《传》尽后八十二年，齐康公为田和所灭。又七年，晋静公为韩、魏、赵所灭。上云星孛之岁，皆出百余年。辰象所缠，氛祲所指，若相感应，何太疏阔者哉？且当《春秋》既终之后，《左传》未尽之前，其间卫弑君，越灭吴，鲁逊越，贼臣逆子破家亡国多矣。此正得东方之象，大国之征，何故舍而不述，远求他代者乎？又范与中行，早从殄灭。智入战国，继踵云亡。辄与三晋以名，总以六卿为目，殊为谬也。寻斯失所起，可以意测。何者？二传所引，事终西狩获麟。《左氏》所书，语连赵襄灭智。汉代学者，唯读二传，不观《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脱略。且春秋之后，战国之时，史官阙书，年祀难记。而学者遂疑篡齐分晋，时与鲁史相邻。故轻引灾祥，用相符会。白圭之玷，何其甚欤？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刘向以其后三家逐鲁昭公，卒死于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孙，本所不预。况昭子以纳君不遂。发愤而卒。论其义烈，道贯幽明。定为忠臣，犹且无愧；编诸逆党，何乃厚诬？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题目，何其滥欤？
《左氏传》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石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也。郑小国摄乎晋、楚之间、重以强吴，郑当其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以自危亡。是时，子产任政，内惠于民，外善辞令，以交三国，郑卒亡患。此能以德销灾之道也。按昭之十九年，晋、楚连盟，干戈不作。吴虽强暴，未扰诸华。郑无外虞，非子产之力也。又吴为远国，僻在江干，必略中原，当以楚、宋为始。郑居河、颍，地匪夷庚，谓当要冲，殊为乖角。求诸地理，不其爽欤？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蚀之。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晋国象也。又云："日比再蚀，其事在《春秋》后，故不载于《经》。"案自昭十五年，迄于获麟之岁，其间日蚀复有九焉。事列本《经》，披文立验，安得云再蚀而已，又在《春秋》之后也？且观班《志》编此九蚀，其八皆载董生所占。复不得言董以事后《春秋》，故不存编录。再思其语，三覆所由，斯盖孟坚之误，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陈火。刘向以为先是陈侯之弟杀太子偃师，楚因灭陈。《春秋》不与蛮夷灭中国，故复书陈火也。案楚县中国以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见于《经》者，岂可不以楚为名者哉？盖当斯时，陈虽暂亡，寻复旧国，故仍取陈号，不假楚名。独不见郑裨灶之说乎？裨灶之说斯灾也，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自斯而后，若颛琐之虚，宛丘之地，如有应书于国史者，岂可复谓之陈乎。
翻译文
本文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中《汉书五行志杂驳》第十一章，非诗，而是一篇系统驳正班固《汉书·五行志》、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刘向《洪范五行传》等汉代灾异说的史论性驳议文字。全文以《春秋》经传所载自然异象（如不雨、无冰、日食、火灾、山崩、陨霜、星孛、龙斗等）为切入点，逐条考辨汉儒将天变机械附会于人事的政治占验之说，指出其时间错乱、史实误植、地理失考、逻辑悖谬、文献未窥、因果倒置等根本缺陷，强调“求诸人事，理必不然”，主张史家当恪守实证、尊重史实、贯通本末，反对穿凿附会、虚饰灾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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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鲁文公二年不雨：《春秋·文公二年》：“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日有食之。……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未载“不雨”，然《公羊传》《穀梁传》及《汉书·五行志》均记“文公二年，不雨”，刘知几据以驳议。
2．叔服会葬、毛伯赐命：《左传·文公二年》：“二年春，周使叔服来会葬。夏，毛伯来锡公命。”指周王室遣使参加鲁文公父僖公葬礼并赐命，属衰周礼制残存之象征。
3．沛然自大，亢阳之祸：班固《汉书·五行志》将“不雨”归因为鲁国因得周王与诸侯礼遇而骄矜，致“阳气过盛”，故天降旱灾，属典型天人感应灾异说。
4．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王札子杀召伯、毛伯。”班固误系于成公元年（前589年），实为前594年事，相距五年。
5．楚严王即楚庄王：《史记·楚世家》称“庄王”，汉代避讳或作“严王”。其灭陈在宣公十一年（前598年），非昭公九年（前534年）。
6．鸡泽之会、浿梁之会：鸡泽之会在襄公三年（前570年），晋悼公召集诸侯盟于鸡泽；浿梁之会即戚之会，在襄公十六年（前557年），诸侯在而大夫另盟，刘向等视作“君若缀旒”之征。
7．“政由甯氏，祭则寡人”：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指鲁国权臣季孙行父（甯氏）专政，国君仅主祭祀，喻君权旁落之典型。
8．毕宿主晋：古代星野分野说，毕宿对应晋国地域，故日食于毕宿被视为晋国将有灾异。
9．星孛于东方：彗星出现于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区域，董、刘附会为齐、晋将亡之兆。然《春秋》经终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而田氏代齐（前386年）、三家分晋（前403年封侯，前376年灭晋静公）均在其后百年以上。
10．裨灶预言陈复封：《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国星官裨灶言：“戊子，风。……吾见赤黑之祲，非妖即祥。……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后陈于楚灵王灭后复国，至楚惠王时终亡，应验其说，证明灾异可验于史实本身，而非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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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刘知几此文堪称中国史学史上批判谶纬灾异学说最犀利、最系统、最具方法论自觉的典范之作。其核心价值在于：第一，确立“人事本位”的史学理性主义立场，否定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解释框架；第二，践行“考而后信”的实证史学方法，以《春秋》经文、《左传》《公羊》《穀梁》三传互校，辅以年代推算、地理勘验、制度分析，揭示汉儒占验之说在时间链、空间链、事件链上的多重断裂；第三，揭露学术传承的局限性——汉代学者囿于今文经学壁垒，不读《左传》，导致史实脱略、因果误植，进而催生“轻引灾祥，用相符会”的伪史学风气；第四，体现史家的道德勇气与批判精神，敢于直斥董仲舒、刘向、班固等权威“差之千里”“厚诬先代”“何其妄也”，彰显史学独立于经学与政治神学的主体性。此文不仅是对《汉书·五行志》的技术性纠谬，更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理性精神的一次庄严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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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此文以严密的逻辑结构展开层层驳难：每段皆先引汉儒原说（“班氏以为”“董仲舒以为”“刘向以为”），继以“案……”起笔，以《春秋》经文、三传记载、年代推算、地理考订为据，揭其硬伤；再以“求诸人事，理必不然”“何其妄也”“差之千里，何其阔哉”等断语收束，锋芒锐利，毫不留情。语言上骈散相间，既有“沛然自大”“毒恨尤甚”“君若缀旒”等凝练典重之辞，亦有“嗟乎！下帷三年，诚则勤矣”“白圭之玷，何其甚欤”等慨叹抒怀之句，理性批判与史家悲悯交融。尤为可贵者，在于其驳议不止于纠错，更上升至方法论高度——指出“汉代学者唯读二传，不观《左氏》”是致误根源，强调“故事有不周，言多脱略”乃学术视野局限所致，从而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通识为本、实证为要、贯通为法”的典范。其思想光芒，远超唐代，直启清代乾嘉考据与近代科学史学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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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刘知几《史通》，实为史家之准绳。其《杂驳》诸篇，摧陷廓清，使汉儒灾异之说无所遁形，可谓善攻者。”
2．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刘知几《史通》驳《五行志》数十条，皆援据经传，考其年代先后，地理远近，确凿无疑。后世治《春秋》者，不可不读。”
3．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刘子玄精于《春秋》，其驳董、刘、班三家之误，一一有据，非徒以口舌胜也。”
4．近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刘知几《史通》已具史学批评之雏形，尤以《杂驳》一篇，揭破汉儒‘天人感应’之虚妄，为中国史学走向理性化之最早宣言。”
5．近代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刘知几之驳《五行志》，非仅考史实之误，实乃拒斥以神秘主义解历史之陋习，其识力远出 contemporaries 之上。”
6．现代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汉书五行志杂驳》是刘知几史学批判精神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从经学附庸走向独立学科的关键一步。”
7．现代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刘知几以史家之眼审视灾异说，其考证之精审、立论之峻切、批判之彻底，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罕有其匹。”
8．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刘知几对《五行志》的批判，显示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实证精神，其方法论意义，足与欧洲启蒙时代史家相辉映。”
9．当代学者乔治忠《中国史学史》：“《杂驳》诸篇体现了刘知几‘疑古惑经’的学术勇气和精密考证的治史风格，是中国古代批判史学的巅峰之作。”
10．当代学者谢保成《〈史通〉内外篇汇校集注》：“此篇驳议，字字有出处，句句有依据，非博极群书、熟谙三传者不能为，实为唐以前史学批评之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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