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尧有八眉,夔唯一足;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此之乖滥,往往有旃。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呜呼!
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翻译文
孔子说:“我还曾见到史书中存有阙文(缺漏文字)的情况。”可见史书文字存在缺漏,由来已久。若非学识广博、品行端方的君子,又有谁能补其遗逸、正其疏失呢?譬如珍贵的皮裘,靠众多狐腋之毛积聚而成温暖;宏伟的屋宇,赖各种木材汇聚方能建成。自古以来,那些深入山林洞穴搜求典籍的学者,怀揣铅粉、手握简牍的著述者,何尝不是多方征询异说、广泛采撷众言,而后才能自成一家之言,传之不朽?
试看左丘明承受《春秋》经义而撰《左传》,广包列国史事,盖因当时尚存《周志》《晋乘》《楚杌》等各国史籍,于是汇集编次,熔铸为一整体。倘若仅凭鲁国史策、独问孔子门人,又怎能见闻广博、包罗如此宏富?司马迁作《史记》,采录《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至班固撰《汉书》,则大体承袭太史公体例与史料;自汉武帝太初以后,又杂引刘向《新序》《说苑》及《七略》诸说。这些皆属当时公认的雅正之言,所载之事端正无邪,故能取信于当世,卓然名垂千载。
然而中古以降,作者日繁,流派益杂。虽各国有官方策书,但修史匆遽,竹简杀青犹未及备;而诸子百家私撰杂录,亦各有寸长,实可广益见闻。其失在于:或妄出异端之说,虚构新奇之事,如“禹生于启石”“伊尹生于空桑”“海客乘槎直上银河抵汉宫”“嫦娥窃不死药奔月”之类。此类错乱驳杂之说,不可尽数论述,本不配玷污南史(南史氏)、董狐(良史典范)之片简,更难沾染班固、华峤(东汉史家,撰《汉后书》)之寸札。至于嵇康《高士传》好辑录战国寓言,皇甫谧《帝王世纪》多采《六经》图谶之说——引书失当之弊,实肇端于此。
范晔增删东汉一代史事,自谓“无愧良直”,然所载王乔化凫履(双凫为鞋)事,出自应劭《风俗通》;左慈羊鸣幻术,见于葛洪《抱朴子》。朱紫混淆,黑白莫辨,污秽史册,莫此为甚!沈约撰《宋书》,好诬先代:于晋事则故造奇谈,于宋事则多出谤语;前代史家已讥其谬。魏收修《魏书》,党附北朝,尤恶南国,承袭前人诡妄之说,更变本加厉:竟称晋元帝司马睿实为牛金之子,宋孝武帝刘骏曾与其母路氏淫乱。真可谓助桀为虐,幸灾乐祸!考其本人绝嗣而亡,死后遭剖棺戮尸,大概正是阴德有亏所致。
晋代杂书,确非一族:如《语林》《世说新语》《幽明录》《搜神记》之类,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异。其事非圣人所言,扬雄不屑观之;其言悖乱神道,孔子(宣尼)所不语。而今我朝新修《晋书》,却大量采录此类内容。以干宝、邓粲所弃如粪土之言,王隐、虞预所鄙若糠秕之说,反奉为“逸史”,用以补缀前史——这与魏时曹丕命人编《皇览》、梁代萧统修《遍略》何异?徒务卷帙浩繁以为美,堆砌博杂以为功;虽取悦于浅识之人,终为君子所嗤笑。
郡国之志、谱牒之书,本意在于夸耀乡里、标榜宗族。读者岂能不精研其得失、明辨其真伪?例如所谓“江东五俊”,始见于《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撰《晋书》《后汉书》者,竟征引此类虚誉之辞,径定为信史实录。若不加以审慎考订,如何辨明是非?又讹言本难征信,传闻多有失实:如“曾参杀人”使母投杼,“不疑盗嫂”致清议沸腾,“翟义未死”而讹传已遍,“诸葛犹存”乃流言误认——皆起于道路之口,辗转于众人之耳。倘若缺乏确凿证据,谁又能断言其非?
故蜀相诸葛亮卒于渭滨,《晋书》却记为“呕血而死”;魏君(北魏孝武帝)崩于马圈,《齐书》(当指《北齐书》,此处系刘知几误指,实应为《魏书》或他史)竟云“中矢而亡”;沈炯所作檄文,河北人士误以为是王伟手笔;魏收所撰檄文,关西士人反指为邢邵所作。同一事件,两说并存,盖因言者立场各异、传闻路径不同,故记载者是非难定。
况且古今隔阂,道路阻绝,视听悬殊;论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混淆,莫可分辨。而后世撰史者穿凿附会,喜标异同,不依国史正典,反询流俗传言。及其记事,则有师旷与轩辕黄帝并世而居,公明(即箕子)与东方朔同时而生;尧生八眉,夔仅一足;乌鸦白马生角,助燕太子丹脱祸;犬吠鸡鸣,助刘安升仙远遁。此类乖戾泛滥之说,所在多有。
因此,史家最忌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观司马迁撰《史记》,殷周以上史事,采自“家人之说”(即民间口传、家族旧闻);孙盛撰《晋阳秋》,梁益旧事,访诸故老耆旧。以草野鄙陋之言,刊刻为竹帛庄重之史,却欲与《五经》并驾齐驱、与《三志》(指《春秋》《史记》《汉书》或泛指经典史著)争辉竞爽——这岂非难乎其难?呜呼!
逝者长眠,杳然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纷纭,疑事丛生,治史之士,岂可不深思熟虑哉!
以上为【史通·内篇·采撰第十五】的翻译。
注释
1 “吾犹及史之阙文”:语出《论语·子张》,孔子感叹古史尚存阙文,今人已不能见,暗喻史籍残缺乃古已有之,须慎重补苴。
2 南、董:指南史氏与董狐,春秋时齐、晋两国以直笔著称的史官,后为史家正直品格之象征。
3 班、华:班固与华峤。华峤,东汉史家,撰《汉后书》(已佚),刘知几常以之与班固并称,代表东汉正统史学。
4 嵇康《高士传》:今本三卷,多采先秦至汉代隐逸传说,确有糅合寓言故事之倾向。
5 皇甫谧《帝王世纪》:西晋皇甫谧所撰上古至汉代帝王世系年表,杂采纬书、图谶,多有不经之说。
6 范晔《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其中《方术列传》《逸民列传》确引《风俗通》《抱朴子》等书,刘知几以此为例批评其失于甄别。
7 沈约《宋书》:南朝梁沈约撰,刘知几指其对东晋、刘宋之际史事多有曲笔,尤其涉及皇室丑闻处。
8 魏收《魏书》:北齐魏收撰,因“秽史”之讥闻名,被《北史》《隋书》多次批评其党北抑南、诬蔑南朝人物。
9 《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均为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集,刘知几视其为“非史”材料,反对入正史。
10 干、邓、王、虞:干宝(《搜神记》作者)、邓粲(《晋纪》作者)、王隐(《晋书》作者之一)、虞预(《晋书》作者之一),刘知几认为他们部分著作粗疏失实,不足为据。
以上为【史通·内篇·采撰第十五】的注释。
评析
《史通·采撰》是刘知几史学思想体系中关于史料来源与采择原则的核心篇章。本文以“采撰”为题,系统批判了唐以前史家在史料运用上的种种失当:既肯定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大家“博采众长、择善而从”的典范做法,更尖锐指出中古以降史家日益严重的四大弊病:一是轻信稗官杂说,混入神怪荒诞之言;二是不加考辨,径引郡国谱牒、家传虚誉;三是受政治偏见驱使,歪曲史实以媚权附势;四是因传闻歧异、地域隔阂而造成记载淆乱。刘知几强调“史之为务,必藉于才、学、识”,而“采撰”恰是“学”的根本体现——非广搜博采不足以立信,非精鉴严择不足以去伪。他提出“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的著名论断,将史料批判提升至方法论高度,实开中国史学考据学之先声。全文逻辑严密,例证翔实,语言犀利,体现了唐代史家前所未有的理性自觉与职业尊严。
以上为【史通·内篇·采撰第十五】的评析。
赏析
《采撰》篇堪称中国古代史学文献批判理论的巅峰之作。其艺术力量首先来自强烈的对比结构:开篇以孔子叹“阙文”起兴,继以“珍裘”“广厦”为喻,正面树立“博采—甄别—熔铸—成家”的理想史学范式;随后层层递进,以左丘明、马迁、班固为楷模,再以范晔、沈约、魏收为反面典型,形成正反对照的严密逻辑链。文中排比铺陈尤为精彩:“禹生启石,伊产空桑……”四组神话例证,节奏急促,语势凌厉,凸显荒诞之甚;“曾参杀人……诸葛犹存”四则流言案例,以经典典故为刃,剖开传闻之虚妄本质;末段“师旷将轩辕并世……犬吠鸡鸣……”更以极度夸张的时空错置,将史料滥用之荒谬推向极致,极具讽刺张力。语言上骈散结合,既有“朱紫不别,秽莫大焉”“助桀为虐,幸人之灾”等凝练警句,又有“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这般沉郁顿挫的史家浩叹,理性锋芒与人文悲悯交融无间,充分展现刘知几作为史学批评家的思想深度与文体自觉。
以上为【史通·内篇·采撰第十五】的赏析。
辑评
1 《旧唐书·刘子玄传》:“(知几)以为姚璹、朱敬则等,虽有著作之名,而无良史之实……遂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颇黜浮词,裁削冗长,自是学者宗之。”
2 《新唐书·刘子玄传》:“子玄善持论,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史通》出,学者慕向。”
3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通》二十卷,唐刘知几撰……其书论史官建置、叙事体例、采摭源流、褒贬得失,无所不备。自《六经》以来,史法之精者,无以加矣。”
4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知几以史官久次,屡不得志,乃发愤著此书……其言深切著明,真良史之才也。”
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刘子玄《史通》,论史之源流、体要、得失,最为详核。自唐以来,言史法者,未有能逾之者也。”
6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通》之精,不在文辞之工,而在识断之卓。其《采撰》《惑经》《疑古》诸篇,直抉史学膏肓,百代不可易也。”
7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刘氏《史通》,诚史家之准绳也。其《采撰》一篇,尤切中后世稗贩之病。”
8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不同》:“刘知几《史通》早言之矣:‘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史家之法,贵在博征而慎取。”
9 近人吕思勉《史学四种》:“《史通·采撰》实为中国史料学之开山,其对杂史、小说、家传、图谶之批判,已具近代史料批判意识之雏形。”
10 今人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刘知几在《采撰》中提出的‘征求异说,采摭群言’与‘恶道听途说之违理’的辩证统一原则,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在史料观念上达到了理性自觉的新高度。”
以上为【史通·内篇·采撰第十五】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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