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至如有虞进贤,时崇元凯;夏氏中微,国传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身杰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至如张祎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鸩而绝。虽古之锄麑义烈,何以加诸?鲍照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
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
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幰,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詧所不该,理无足咎。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
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翻译文
人之出生,有贤有不肖。倘若其恶行足以警诫当世,其善德足以垂范后人,而死后声名湮没无闻,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这正是史官的失职啊!
纵观典籍肇始,史书以《尚书》为最早,其识见高远、条理通达,网罗历代事迹。如虞舜时进用贤臣,尊崇“八元”“八凯”;夏朝中衰,国政传于寒浞;殷商将亡,生出飞廉、恶来之奸佞;周室兴起,则有散宜生、闳夭等功臣。此类人物,或暴虐肆恶,罪恶滔天;或累世积仁,盛名冠世。纵使上古风俗淳朴、言辞简质,若对此类关键人物略而不载,史书之阙漏,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及至孔子修《春秋》,记述二百余年史事,《左传》《公羊》《穀梁》三传相继而作,史学之道于是勃然兴盛。如秦国的由余、百里奚,越国的范蠡、文种,鲁国的曹沫、公仪休,齐国的宁戚、田穰苴——皆为应运而生的大才,挺然卓立于世:或竭诚任事,功勋冠绝一时;或杀身成仁,英名播于四海。若能师法其德业,足可治国安民;仰慕其风范,亦能激浊扬清、砥砺风俗。如此重要人物而不载入史册,岂非过于简略?
再看司马迁撰《史记》,驰骋古今,上下贯串数千年。至于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等人,皆见于儒家经典与诸子史籍,名实俱存,功业卓著、事迹丰赡。何不采撷编次,作为列传之始,却偏偏以伯夷、叔齐居首?未免格局狭隘、拘泥迂腐!继而班固撰《汉书》,包举西汉一代,人伦大节,号称完备。其间如薄昭、杨仆、颜驷、史岑等人,其事之所以被遗漏,大概只因史家“略小存大”之故。然而猎犬逐鹿既得,便不再顾及野兔;鸡肋虽弃,终令人惋惜——史家轻忽此类人物,岂不令人扼腕?
当三国鼎峙、两晋分途之际,如元则(疑指王粲)、张仲景,其才识在许都、洛阳备受推重;何桢、许询,其文雅风致更超扬、豫诸州士人。而陈寿《三国志》、王隐《晋书》(按:王隐所撰实为《晋书》,今已佚,非今本唐修《晋书》),广列众传,却独遗此辈不录。此乃“网漏吞舟”,疏阔失当,甚矣哉!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不乏其人:如秦嘉之妻徐淑(字云姜),言行合礼,言必有度,夫死毁容不嫁,哀恸伤生,可谓才德兼美;又如蔡邕之女蔡琰(字文姬),诞育二子,却受辱于胡虏庭中,文辞斐然,而节概有亏,属言行相悖者。而范晔《后汉书》立《列女传》,竟黜徐淑于外,反录蔡琰于内。如此则“彤管”(史官记事之笔)所载,将以何为标准?
裴子野删订《宋略》(按:原文“裴几原”当为“裴子野”之误,“《宋史》”实指沈约《宋书》,裴氏所撰为《宋略》),时称简要精审。然如张祎者,暗承君命,戕害零陵王,却能守道不移,饮鸩自尽——其义烈之节,古之鉏麑(晋灵公刺客,感赵盾忠直而自杀)亦难企及;鲍照为文坛宗匠、学林府库,名震海内,可比汉代东方朔、枚皋一流。而二人之事迹,在史中全然阙如,又如何申明褒扬之意?
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史册所载,本以纪善为主。故太史公曾慨叹:“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此即其义也。至于《尚书》载“四凶”,《春秋》记“三叛”,西汉史籍录江充、石显,东汉史籍载梁冀、董卓,皆因彼辈干纪乱常,系乎国家存亡兴废之枢机。既关时政根本,故不可不书。
但近世所修史书,却与此相异:凡庸碌之子、卑琐之徒,或阴私丑行,或尸位素餐,其恶微不足彰,其罪轻不足惩,却无不搜罗鄙琐细事,汇集成篇——岂不污秽史册?
又闻:十户之邑,必有忠信之人;而斗筲之才(喻才识浅薄者),何足挂齿?如《汉书》中傅宽、靳歙,《三国志·蜀书》中许慈,《宋书》中虞丘进,《魏书》中王幰——此类人物,或才非拔萃,或行不超群,仅凭片善微功,偶被知遇;删之无损史实之全,载之唯增冗赘之累。而史臣却必考其谱牒状貌、爵位乡里,强虚为实,硬凑成传,岂不烦琐?
古语有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者,是史家察识未及,并非理应受责;若愚智混录、妍媸不择,便是把燕石当作美玉珍藏,让滥竽充数者混入吹笙之列了!
史册题名,自古至难;事迹载入《春秋》之例,哲人尤所郑重。执笔删定之士,岂可不慎之又慎!
以上为【史通·内篇·人物第三十】的翻译。
注释
1 “人物第三十”:《史通》内篇第三十篇,专论史书中人物立传之原则与得失。
2 “有虞进贤,时崇元凯”:指舜帝任用“八元”(伯奋、仲堪等八位贤臣)与“八凯”(苍舒、隤敳等八位才俊),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3 “夏氏中微,国传寒浞”:寒浞为后羿之相,弑羿篡位,灭夏后相,见《左传·襄公四年》及《史记·夏本纪》。
4 “飞廉、恶来”:商纣王佞臣,助纣为虐,见《史记·秦本纪》。
5 “散宜、闳夭”:周文王、武王时重臣,佐周灭商,见《史记·周本纪》。
6 “夷、齐居首”:《史记》列传以《伯夷列传》为首,刘知几认为此例窄化列传格局,未能以功业卓著者开篇。
7 “张祎饮鸩”:南朝宋文帝时,张祎奉命毒杀零陵王刘恭,事毕自饮鸩酒而死,见《宋书·文九王传》及裴子野《宋略》。
8 “鲍照”:南朝宋文学家,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元嘉三大家”,《宋书》未为其立传,仅散见于他传。
9 “彤管”:古代女史记事所用赤管笔,后泛指史官记述,典出《诗经·邶风·静女》。
10 “鉏麑”:春秋晋灵公派往刺杀赵盾的力士,见赵盾勤勉忠直,不忍下手,触槐自尽,见《左传·宣公二年》。
以上为【史通·内篇·人物第三十】的注释。
评析
刘知几《史通·人物第三十》是唐代史学批评史上最具锋芒的人物观专论。全文以“史官之责”为逻辑起点,系统批判历代正史在人物取舍上的四大失衡:一曰“该载不载”,即对关乎治乱兴衰、道德典范的关键人物(如张祎、鲍照、徐淑)刻意遗漏;二曰“不当载而载”,即对才德平庸、功业微末者(如傅宽、许慈)滥立列传;三曰“善恶倒置”,即褒贬失当(如《后汉书》抑徐淑而录蔡琰);四曰“秽滥失体”,即搜罗鄙琐、以丑为奇。刘知几并非否定“惩恶”功能,而是强调史家须严守“关时政”“系兴亡”“示劝戒”三重价值尺度,反对机械“备载”与主观“好恶”。其核心主张是:史书不是人物名录,而是价值选择的庄严载体;史官之“笔削”,本质是文明秩序的伦理裁定。此文标志着中国史学从“记事本末”向“价值判断”的深刻自觉,为后世“良史”标准奠定理论基石。
以上为【史通·内篇·人物第三十】的评析。
赏析
本文以严密的逻辑结构与凌厉的批判锋芒,构建起中国古代最系统的史传人物选择学说。开篇以设问振起全篇:“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直指史官失职之痛;继以《尚书》《春秋》为镜,追溯“记善诫恶”的史学本源;再以子长、孟坚为界,分层剖析列传体例之得失;终以东汉列女、南朝才士、近世滥录为案,层层推进,破立兼具。文中善用对比:元凯之盛与寒浞之恶、张祎之烈与史臣之忽、徐淑之贞与蔡琰之瑕,形成强烈价值张力;又巧借比喻:“网漏吞舟”“鸡肋是弃”“燕石妄珍”“齐竽混吹”,使抽象史论具象可感。尤为可贵者,在于其超越时代局限的史学自觉——不满足于技术性考订,而直抵史学存在之根本:史书何以为史?答曰:以价值选择为魂,以劝诫功能为体,以“笔削”为神圣权柄。此文非止批评旧史,实为新史立法,堪称中国史学理性精神的高峰宣言。
以上为【史通·内篇·人物第三十】的赏析。
辑评
1 刘知几《史通》为我国首部系统史学理论专著,其中《人物》篇被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誉为“深得史家去取之权衡”。
2 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评曰:“此篇抉摘列传之病,如老吏断狱,毫发无遁。”
3 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指出:“刘氏《人物》之篇,其言‘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真知史意者也。”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称:“《史通·人物》一篇,实为中国史学批评之嚆矢,其识见远出前人。”
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引刘知几“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句,强调史家责任之重。
6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卷指出:“刘知几在《人物》篇中提出的‘关时政’‘系兴亡’‘示劝戒’三原则,成为后世正史人物立传的根本准绳。”
7 唐代刘知幾《史通·人物》对史传选材标准的系统反思,直接影响了宋代欧阳修《新五代史》创《伶官传》《宦者传》以寓褒贬的体例创新。
8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评价:“刘知几《人物》篇所揭示的史家主体性意识,在世界史学史上亦属早出。”
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通》称:“其《人物》诸篇,持论尤为精核,足为千古史家龟鉴。”
10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指出:“刘知几《人物》篇之价值,不在其具体批评得失,而在其首次将‘史家之选择’提升为史学本体论问题。”
以上为【史通·内篇·人物第三十】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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