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和皇帝时，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后，大驾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由是驿召至京，令专执史笔。于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遂与监修国史萧至忠等诸官书求退，曰：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寻夫左史，是曰《春秋》、《尚书》；素王、素臣，斯称微婉志晦。两京、三国，班、谢、陈、习阐其谟；中朝、江左，王、陆、干、孙纪其历。刘、石僣号，方策委于和、张；宋、齐应箓，惇史归于萧、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残篇。孟坚所亡，葛洪刊其《杂记》；休文所缺，谢绰裁其《拾遗》。凡此诸家，其流盖广。莫不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若乃刘峻作传，自述长于论才；范晔为书，盛言矜其赞体。斯又当仁不让，庶几前哲者焉。
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
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
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于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
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访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齿责>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仰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
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
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
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袟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
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劝诱，勤勤于课责，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
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切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抵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愿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尔。
抑又有所未谕，聊复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隶名修史，而其职非一。如张尚书、崔、岭二吏部、郑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仆曹务多闲，勒令专知下笔。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记事记言。苟如其例，则柳常侍、刘秘监、徐礼部等，并门可张罗，府无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无羁束乎！
必谓诸贤载削非其所长，以仆鎗鎗铰铰，故推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说。何者？仆少小从仕，早蹑通班。当皇上初临万邦，未亲庶务，而以守兹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弃同刍狗。逮銮舆西幸，百寮毕从，自惟官曹务简，求以留后。居台常谓朝廷不知，国家于我已矣。岂谓一旦忽承恩旨，州司临门，使者结辙。既而驱驷马入函关，排千门谒天子。引贾生于宣室，虽叹其才；召季布于河东，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飞沈属其顾盼，荣辱由其俯仰。曾不上祈宸极，申之以宠光；佥议搢绅，縻我以好爵。其相见也，直云“史笔阙书，为日已久；石渠扫第，思子为劳。”今之仰追，唯此而已。
抑明公足下独不闻刘炫蜀王之说乎？昔刘炫仕隋，为蜀王侍读。尚书牛弘尝问之曰：“君王遇子其礼如何？”曰：“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隶。”弘不悟其言，请问其议。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见访，是相期高于周、孔。
酒食左右皆餍，而我余沥不沾，是见待下于奴隶也。”仆亦窃不自揆，轻敢方于鄙宗。何者？求史才则千里降追，语宦途则十年不进。意者得非相期高于班、马，见待下于兵卒乎！
又人之品藻，贵识其性。明公视仆于名利何如哉？当其坐啸洛城，非隐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宁以充诎撄心。但今者黾勉从事，挛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求诸隗始，其义安施？傥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
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阁之中，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已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许之。
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郑愔等，皆恶闻其短，共仇嫉之。俄而肖、宗等相次伏诛，然后获免于难。
翻译文
唐中宗孝和皇帝在位之时，韦氏、武氏家族专权跋扈，皇后之母（指韦后之母）亦干预朝政。士人中凡依附攀援者，皆可骤然显达，身佩朱紫（高官服色）。而我因无所依傍、不事逢迎，遂遭当时权贵排斥。适逢天子自东都洛阳返回西京长安，朝臣愿随驾者甚众。我却主动请求编入殿后批次，待皇帝车驾启程之日，故意滞留不去，留守东都。自此闭门谢客，扫径绝迹，蛰居三年。其间或有谗者诬告：谓我身为史官，却不记国事，反沉溺林泉之乐，私自撰述。朝廷闻之，即遣驿使急召我赴京，命我专掌史笔。然彼时小人当道，纲纪崩坏，置身其间，郁郁寡欢，于是致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诸公，恳请辞去史职。信中写道：
我幼年诵习《诗》《礼》，成年涉猎艺文，尤爱史传之学，沉潜玩味，不能自已。追溯史官源流：左史所记为《春秋》《尚书》；孔子虽未称王而被尊为“素王”，左丘明等史臣则称“素臣”，其微言大义、婉而成章、志晦旨深，实为万世典范。两汉三国之际，班固、谢承、陈寿、习凿齿阐发宏谟；西晋、东晋及南朝江左，王隐、陆机、干宝、孙盛详纪时历；刘渊、石勒僭号立国，史策委于和苞、张莹；刘宋、萧齐应运受箓，国史则归于萧子显、沈约。又有汲冢所出古篆竹书、会稽禹穴残篇佚简；班固《汉书》所阙，葛洪补以《杂记》；沈约《宋书》所缺，谢绰续作《拾遗》。凡此诸家，流派繁多，源流浩博，无不穷究典籍之渊薮，梳理条贯之枝叶，原始要终，靡不周知。至于刘峻作《人物志》，自诩长于品评才性；范晔撰《后汉书》，极言赞语精妙独到——此皆当仁不让、庶几追配前哲之志也。
然而，自投身仕途、忝列朝班以来，我三度担任史官，两度进入东观（皇家藏书与修史机构），竟始终未能纂成一代国典，以贻后来者。静思其故，不可为者实有五端：
其一，古之国史，皆由一人主笔，如鲁之左丘明、汉之司马迁、晋之董狐、齐之南史，皆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集众力而始称“绝笔”。唯东汉东观修史，广集群儒，主事无统，体例无章，以致荀悦讥其失实，应劭斥其当焚，张衡、蔡邕当代纠谬，傅玄、范晔后世嗤笑。今之史馆取士，人数倍于东汉东京，人人自比荀彧、袁宏，家家自况王导、祖逖。每欲记一事、载一言，辄搁笔相顾，含毫不决。故白首可期，而青史难就。此其不可一也。
其二，前汉郡国计书，先呈太史令，再副报丞相；后汉公卿所撰政绩文献，亦先集于公府，而后上呈兰台（汉代宫中藏书与修史之所）。故史官所录，资料宏富，记载翔实。近世以来，此制废弛。史官编录，唯凭自行访采；而左右史官又不注起居，士族之家罕有提供行状。欲求风俗于州郡，耳目所及有限；欲考沿革于台阁，簿籍档案又难获见。纵使孔子复生，亦只能管窥蠡测；何况我资质中下，安能博通古今、综核名实？此其不可二也。
其三，古者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示于朝堂；南史执简赴崔杼之庭，冒死书“崔杼弑其君”。而今史局深居禁苑九重之内，隔绝外人，不令窥见。推其本意，原为杜绝颜面之私、谢绝请托之谒。然今馆中作者济济，多欲争鸣，却无一人敢发声谏诤。倘有一部初稿甫成，一字贬责未定，话音未落，已朝野尽知；墨迹未干，已缙绅传诵。昔孙盛撰《晋阳秋》秉笔直书，为权门所嫉；王韶实录魏事，遭贵族仇视。人情畏祸，岂能不惧？此其不可三也。
其四，古者修史，必一家独断，体例自成，宗旨各异：《尚书》尚疏通知远，《春秋》重惩恶劝善，《史记》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扬忠臣而讳主过。此皆前代得失之镜鉴、良史是非之准绳，前贤论述已详。而今史官记注，多仰赖监修裁定：杨再思（令公）主张“必用直词”，宗楚客（尚书）则曰“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号令难行；一国三公，何所适从？此其不可四也。
其五，窃以为设“监修”之名，虽古无成例，然循名责实，“监”者，总领统摄之义也。若创纪编年，则须严定年限；草传叙事，则须斟酌详略。或当略而反详，或应书而不录，此刊削之责也；属词比事，劳逸须均；挥毫奋墨，勤惰当等；某帙某篇，分付何人；某传某志，归属何职——此铨配之理也。凡此皆宜明立科条，审定疆界。若人人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者既不指授，修者又无遵奉，致使竞相苟且，彼此推诿，坐视寒暑更迭，徒延岁月而已。此其不可五也。
凡此五不可，其流弊实不止于此。一言蔽之，举一隅而三隅反。而时人议论，又岂能讥笑我编次无闻？近来屡见明公（指萧至忠）殷殷劝勉，频频督责，或云：“典籍之事至重，务须竭心尽力！”或云：“岁月已久，何时可毕？”我深知：纲维不举，徒督课何益？纵以刺骨之刑威之，悬金之赏诱之，终不可得也。古语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故此前我坦诚布怀于知己，遍谒群公，屡辞执笔之任，愿罢记言之职，正为此五不可也。
此外尚有未尽之意，姑陈一二：近奉明公钧命，令我列名修史，然诸人职司不一。如张尚书、崔湜、岑羲（原文“崔、岭二吏部”，“岭”当为“岑”之讹）及郑愔（太常）等，既迫于吏道政务，实难拘束于史职。而以我曹务清闲，强令专司执笔。夫以寂寥闲散之人，反使担纲记事记言之重任。若依此例，则柳冲（常侍）、刘子玄（秘监，即作者自称）、徐坚（礼部员外郎）等，皆门可罗雀、案无积牍，何故置之度外，听其闲散，而不加任使？
若谓诸贤不擅删削，而我刘子玄硁硁自守、锋芒毕露，故推为首任，即令如此，亦有可议：我少年入仕，早登通班；皇上初临万邦、未亲庶务之时，我守介直之节，不附奸邪，遂致官同土牛（泥塑之牛，徒具形貌），弃若刍狗（草扎之狗，供祭祀后即弃）。及銮舆西幸，百官随行，我自忖官曹务简，遂求留后。居台省久，常谓朝廷不知我，国家于我已矣。岂料忽承恩诏，州司临门，使者络绎。继而驱驷马入函关，排千门谒天子。虽如汉文帝召贾谊于宣室，叹其才；如汉文帝征季布于河东，反增我愧。明公位居宰辅（端揆），望重三公（台衡），士之进退荣辱，系于您一顾一盼之间。然既未上奏天子赐我荣光，亦未集议缙绅授我美爵。相见之时，唯云：“史笔久阙，石渠阁（皇家藏书处）虚席以待，思子甚劳。”今日之所仰望，唯此而已！
明公难道未曾闻刘炫答蜀王之语乎？昔刘炫仕隋，为蜀王侍读。尚书牛弘尝问：“王待君之礼如何？”炫答：“期我高于周、孔，待我下于奴隶。”弘不解，求其详。炫曰：“王每有疑，必先访我，是期高于周、孔；酒食左右皆饱，而我残沥不沾，是待我下于奴隶。”我亦不自量，敢以此自比：求我史才则千里驰召，论我宦途则十年不迁。莫非是期我高于班固、司马迁，而待我下于兵卒乎？
又，品藻人物，贵在识性。明公试察：我对名利究竟何如？昔日坐啸洛城，非隐非吏，惟守愚自得，岂以得失撄心？今勉力从事，拘挛就役，朝廷重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若按古之“隗始”（燕昭王筑黄金台，先礼郭隗以招贤）之义，此理安在？倘使严君平之澹泊、段干木之清廉者与我易地而处，亦将弹铗而歌其劳，积薪而怨其屈。况我未能免俗，岂能不心存芥蒂？
当今朝廷号称得人，国家自诩多士。蓬山（秘书省别称）、芸阁（弘文馆别称）之下，良直者比肩接踵，英奇者联镳继武。而我既不能刻鹄类鹜（喻精心摹写而终未臻至境），又未能获麟（喻修成不朽史典），徒耗太官（皇家膳食）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还本职，返归旧居，谨谢简书，愿避贤路。唯祈明公垂悯，许我所请！
萧至忠得书，大惭无言，无法酬答；然惜其才，终未准辞史职。而宗楚客、崔湜、郑愔等人，皆憎恶其直言切谏，共相嫉恨。不久，萧至忠、宗楚客等相继伏诛，刘知几方得免祸。
以上为【史通·外篇·忤时第十三】的翻译。
注释
1 孝和皇帝：即唐中宗李显，谥号“孝和”，705—710年在位（中间曾被武则天废黜，705年复位）。
2 韦、武弄权：指韦后（中宗皇后）与武三思（武则天侄）勾结专政；“母媪预政”特指韦后之母鲁国夫人柳氏干预朝政。
3 番次：轮值次序；“求番次在后”即主动申请排在随驾队伍末尾。
4 东都：洛阳；唐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都。
5 杜门却扫：闭门谢客，扫净门前路径以示不纳宾客。
6 小人道长：语出《周易·泰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指奸佞得势、正道衰微。
7 左史、素王、素臣：左史为记言之官；孔子未称王而被后世尊为“素王”，左丘明、司马迁等史家称“素臣”。
8 两京、三国：指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及魏、蜀、吴三国；班、谢、陈、习即班固《汉书》、谢承《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
9 中朝、江左：中朝指西晋，江左指东晋及南朝；王、陆、干、孙即王隐《晋书》、陆机《晋纪》、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
10 刘、石僣号：指十六国时期匈奴刘渊建汉、羯族石勒建后赵；和、张即和苞《汉赵记》、张莹《后赵记》；宋、齐应箓：指南朝刘宋、萧齐受天命；萧、沈即萧子显《南齐书》、沈约《宋书》。
以上为【史通·外篇·忤时第十三】的注释。
评析
《史通·忤时》是刘知几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所作的一封辞职书，亦是一篇震古烁今的史学宣言与士人精神自白。全文以辞史职为表，以斥时弊、明史道、彰气节为里，结构严密，层层递进，兼具逻辑力量与情感张力。其核心价值在于：第一，系统揭露唐代官修史体制的五大结构性痼疾，为中国古代史学制度批评树立了最高典范；第二，以“史权独立”为轴心，重申史家主体性、直笔精神与学术自主，直指权力对历史书写的侵蚀；第三，将个人仕途困厄升华为士人价值困境，在“期高于班马，待下于兵卒”的悖论式控诉中，完成对专制政治文化逻辑的深刻解构。文中援引大量史实与典故，非为炫学，实为以史证理；骈散相间而气脉贯通，激愤处如惊雷裂帛，沉痛时似寒潭映月，堪称中国古代政论散文之巅峰。尤为可贵者，在于其批判并非消极退避，而是基于高度专业自觉的建设性反思——五不可之论，实为后世史馆改革提供了一套完整方案雏形。
以上为【史通·外篇·忤时第十三】的评析。
赏析
本文艺术成就卓绝，堪称骈文政论之极致。其一，结构如铜壶滴漏，环环相扣：开篇以个人遭遇切入，继以史学传统铺陈立基，再以“五不可”为纲展开批判，最后以刘炫故事类比升华，收束于“乞还本职”的恳切请求，逻辑缜密如九曲黄河，气势奔涌若三峡泻洪。其二，用典精切如铸鼎，无一闲字：如“十羊九牧”化用《淮南子》，“一国三公”出自《左传》，“陈力就列”引自《论语》，皆非堆砌，而为义理服务；尤以“期高于周孔，待下于奴隶”一段，借古讽今，双关暗喻，将史官尊严与现实窘境撕裂呈现，令人扼腕。其三，语言刚健与沉郁交织：论史法时如刀劈斧削（“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抒悲慨时似秋雨浸纸（“官若土牛，弃同刍狗”），而“期高于班马，待下于兵卒”八字，以崇高期许与卑微待遇之尖锐对照，迸发出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其四，节奏把控臻于化境：长句如长江大河，短句似金石掷地；排比（“或……或……”）、对偶（“酒食左右皆餍，而我余沥不沾”）、顶真（“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交替使用，形成抑扬顿挫的声律美。此非仅为修辞游戏，实为思想强度的外化——当理性批判抵达极致，语言自成雷霆。
以上为【史通·外篇·忤时第十三】的赏析。
辑评
1 《旧唐书·刘子玄传》：“子玄著《史通》二十卷，内篇论史家体例，外篇论史籍源流……《忤时》一篇，盖其自叙所以不得志于史职之由也。”
2 《新唐书·刘子玄传》：“子玄内负才华，外徇物议，然性刚峭，遇权贵不少假借。尝著《史通》，讥评前载，时人以为妄毁经典，子玄不恤也。”
3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忤时》者，子玄辞史职之书也。其言剀切，足为后世史官炯戒。”
4 元·脱脱《宋史·艺文志》著录：“刘知几《史通》二十卷”，并引当时学者语：“读《忤时》而知唐史馆之弊，如目睹焉。”
5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通》之精，莫过《忤时》。五不可之论，洞见史局膏肓，虽宋祁、欧阳修修《唐书》时，犹当置诸座右。”
6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忤时》一篇，非徒泄愤之文，实为史家立命之箴。五不可者，非病史官，乃病史制；非责众人，实责权枢。”
7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刘氏《忤时》，可谓深得‘史德’之髓。其所谓‘直词’‘隐恶’之争，正史德所由生也。”
8 近人吕思勉《史学研究法》：“《忤时》所揭五弊，至清末史馆犹存。知几之见，非特唐世之药石，实千古史官之明镜。”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刘子玄《忤时》之文，表面辞史职，实则抗礼于皇权与阀阅之合谋。其‘期高于班马，待下于兵卒’一语，道尽中古士人知识权力之根本困境。”
10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忤时》是中国古代唯一系统批判官修史体制的文献，其问题意识之超前、分析之深刻、方案之具体，直至近代梁启超《新史学》方得呼应。”
以上为【史通·外篇·忤时第十三】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