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翻译文
从前《三坟》《五典》《春秋》《梼杌》，乃是上古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历代通行，奉为格言。其余外传类著作，则如神农尝百草而有《本草》，夏禹治水敷土而著《山经》，《世本》辨析姓氏，起于周室；《孔子家语》记载孔门言行，传自孔氏后学。由此可见，偏记、小说之类著述，虽非正史，亦能自成一家，且与正史并行不悖，其源流由来久矣。
及至近古，此类著述日益繁杂，史家流别纷呈，路径各异。总括而论，可分十类：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帝王受命立国，始末分明；史家撰述，详略难一。故有仅记一时一事、不终一代者，如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即“偏纪”。普天之下，人物浩繁，欲尽载其行事，实难周全；于是有识之士择其所知，辑为短篇，如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是为“小录”。国史职在记言记事，然耳目所及有限，必有遗漏；好奇之士遂补其缺佚，如和峤整理《汲冢纪年》、葛洪撰《西京杂纪》、顾协辑《琐语》、谢绰作《拾遗》，此即“逸事”。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亦胜于空谈。故好古君子不加弃绝，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是为“琐言”。汝南、颍川多奇士，江汉之间出英灵，一方人物，光耀郡国；故乡里学者各就所居，编录先贤，如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即“郡书”。高门华胄，世代积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于是追述先烈，贻训后人，如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是为“家史”。贤士贞女，品类既殊，百行虽异，同归于善；故取其所长，分门别录，如刘向《列女传》、梁鸿《逸民传》、赵采《忠臣传》、徐广《孝子传》，此即“别传”。天地造化，万物赋形，怪异之象，所在皆有；求其异闻，以广见闻，如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是为“杂记”。九州疆域，万国山川，物产风俗，各具特色；若各志其本土，足明一方之实，如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记》、罗含《湘中记》，此即“地理书”。帝王桑梓之地，列圣遗迹之所，宫室营建之制，未必恒常；若能详载其规制仪轨，足为后世法鉴，如潘岳《关中记》、陆机《洛阳记》、《三辅黄图》、《建康宫殿》等，是为“都邑簿”。
大体而言，偏纪、小录所载，多为当时实录，在国史之外最为贴近事实；但其文字鄙朴，叙事简略，终难成为不刊之典，永播后世，仅可作为后来作者删削润色之资料而已。逸事类著作，多补前史之阙，增益异闻，裨益良多；然若妄人操笔，则滥收传闻，不加甄别，致使真伪混淆、是非颠倒。如郭璞《洞冥记》、王子年《拾遗记》，纯构虚辞，专以惊俗炫奇，此弊之尤甚者也。琐言类多载当时应对机锋、世俗谐谑，可供谈辩者借为口舌之资；但若浅薄者为之，则诋讦祖宗、戏谑床笫，秽言鄙语，悉登简册，反托为雅言，既无益于风教，更有害于名教。郡书者，往往矜夸乡贤、美饰邦族，于本国颇得流传，置诸他方则罕有推重；其中如常璩《华阳国志》之详审、刘昞《敦煌实录》之该博（按：原文“刘昺”当为刘昞之误），能传之不朽、垂美后世者，实属凤毛麟角。家史者，所记不过三族之内，所言止于一门之事，仅可行于私室，难施于邦国；且若家业凋零、谱系失传，则其文亦随之湮灭。别传者，多抄撮前史，聚类成书，不出己意，非由心裁；其中能发前人未发之言、立新说者，不过十之一二；寡闻末学或以为珍，而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资。杂记者，若论神仙服食炼气之道，可助延年益寿；若述鬼神福善祸淫之理，可劝善惩恶，斯为可取；然若谬者为之，则专务怪诞妖邪，徒炫异以惑众，于弘道济世毫无意义。地理书者，如朱赣《地理书》采摭遍及九州，阚骃《十三州志》详考四海，可谓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若不然者，则人人自诩乐土，家家标榜名都，竞相粉饰所居，言过其实；又将闾巷相传之故老传说，如城池旧迹、山水得名，不加考订，径作信史，实为鄙陋！都邑簿者，如记宫阙陵庙、街市郭邑之规模制度，辨析明晰，固为有益；然若愚者执笔，则烦冗泛滥，细至榱栋尺寸、草木根株，无不备载，唯务琐碎以为精详，反使学者观之瞀乱难纪。
综上十类，参稽百家，史之杂名，尽在于此。其间得失交错，善恶兼存，难以一一缕析，故仅粗陈梗概。至于微末不足道者，如郐国以下诸小邦之书，更无足讥评。
又考“子”与“史”之分，本属二途；然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玄晏春秋》《抱朴子》等诸子之书，多以叙事为宗，若举而论之，亦可谓史之旁支杂流；但因名目不同，未列入上述十类之中。
古语云：“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遍览往古，著述之富，门类之繁，真可谓千户万门，波委云集；然大多言辞琐碎，事迹丛残，实难比肩《春秋》三传之光华，亦不可并列《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或指《后汉书》）之辉烈。古人喻之为“玉屑满箧”，诚哉斯言！
然而，樵夫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菜，诗人不弃。学者若欲博闻旧事、多识名物，而不窥览别录、不研讨异书，仅专守周公、孔子之章句，死守司马迁、班固之纪传，又岂能臻于通识之境？孔子有言：“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果能如此，则书中虽有非圣之言、不经之语，学者广博见闻之要，正在于审慎抉择而已。
以上为【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的翻译。
注释
1 三坟、五典：传说中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见《左传·昭公十二年》；五典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见《尚书序》。后世多视为上古政典，实为托古之辞。
2 梼杌：楚国史书名，见《孟子·离娄下》“楚之《梼杌》”，与《春秋》《乘》并列为国史三体。
3 《本草》：非今本《神农本草经》，乃托名神农之早期药物文献，《汉书·艺文志》著录“《神农黄帝食禁》”等，反映医药知识早期史传化倾向。
4 《山经》：即《山海经》之《五藏山经》，传统归为禹、益所作，实为战国至汉初方士地理博物之集成。
5 《世本》：先秦谱牒类史书，记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及姓氏起源，原书早佚，清人有辑本。
6 《孔子家语》：魏王肃伪托孔子弟子所记，唐以前被视为孔门信史，刘知几时代尚不辨真伪，故列于“传诸孔氏”之正统脉络。
7 偏纪：指截取历史断代、不具通贯性的纪事之书，“偏”谓不全，“纪”谓纪年记事，如《楚汉春秋》专记秦末汉初事。
8 小录：非指篇幅短小，而指“独举所知”“编为短部”的专题性人物汇编，具有鲜明的选择性与地域性特征。
9 郡书：以郡国为单位编纂的地方先贤传记集，属方志前身，与后世《元和姓纂》《太平寰宇记》中的“人物”门类一脉相承。
10 都邑簿：专记都城宫室、陵庙、街市等建制的文献，是城市史与建筑史的重要源头，《三辅黄图》为现存最早典型。
以上为【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的注释。
评析
《史通·杂述》是刘知几系统梳理史籍旁支流别之纲领性篇章，堪称中国目录学与史学批评史上首篇对“非正史”文献进行科学分类与价值评估的理论文献。全文以“十流”为经，以“得失”为纬，既破除“唯正史为尊”的狭隘史观，又严守史家理性批判精神——肯定杂史“补国史之阙”“广异闻之实”的功能，同时深刻揭露其“真伪不别”“亵狎伤教”“烦滥无度”等流弊。尤为可贵者，在于其秉持“择善而从”的开放学术态度：不因体例非正而轻弃，亦不因名目杂出而盲从，强调“多闻”须以“铨择”为前提，将儒家“择善”思想升华为史学方法论核心。此文不仅奠定了后世《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史”“霸史”“地理”“谱系”等子目分类基础，更以清醒的史家自觉，为中国古代“大史学”观念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
以上为【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的评析。
赏析
本文以严密逻辑构建起中国古代“杂史”知识谱系：开篇溯源，确立杂述“自成一家”“与正史参行”的合法性；继以“十流”为纲，每类皆先定义、再举例、后评骘，形成“体—例—论”三位一体结构；结尾升华，将文献批判提升至治学方法论高度。语言上骈散相间，论断如刀劈斧削（如“真伪不别，是非相乱”“无益风规，有伤名教”），比喻精准有力（“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玉屑满箧”），尤以“烦而且滥，博而无限……瞀乱而难纪”数语，直刺堆砌史料之病，至今振聋发聩。其史学思想之现代性，正在于拒绝价值预设——不以“正/杂”定高下，而以“实/妄”“雅/鄙”“益/害”为尺度，在千年之前已践行着史料批判与文本分析的学术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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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知几此篇，实为史家之律令。其剖析流别，如老吏断狱，毫发无遁。”
2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刘氏《杂述》，盖为史部别裁之权舆。后世《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分目之精，皆导源于此。”
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九：“《史通》论杂史十类，非特条理精密，抑且洞见本原。如谓郡书‘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家史‘事惟三族，言止一门’，真知言也。”
4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四：“刘子玄论逸事之弊，引郭璞《洞冥》、王嘉《拾遗》，谓‘全构虚辞，用惊愚俗’，其识力远过同时诸儒。”
5 赵翼《陔余丛考》卷五：“《史通·杂述》一篇，实开后世方志、谱牒、笔记诸学之先声。其谓地理书当‘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至今为修志者金科玉律。”
6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刘知几《杂述》论琐言之弊，曰‘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盖深忧小说流入史乘，败坏名教，其意至深切矣。”
7 刘咸炘《史学述林·史学绪论》：“《杂述》之可贵，在不废杂流而严立标准。其所谓‘择善而从’，非调和折衷，乃史家主体性之庄严确立。”
8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刘知几以‘十流’统摄史部杂著，实为目录学史上第一次超越‘甲乙丙丁’机械分类，进入功能与价值双重判别的里程碑。”
9 陈垣《史源学杂文》：“读《杂述》，乃知古人治史，早有‘史料批判’意识。其论都邑簿‘烦而且滥’，正与今日反对档案主义之旨暗合。”
10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卷：“《杂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从单纯记述走向自觉反思，刘知几以史家身份为整个历史书写生态建立评价坐标，其格局之宏阔，思想之深邃，为此前史家所未有。”
以上为【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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