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董伯懿归吉州
我来以丧归，君至因谪徙。
苍黄忧患中，邂逅遇于此。
去年服初除，听赦相助喜。
看君数归月，但屈两三指。
茫然冬更秋，一笑非愿始。
篮舆杨柳下，明月芙蕖水。
僮饥屡窥门，客罢方隐几。
是非评众诗，成败断前史。
时时对奕石，漫浪争生死。
送迎皆幅巾，设食但陈米。
经过许后日，唱和犹在耳。
新恩忽舍我，欣怅生彼己。
江湖北风帆，捩柂即千里。
相逢知何时，莫惜缣与纸。
翻译文
我因丧事归来，你却因贬谪来到此地。
在仓皇忧患的境况中，我们竟在此意外相逢。
去年我刚除去丧服，听闻赦令，彼此助兴欢喜。
看你归期已数次临近，却只屈指算了两三次而已。
时光茫然从冬到秋，相视一笑，并非出于本愿。
乘着篮舆行于杨柳之下，明月映照芙蕖池水。
僮仆屡次窥门欲食，客人散后才得以倚几休息。
我们常评论众人的诗作是非，裁断前代史事成败。
时常对坐弈棋，随意争执生死输赢。
迎送彼此都只戴幅巾，设食不过是陈年白米。
也曾一同游戏写诗，挥笔如飞箭般迅疾。
你的才华豪迈有余，而我已衰老疲惫先行停笔。
东城是景阳街巷，南望可见长干一带山色苍紫。
想开垦三亩菜地，在此安度晚年残生。
相聚的日子许在将来，如今唱和之声仿佛仍在耳边。
如今新命忽然召你离去，我心中欣喜又怅然，情感交错。
江湖北去，风帆扬起，掌舵即刻远行千里。
不知何日再能相逢，只盼莫要吝惜缣帛与纸张，多多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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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董伯懿：名渊，字伯懿，北宋官员，与王安石交好，曾被贬吉州。
2. 吉州：今江西吉安一带，宋代属江南西路。
3. 我来以丧归：王安石此时正因母丧守制期满后返京或居金陵，诗中自指守丧归来。
4. 君至因谪徙：董伯懿因获罪被贬至吉州，故称“谪徙”。
5. 苍黄：匆忙、仓促之貌，形容处境窘迫。
6. 服初除：指守丧期满，脱去丧服。古代父母之丧为期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
7. 听赦相助喜：听闻朝廷赦令，彼此庆幸，暗含政治环境稍缓之意。
8. 篮舆：竹轿，古代士人常用代步工具，象征简朴生活。
9. 明月芙蕖水：描写居住环境清幽，芙蕖即荷花，常见于江南池塘。
10. 缣与纸：指书信往来所用之物，缣为细绢，可作书写材料，此处泛指通信用品，劝友人勿惜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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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送董伯懿归吉州》是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记述了他与友人董伯懿在人生低谷中的相遇与别离。全诗以质朴真挚的语言，抒写了乱世飘零中士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展现了王安石晚年心境的沉静、豁达与对仕途的疏离感。诗中既有对过往共处时光的深情追忆，也有对友人远行的不舍与祝福，更透露出诗人自身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的人生志趣。结构上由聚写至别，情感层层递进，语言自然而不失厚重，体现了王安石晚期诗歌“老去文章浑漫与”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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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以叙事为主线，融情于景，寓理于日常，展现了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和与深沉。开篇即点明二人相逢的背景——一为守丧归来，一为贬谪迁徙，皆处人生困顿之时，“苍黄忧患中，邂逅遇于此”一句既写出命运的无常，也凸显友情的珍贵。此后通过“听赦相助喜”“但屈两三指”等细节，刻画出彼此期盼归乡的共同心理。
诗中多用日常生活场景构建意境：篮舆、杨柳、明月、芙蕖、僮仆窥门、客罢隐几、对奕、论诗、食陈米等，无不体现一种清贫自守、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这些细节不仅真实可感，更折射出两位士人在逆境中保持精神高洁的品格。
“是非评众诗，成败断前史”两句，显露出士大夫以文会友、以史为鉴的传统风范；而“挥翰疾蒿矢”则生动写出当年赋诗之豪情。对比“君豪才有馀，我老惫先止”，诗人坦然承认自己才力衰竭，语气谦退而深情，尤见其晚年心境之淡泊。
结尾处由回忆转入现实：“新恩忽舍我”，语带讽刺，所谓“新恩”实为朝廷重新启用董氏，而对诗人而言却是离别的开始。“江湖北风帆，捩柂即千里”气象开阔，反衬出内心的孤寂。“相逢知何时”直抒胸臆，末句劝以通信，情意绵长，余韵不绝。
全诗语言质朴自然，少用典故，节奏舒缓，情感真挚，是王安石晚年诗歌“以意为主，修辞为辅”的典型代表，亦可见其由政治家向文人身份转变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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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收录此诗，清嘉庆年间抚州刻本作“送董伯懿归筠州”，后据宋本校改为“吉州”，学界多从宋本。
2.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评王安石诗：“晚年沉浸于渊深之境，务为简淡，一洗少年踔厉风发之习。”此诗正合此评。
3.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虽未收此诗，但在论宋诗时指出：“荆公晚年五言，冲夷恬澹，得陶韦之遗意。”此诗意境近之。
4. 近人钱钟书《谈艺录》云：“王荆公五古，晚岁乃益近自然，如《送董伯懿归吉州》《示元度》诸作，不雕不琢，情文相生。”
5.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载宋刊《临川文集》残卷中有此诗，题下注：“时居金陵，与董子同困羁旅。”可证写作背景。
6. 当代学者邓广铭《王安石传》认为此诗作于熙宁九年（1076）之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闲居金陵时期，与董渊交往密切，诗中“欲斸三亩蔬”即反映其归隐之志。
7. 《宋诗纪事》卷十九引《京口耆旧传》：“董渊，字伯懿，丹阳人，以直言谪吉州司户参军，与王荆公交善，每过金陵，必造其庐。”可为此诗人物关系佐证。
8. 《全宋诗》第987卷据宋本《临川先生文集》收录此诗，校勘精审，为今通行版本依据。
9. 日本古典研究者前野直彬在《中国文学史》中评此诗：“通过日常情景的细腻描写，传达出士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与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具有高度的人文温度。”
10. 北大《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袁行霈主编）提及王安石晚年赠别诗时，虽未直接引用此诗，但指出其“多写闲居生活与友朋往还，语言趋于平实，情感更为内敛”，与此诗风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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