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翻译
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先生喜欢您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天下有人类以来很久了,太平一时,动乱一时。在尧的时候,(东流的水)水倒流(一样),在中国泛滥,陆地成为蛇和龙的居所,使老百姓无处安身;低地的人在树上做巢,高地的人挖洞穴而居。《尚书》说:‘洚水警告我们。’洚水就是洪水。于是让禹来治水。禹挖地而把水导流入海,把蛇和龙赶到多草的沼泽;水从大地上穿行而过,这就是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险阻远离了人类,害人的鸟兽消灭了,然后人才能在平地上居住。
“尧、舜死后,圣人之道衰落,暴君一代又一代地出现,他们毁坏房屋来开挖深池,使老百姓无处安身;荒废农田来建园林,使老百姓得不到吃穿。这时又出现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园林、深池、沼泽一多,禽兽又聚集来了。到了商纣的时候,天下又大乱。周公辅佐武王杀掉纣,又讨伐奄国,三年后,杀掉奄国的国君,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了他。灭了五十个国家,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赶到远方。天下人很高兴。《尚书》说:‘伟大而显赫啊,文王的谋略!伟大的继承者啊,武王的功烈!庇佑我们,启发我们,直到后代,使大家都正确而没有错误。’
“时世衰落,道义微茫,荒谬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又出现了,有臣子杀掉他的君主的,有儿子杀掉他的父亲的。孔子为此忧虑,写了《春秋》。《春秋》说的是天子的事情(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可以只凭《春秋》这部书了!怪罪我的也可以只凭《春秋》这部书了!’
“(如今)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了天下。天下种种议论,不是归附杨朱,就是归附墨翟。杨氏讲的是‘为我’的道理,这叫不把君主当回事,墨氏讲的是‘兼爱’的道理,这叫不把父亲当回事。目中无父,目中无君,这是禽兽啊。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百姓面黄肌瘦,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好似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杨、墨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这就是荒谬的学说在欺骗百姓,堵塞了仁义的道路。仁义的道路被堵塞,就导致带领禽兽吃人,人们之间互相残杀。我为此忧虑,因而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抵制杨、墨,驳斥荒诞的言论,使发布邪说谬论的人起不来。种种邪说谬论从心里产生,就会妨害行动;妨害了行动,也就妨害了政治。即使有圣人再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这番话。
“从前禹平息了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作成了《春秋》而叛乱的臣子、作逆的儿子感到害怕。《诗经》说:‘戎狄是要防范的,荆舒是要严惩的,那就没有人能抗拒我。’目中无父、目中无君,是周公所防范的。我也要端正人心,抑制邪说谬论,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诞的言论,来继承这三位圣人。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用言论来反对杨朱、墨翟的,也就是圣人的门徒了。”
版本二:
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您喜欢辩论,我冒昧地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天下自从产生以来,已经很久了,总是时而太平,时而混乱。在尧那个时代,洪水倒流,在中原地区泛滥成灾,蛇和龙盘踞其中,百姓无处安身,低地的人只好在树上搭巢,高地的人则挖洞穴居住。《尚书》上说:‘洚水来警戒我。’所谓洚水,就是洪水。于是派禹去治理。禹开掘土地,把洪水引入大海,驱赶蛇龙到沼泽之中,让水流沿着地下河道运行,这就是江、淮、河、汉等大川。从此险阻远离,伤害人的鸟兽被消除,然后人们才能安居于平坦的土地之上。
尧舜去世以后,圣人之道逐渐衰微,暴虐的君主接连出现。他们毁坏房屋用来建造池沼,百姓无法安居休息;废弃农田用来开辟园林猎苑,使人民得不到衣食。歪理邪说和残暴行为又随之兴起。园林池沼广布,湖泽众多,野兽纷纷到来。到了商纣王的时候,天下再次大乱。周公辅佐武王,讨伐纣王,征讨奄国,三年之间诛杀其君主,将飞廉赶到海边并杀死,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个,驱逐虎豹犀象等猛兽使之远离人类,天下百姓都非常喜悦。《尚书》上说:‘伟大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光辉继承啊,武王的功业;保佑启发我们后人,全都走上正道而无缺失。’
后来世道衰落,正道衰微,邪说暴行不断发生,有臣子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孔子对此深感忧虑,于是作《春秋》。《春秋》本是天子才能做的事情,因此孔子说:‘了解我的人,大概就是通过《春秋》吧;责怪我的人,大概也是因为《春秋》吧。’
圣明的君王不再出现,诸侯肆意妄为,隐居之士随意发表言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全天下的言论,不是归向杨朱,就是归向墨翟。杨朱主张“为我”,这就等于否定君主;墨翟主张“兼爱”,这就等于否定父亲。既否定父亲,又否定君主,那就是禽兽了。公明仪曾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但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简直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啊。’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不停止,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光大,那就会让邪说欺骗百姓,堵塞仁义之路。一旦仁义被阻塞,就等于让人像野兽一样互相吞食。我正是因为这个而感到恐惧。所以我要捍卫古代圣贤的道理,抵制杨朱、墨翟,斥退荒诞的言论,使那些邪说不能兴起。邪说发于内心,就会危害行事;发于行事,就会危害政事。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这些话。
从前大禹治理洪水,天下得以太平;周公征服夷狄,驱逐猛兽,百姓才得安宁;孔子完成《春秋》,使乱臣贼子心生畏惧。《诗经》上说:‘要打击戎狄,要惩治荆舒,这样就没有人敢抗拒我们。’那种“无父无君”的思想,正是周公所要讨伐的对象。我也想端正人心,平息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邪之辞,以此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凡是能够站出来反对杨朱、墨翟的人,都是圣人的同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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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公都子:孟子弟子。
营窟:土屋,穴居。
洚(jiàng)水警余:《尚书》逸篇里的话。洚水:大水。
菹(zū):水草多的沼泽地。
代作:更代而作,不断出现。污池:蓄水的池子。
伐奄三年讨其君:这是周成王时的事。飞廉:传说中善跑的人,为纣王所用。
《书》曰:以下所引,见今本《尚书·周书·君牙》。
丕:宏大。谟:谋略。承:继承。烈:功绩,事业。
有:通“又”。
《春秋》:古代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
处士:不做官而居家的士人。杨朱:战国时魏人,晚于墨翟,早于孟子。墨翟,战国时鲁人,或说宋人,学说详见《墨子》。
闲:防御,捍卫。
承:抵抗。引诗出自《诗经·鲁颂·阔宫》。
1. 公都子:孟子的学生,齐国人,多次在《孟子》中出现,常向孟子提问。
2. 夫子:古代对老师的尊称,此处指孟子。
3. 水逆行:指洪水泛滥,水流方向反常,不循河道而四处漫溢。
4. 中国:指中原地区,古代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
5. 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地势低的地方人在树上筑巢而居,地势高的地方则挖洞穴居住,形容生存环境恶劣。
6. 洚水警余:出自古文《尚书》,今已佚,意为“洪水来警告我”。
7. 菹(zū):多水的沼泽地带,适合蛇龙等生物栖息。
8. 周公相武王:周公旦辅助周武王伐纣,后又辅佐成王平定叛乱。
9. 飞廉:商纣王的宠臣,善奔跑,传说为恶神之一,被周公驱逐至海隅斩杀。
10. 杨朱墨翟:杨朱,战国初期思想家,主张“为我”“贵己”,强调个体利益;墨翟即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提倡普遍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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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节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是孟子对“好辩”这一批评的回应,集中体现了孟子的政治使命感与道统意识。面对当时“杨墨之言盈天下”的思想危机,孟子以继绝存亡的姿态挺身而出,强调自己并非喜好争辩,而是出于维护“先圣之道”的责任感,不得不挺身抗争。他将历史划分为“一治一乱”的循环,并以大禹治水、周公平乱、孔子作《春秋》为典范,自比于三圣,表明其“正人心、息邪说”的行动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文中逻辑严密,气势磅礴,层层推进,从自然灾难说到社会动乱,再上升到思想混乱,最终归结为道德沦丧与人性危机,展现出儒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尤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句,虽言辞激烈,实则旨在捍卫伦理纲常的核心地位。全文不仅是孟子个人立场的宣言,更是儒家道统传承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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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章结构宏大,气势恢宏,是一篇极具思想深度与文学张力的论说文。孟子以“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开篇,设问引出主题,既回应质疑,又奠定悲壮基调。接着以“一治一乱”总揽历史,借大禹治水、周公平乱、孔子作《春秋》三大事件,构建起“圣人救世”的历史图景,将自己置于这一道统链条之中,赋予自身言行以神圣意义。文中运用大量排比句式与递进推理,如“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增强了语言的力量感。同时,孟子善于用形象比喻揭示抽象道理,“率兽而食人”既批判统治者的残酷,也暗喻思想误导带来的社会后果。他对杨朱“为我”、墨翟“兼爱”的批判,虽有门户之见,但出发点在于维护宗法伦理与社会秩序。结尾引用《诗经》“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进一步强化“攘除异端”的正当性,并以“承三圣者”自许,彰显其文化使命的自觉。整段文字兼具哲理性、情感性与修辞性,堪称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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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此章言孟子所以不容已于辩者,盖欲扶持人极,以防其祸于未然也。”
2. 赵岐《孟子题辞》:“孟子闵世道之陵迟,哀斯民之昏垫,故历说诸侯,务明先王之道。”
3. 苏辙《栾城后集·历代论五》:“孟子之言,凛然有烈丈夫之风,其拒杨墨,犹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驱猛兽也。”
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孟子谓杨墨‘无父无君’,非过激之论,实见其说之流弊足以亡人伦。”
5. 焦循《孟子正义》:“此章自‘予岂好辩’以下,反复推阐,如江河直泻,不可遏抑,真雄辩之才也。”
6.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孟子之斥杨墨,实为中国伦理主义与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之争之起点。”
7. 钱穆《国史大纲》:“孟子生于邪说纷起之世,故其言激切而重责任,以卫道自任,遂开后世道统之说。”
8. 杨伯峻《孟子译注》:“本篇为孟子自述其政治哲学动机之最重要文字,可见其忧国忧民之心切。”
9.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孟子在此章中所表现的,是一种道德的紧迫感,是对文化价值崩解的深切焦虑。”
10.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孟子的好辩,不是逻辑之争,而是价值之守,是以人格力量承担历史命运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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