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翻译
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先生喜欢您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天下有人类以来很久了，太平一时，动乱一时。在尧的时候，（东流的水）水倒流（一样），在中国泛滥，陆地成为蛇和龙的居所，使老百姓无处安身；低地的人在树上做巢，高地的人挖洞穴而居。《尚书》说：‘洚水警告我们。’洚水就是洪水。于是让禹来治水。禹挖地而把水导流入海，把蛇和龙赶到多草的沼泽；水从大地上穿行而过，这就是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险阻远离了人类，害人的鸟兽消灭了，然后人才能在平地上居住。
“尧、舜死后，圣人之道衰落，暴君一代又一代地出现，他们毁坏房屋来开挖深池，使老百姓无处安身；荒废农田来建园林，使老百姓得不到吃穿。这时又出现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园林、深池、沼泽一多，禽兽又聚集来了。到了商纣的时候，天下又大乱。周公辅佐武王杀掉纣，又讨伐奄国，三年后，杀掉奄国的国君，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了他。灭了五十个国家，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赶到远方。天下人很高兴。《尚书》说：‘伟大而显赫啊，文王的谋略！伟大的继承者啊，武王的功烈！庇佑我们，启发我们，直到后代，使大家都正确而没有错误。’
“时世衰落，道义微茫，荒谬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又出现了，有臣子杀掉他的君主的，有儿子杀掉他的父亲的。孔子为此忧虑，写了《春秋》。《春秋》说的是天子的事情（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可以只凭《春秋》这部书了！怪罪我的也可以只凭《春秋》这部书了！’
“（如今）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了天下。天下种种议论，不是归附杨朱，就是归附墨翟。杨氏讲的是‘为我’的道理，这叫不把君主当回事，墨氏讲的是‘兼爱’的道理，这叫不把父亲当回事。目中无父，目中无君，这是禽兽啊。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百姓面黄肌瘦，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好似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杨、墨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这就是荒谬的学说在欺骗百姓，堵塞了仁义的道路。仁义的道路被堵塞，就导致带领禽兽吃人，人们之间互相残杀。我为此忧虑，因而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抵制杨、墨，驳斥荒诞的言论，使发布邪说谬论的人起不来。种种邪说谬论从心里产生，就会妨害行动；妨害了行动，也就妨害了政治。即使有圣人再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这番话。
“从前禹平息了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作成了《春秋》而叛乱的臣子、作逆的儿子感到害怕。《诗经》说：‘戎狄是要防范的，荆舒是要严惩的，那就没有人能抗拒我。’目中无父、目中无君，是周公所防范的。我也要端正人心，抑制邪说谬论，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诞的言论，来继承这三位圣人。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用言论来反对杨朱、墨翟的，也就是圣人的门徒了。”
以上为【孟子 · 第五卷 · 滕文公下 · 第九节 】的翻译。
注释
公都子：孟子弟子。
营窟：土屋，穴居。
洚（jiàng）水警余：《尚书》逸篇里的话。洚水：大水。
菹（zū）：水草多的沼泽地。
代作：更代而作，不断出现。污池：蓄水的池子。
伐奄三年讨其君：这是周成王时的事。飞廉：传说中善跑的人，为纣王所用。
《书》曰：以下所引，见今本《尚书·周书·君牙》。
丕：宏大。谟：谋略。承：继承。烈：功绩，事业。
有：通“又”。
《春秋》：古代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
处士：不做官而居家的士人。杨朱：战国时魏人，晚于墨翟，早于孟子。墨翟，战国时鲁人，或说宋人，学说详见《墨子》。
闲：防御，捍卫。
承：抵抗。引诗出自《诗经·鲁颂·阔宫》。
以上为【孟子 · 第五卷 · 滕文公下 · 第九节 】的注释。
赏析
孟子辩论高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孟子一方面承认自己多论辩，一方面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并非喜欢。他把自己比作治水的大禹，之所以治洪水，是为百姓的安居。他把自己比作周公，之所以辅佐武王平定天下，为的是百姓才安宁、高兴。他把自己比作孔子，著《春秋》，做天子做的事，是要让“乱臣贼子惧”，为让纲常有序，天下太平。那么自己的论辩是为了端正人心，抑制邪说谬论，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夸诞的言论，怎么能说是喜欢辩论呢。
当时的背景是，杨子墨子的学说充满天下。杨子主张“为我”，孟子认为这是“无君”。墨子主张“兼爱”，把天下的父母都当自己的父母，不分亲疏远近，孟子认为这是“无父”。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的仁义学说反而得不到发扬，结果就是天下不可能安宁。万般无奈之下，孟子也只有论辩，只有挺身而出反对杨墨学说。
孟子只是一介书生，但他是以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继承者自许的。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孟子爱论辩从何而来。
“盖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弒之祸，故孟子深惧而力救之。再言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盖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圣贤；如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讨之，不必士师也。圣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则不能攻讨，而又唱为不必攻讨之说者，其为邪诐之徒，乱贼之党可知矣。”
以上为【孟子 · 第五卷 · 滕文公下 · 第九节 】的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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