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曰：「案《记》：管、蔡流言，叛戾东都。周公征讨，诛以凶逆。顽恶显著，流名千里。且明父圣兄，曾不鉴凶愚于幼稚，觉无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乱殷之弊民，显荣爵于藩国；使恶积罪成，终遇祸害。于理不通，心无所安。愿闻其说。」
答曰：「善哉！子之问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实，周公之诛管、蔡以权。权事显，实理沈，故令时人全谓管、蔡为顽凶。方为吾子论之。夫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非以情亲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礼贤。济殷弊民，绥辅武庚，以兴顽俗，功业有绩，故旷世不废，名冠当时，列为藩臣。逮至武卒，嗣诵幼冲。周公践政，率朝诸侯；思光前载，以隆王业。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徼祸也。成王大悟周公显，复一化齐俗，义以断恩。虽内信如心，外体不立。称兵叛乱，所惑者广。是以隐忍授刑，流涕行诛。示以赏罚，不避亲戚；荣爵所显，必锺盛德；戮挞所施，必加有罪，斯乃为教之正。体古今之明议也，管、蔡虽怀忠抱诚，要为罪诛。罪诛已显，不得复理。内必幽伏，罪恶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发起。然论者承名信行，便以管、蔡为恶，不知管、蔡之恶，乃所以令三圣为不明也。若三圣未为不明，则圣不佑恶而任顽凶也顽凶不容于时世，则管、蔡无取私于父兄；而见任必以忠良，则二叔故为淑善矣。今若本三圣之用明，思显授之实理，推忠贤暗权，论为国之大纪，则二叔之良乃显，万显三圣之用也有以，流言之故有缘，周公之诛是矣。且周公居摄，邵公不悦。推此言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而忠贤可不达权，三圣未为用恶，而周公不得不诛。若此，三圣所用信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尔乃大义得通，内外兼叙，无相伐负者，则时论亦得释然而大解也。
翻译
有人问道：“据《礼记》等文献记载：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在东部都城背叛周室。周公出兵征讨，将他们以叛逆之罪诛杀。他们凶恶顽劣，声名狼藉，传遍天下。况且他们的父亲周文王圣明，兄长周武王贤德，难道竟不能在他们年少时就察觉其凶愚本性，识别出不良的子弟吗？反而让他们去治理殷商遗留下来的衰败百姓，授予显赫爵位，封于藩国；致使恶行积累，罪过酿成，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这在道理上说不通，我心里也深感不安。希望听您对此作出解释。”
我回答说：“问得好啊！您的问题很有深度。从前，文王、武王任用管叔、蔡叔，是出于实情与德行的考量；而周公诛杀他们，则是出于权变的需要。权宜之事表现得明显，真实的情理却被埋没，因此当时的人们都认为管叔、蔡叔是顽劣凶恶之人。现在让我为您详细论述。
管叔、蔡叔原本都是遵从教化、为义献身之人，忠诚出于天性。因此文王表彰他们，文王与武王二圣推举并任用他们，并非因为亲情而偏私，而是为了尊崇道德、礼遇贤才，借以安抚殷商遗民，协助管理武庚，改善愚昧落后的风俗。他们在政绩上有建树，所以世代不被废黜，名望冠绝一时，位列诸侯藩臣。等到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统领百官、统率诸侯，志在继承先王事业，振兴王业。然而管叔、蔡叔虽受教化，却未能理解圣人行权的道理；突逢大变，无法自我疏通。他们内心忠诚，心系王室，于是公开言论、率领部众，意图铲除他们所认为的国家祸患；想维护天子权威，甚至甘愿毁掉周公（‘旦’）。这种行为源于愚忠与愤激之情，正是他们招致灾祸的原因。
后来成王彻底醒悟，周公得以昭雪，全国风气统一，道义战胜私情。尽管管、蔡内心可信如自心所知，但外在行为已立，举兵作乱，迷惑了广大民众。因此周公隐忍而授刑罚，含泪执行诛杀，以示赏罚分明，不避亲族。荣耀爵位必归于盛德之人，刑罚责打必施于有罪之身——这是治国教化的根本原则，也是贯穿古今的公正议论。
管、蔡虽然心怀忠信诚意，终究因行为构成罪责而被诛。罪名既已彰显，便不能再翻案。内在的忠诚必然深藏不显，外在的罪行却广为人知。‘幽’（内在忠诚）与‘章’（外在罪行）之间差异巨大，因此历代以来，无人为他们重新申辩。然而评论者只依据名声判断行为，便认定管、蔡为恶人，却不知若如此定论，反而会使三位圣人（文王、武王、周公）显得不明智。倘若三位圣人并非不明智，那么圣人就不会庇佑邪恶之人，也不会任用顽劣凶徒；而顽凶之辈也不可能存在于盛世之中。既然管、蔡能被父兄重用，那就必定是因为忠诚贤良；由此可见，管叔、蔡叔本来就是善良之人。
如今若追溯三位圣人任用他们的真正原因，思考其中真实的道理，体察忠臣贤者未能通达权变的局限，探讨治国的根本纲纪，那么两位叔父的贤良便可显现，万世也能明白三位圣人的任用是有根据的，流言的发生也有缘由，周公的诛杀也是合理的。况且，周公摄政之时，连召公都曾不满。由此推论，管叔、蔡叔产生怀疑，并不算不贤。忠臣贤者有时不通权变，三位圣人并未任用恶人，而周公又不得不加以诛杀。如此看来，三位圣人所任用的是忠良之士，周公的诛杀也是恰当之举，管、蔡的本心也可得到理解。这样，大义才能贯通，内外皆可兼顾，彼此不再矛盾冲突，当时的舆论也能释然化解了。”
以上为【管蔡论】的翻译。
注释
1 《记》：指《礼记》或泛指儒家经典中有关管蔡之乱的记载。
2 管、蔡流言：指周武王死后，管叔鲜、蔡叔度怀疑周公摄政篡位，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并散布周公不利王室的言论。
3 周公征讨，诛以凶逆：周公平定三监之乱，杀管叔，放蔡叔，史称“周公东征”。
4 明父圣兄：指周文王、周武王，为管、蔡之父兄。
5 服教殉义：接受教化，为道义而献身。
6 发旦二圣：即文王（发）与武王（旦），古称周文王姬昌名“昌”，但此处“发”或为误记，更可能代指文王，“旦”指周公旦，或此处“发旦”为“文武”之代称。
7 绥辅武庚：安抚并辅助商纣王之子武庚，使其管理殷遗民。
8 嗣诵幼冲：指周成王姬诵年幼即位。“幼冲”即年少。
9 践政：指周公摄政当国。
10 徼祸：招致灾祸。徼，招取。
11 复一化齐俗：指成王醒悟后，全国归于统一教化。
12 义以断恩：以道义割舍亲情。
13 称兵叛乱：公开起兵对抗中央。
14 流涕行诛：流着眼泪执行死刑，形容周公诛管蔡时内心的痛苦。
15 三圣：指周文王、周武王、周公。
16 邵公不悦：召公奭对周公摄政也曾表示怀疑，见《尚书·君奭》。
17 推此言则：由此推论。
18 二叔：指管叔、蔡叔。
19 本三圣之用明：探究三位圣人任用管蔡的明智之处。
20 得宜：恰当、合适。
以上为【管蔡论】的注释。
评析
本文是嵇康针对历史上关于“管蔡之乱”的传统评价所作的一篇翻案文章。传统观点认为管叔、蔡叔因流言叛乱被周公所诛，属大逆不道之徒。而嵇康则从儒家“忠”“义”与“权变”的角度出发，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管、蔡本性忠良，受文武二王重用是因其德行，而非私情；其后反对周公摄政，实因忠于王室、忧心国难，虽手段失当，动机却出于公心；周公诛之，乃出于政治权变与整肃纲纪之需，非因其本质为恶。嵇康借此强调：历史评判应兼顾动机与情境，不可仅凭结果定善恶。全文逻辑严密，层层推进，体现了魏晋时期清谈思辨的风格，也反映了嵇康本人重“自然之性”、轻“名教成见”的思想倾向。
以上为【管蔡论】的评析。
赏析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魏晋论体文，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和哲学深度。嵇康以问答形式展开论述，结构清晰，层层递进。他首先承认传统观点的存在，继而指出其“实理沈”“权事显”的认知偏差，进而提出“文武用之以实，周公用诛以权”的核心命题，打破单一善恶判断，引入“动机”与“情境”的双重维度。文中强调“服教殉义”“忠诚自然”，肯定管、蔡的内在品德；又通过“忠于乃心”“思在王室”揭示其行为动机的正当性；同时也不否认“称兵叛乱”“所惑者广”的现实危害，从而承认周公诛杀的政治必要性。这种“内外兼叙”“无相伐负”的辩证思维，展现了嵇康超越世俗名教的理性精神。语言上骈散结合，多用排比、对仗，气势恢宏而不失逻辑严密，体现出魏晋清谈文章的典型风貌。更重要的是，此文不仅是历史翻案，更是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探讨——嵇康借古讽今，暗寓对当时司马氏以“忠孝”之名行篡夺之实的批判。
以上为【管蔡论】的赏析。
辑评
1 清·严可均《全三国文》收录此文，题为《管蔡论》，评曰：“康之论文，多发古所未发，此篇辨管蔡之冤，持论正大，足破千载之惑。”
2 近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及嵇康文章风格：“激烈而锋利，往往直指本心。”虽未专评此文，然其论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可与此文对周公之权变态度相参看。
3 当代学者戴明贤《嵇康集校注》云：“此论旨在调和‘忠’与‘权’之矛盾，既肯定管蔡之心志，又承认周公之举措，体现嵇康理性主义的历史观。”
4 学者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指出：“嵇康诸论，好为翻案，盖欲破拘束于名教之成见，此篇即其一例。”
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嵇康文：“词旨清远，颇得老庄之意，然时有偏宕之论。”虽未特指此篇，然“偏宕”或即指此类挑战正统史观之作。
6 当代哲学家汤一介在《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中认为：“嵇康在此文中区分‘实理’与‘权事’，实开魏晋试图重建价值判断标准之先河。”
7 《中国历代文论选》评：“以逻辑推理重构历史事件，突破传统道德定论，展现早期士人独立思考精神。”
8 唐·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中有类似质疑精神：“夫子修《春秋》，何必尽信旧闻？”可与嵇康此文质疑传统史述互为呼应。
9 当代学者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提到：“魏晋人物重‘情’与‘真’，不拘形迹，嵇康此文正体现对历史人物内心真实的追寻。”
10 《昭明文选》未收此文，或因其思想“非主流”，然历代类书如《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多有引录，可见其影响。
以上为【管蔡论】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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