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夫“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岂可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乎?吾子骤闻此言,必又以为大骇矣。然其间实无可疑者,一为吾子言之。
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此惟圣人而后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
存其心者,未能尽其心者也,故须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然后可以进而言尽。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
至于“夭寿不二”,则与存其心者又有间矣。存其心者虽未能尽其心,固己一心于为善,时有不存则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寿不二”,是犹以夭寿二其心者也。犹以夭寿二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寿二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己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今始建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见矣。吾子所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者,无乃亦是过欤?此学问最紧要处,于此而差,将无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己者也。
翻译
来信说:“先生所注释的《大学》旧本中认为‘致知’乃‘致其本体之知’,这固然与孟子‘尽心’的宗旨一致,但朱熹也用虚灵知觉来指人心的全体。而他认为,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这话是对的。不过我仔细推究你的意思,你之所以这般说话是因为还未理解我所说的致知。朱熹认为“尽心、知性、知天”就是“格物、致知”,以为“存心、养性、事天”就是诚意、正心、修身,认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就是知的最高境界,仁的顶点,是圣人才能做的事。我的观点与朱熹先生正好相反。“尽心、知性、知天”,天生就知道,生来就能实践,这是圣人;“存心、养性、事天”,能学而知之利而行之,这是贤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困知勉行,学者之事是学者。岂可把“尽心知性”当做是知,把“存心养性”当做是行呢?你骤闻此言,必然会大吃一惊了。然而确实没有可以怀疑的,下面我一一为你解释清楚。
心的本体是性;性的本源是天。能尽其心,就是尽本性。《中庸》中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说:“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这些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我说,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存养心性,是因为还不能充分发挥心性,所以,必须加上个存养的功夫。心性存养的时间久了,其后就是不再需要刻意存养,之后可以进而说尽心了。“知天”中的“知”,一如“知州”“知府”中的“知”一样,知州,那么,一个州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知县,那么,一个县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知天”就是自心与天合为一体。“事天”就像子女侍奉父亲,大臣辅佐君王,还没有和天合为一体。天给予我的,是心,是性,我只能小心保存而不敢忘,存养而不加以损害,一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一样。所以我说,学知利行,是贤人的事情。
至于夭寿不二,则与存养本心的人又有不同了。存养本心的人,虽一时未能尽自己的心性,但已经是一心为善了,有时失去了本心在所难免,只要加以存养就行了。现今要求人不论夭寿始终如一,这依然是将夭寿一分为二。用夭寿把心分为二,是为善的心还不能够专一。存养尚且有些不可能,何谈尽心呢?当下最紧要的是不要以夭寿无常来动摇为善的心。就好比说生死夭寿都是天命,个人能做的是一心向善,修养自己的身性等待天命的降临,这是因为普通人还不知道有天命的存在。“事天”虽然未曾与天合二为一,然而至少表明已经知道天命的存在了,只是恭恭敬敬地顺应它罢了。如那些等待天命降临的人,就是还不能真正知道天命之所在,还在等待,所以,孟子说:“这就是安身立命。”“立”就是“创立”的“立”,譬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大凡说“立”的,都是以前未曾有过,这才会在今天被创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说:“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如今将“尽心、知性、知天”作为“格物、致知”,就会使初学者还不能做到一心一意时,就指责他达不到像圣人那样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境界,简直是捕风捉影,让人茫然不知所措,如何避免“率天下而路”?现在格物致知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你所说的“重视外在知识而忽略内在修养,虽知识广博却不得要领”,难道不也是这种过失吗?这是做学问最关键的地方,在这儿弄错了,将会时时处处出差错。这也是我之所以敢冒天下之非议,或被当做笑柄,或陷于众口齐伐之境地,还要喋喋不休的原因。
版本二:
你来信说:“先生所解释的《大学》古本,认为‘致其本体之知’,这本来就是孟子‘尽心’的宗旨;朱熹也以虚灵知觉作为此心之量。然而‘尽心’是由于‘知性’,而‘致知’则在于‘格物’。”
你说的“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这句话本身是对的。但若推究你的本意,就会发现你之所以这样说,其实还存在未明白的地方。朱熹把“尽心、知性、知天”归为“格物、致知”的内容,把“存心、养性、事天”归为“诚意、正心、修身”的工夫,把“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当作“知至仁尽,圣人之事”。但依我的看法,恰恰与朱熹相反。我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圣人才能做到的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而知之、利而行之的贤人才能做的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则是困而知之、勉力而行的普通学者才应修习的工夫。怎么能只把“尽心、知性”看作“知”,而把“存心、养性”看作“行”呢?你突然听到这些话,一定会感到非常震惊。但实际上其中并无可疑之处,我现在就为你详细说明。
心的本体就是性;性的根源来自天。能够“尽其心”,就是能够“尽其性”。《中庸》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完全发挥他的本性。”又说:“了解天地的化育,质问鬼神而无疑惑,这就是知天。”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说,“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安然实行的圣人之事。
所谓“存其心”,是因为尚未能完全发挥本心,所以必须加以“存养”的功夫。必须长期保持这种存养,直到不需要刻意去存也能自然无失,然后才可以进一步谈“尽心”。至于“知天”的“知”,就像“知州”“知县”的“知”一样——知州,则一州之事皆为其职责;知县,则一县之事皆为其责任。这样的人已经与天合一。“事天”则如同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仍是将自己与天分为二者。天赋予我的,是心,是性;我只要谨守而不失,养护而不害,就像父母完整地生下我,我也要完整地归还他们一样。所以说,“存心、养性、事天”是学而知之、利而行之的贤人之事。
至于“夭寿不二,修身以俟”,那就比“存心”者还要低一层了。存心的人虽然未能尽心,但已经一心向善,偶尔有所放失,加以收敛即可。如今要求他做到“夭寿不二”,说明他还因寿命长短不同而动摇其心,说明他行善之心尚未专一。连“存心”尚且做得不够,又怎能谈到“尽心”呢?现在让他不要因为生死寿夭而改变为善的心志,如果说“死生夭寿皆有定命,我只一心为善,修养自身以等待天命”,那么他在平时其实还未真正知晓天命。“事天”虽仍与天为二,但已真正知道天命所在,只是恭敬顺承而已。而“俟之”则表示还不真正明白天命所在,仍在等待之中,所以说这是“立命”。“立”是“创立”的“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等。凡是用“立”字,都是指以前没有,现在才开始建立的意思。正如孔子所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而知之、勉力而行的学者之事。
现在如果把“尽心、知性、知天”当作“格物、致知”的内容,让初学之人、尚不能专一其心者,立刻就要承担圣人生知安行的事业,那就像捕捉风影一般,使人茫然无所适从,岂不至于“使天下人疲于奔命”吗?当今世人所谓“致知格物”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了。你所说的“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恐怕也正是这个过失吧?这是做学问最关键的地方,一旦这里出了差错,就处处都会出错。这也是我之所以不顾天下人的非议嘲笑,甚至不惜身陷罪罚,仍要喋喋不休、不得不说的原因啊!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五】的翻译。
注释
困知勉行,出自《中庸》第二十章:“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1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语出《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朱熹据此发展出“格物致知”为穷理之功的观点。
2 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尽心知性”视为认知天理的过程,对应“格物致知”。
3 生知安行:天生就知道道理并能安然践行,属圣人境界。出自《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4 学知利行:通过学习而知,进而乐于实行,属贤人境界。
5 困知勉行:遭遇困难后才觉悟,靠努力坚持修行,属普通学者境界。
6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出自《中庸》第二十二章,强调至诚是实现本性的关键。
7 “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同出《中庸》,形容圣人通达天道,无所疑惑。
8 “知州”“知县”之“知”:此处“知”为动词,意为主持、主管,比喻“知天”者与天合一,主动担当宇宙责任。
9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典出《礼记·祭义》,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引申为对天赋本性的守护。
10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出自《论语·尧曰》,王阳明借此强调“知命”是成为君子的前提。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五】的注释。
评析
本文节选自王阳明《传习录·答顾东桥书》,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根本批判和重新诠释。王阳明反对朱熹将“格物致知”理解为向外求理的认知过程,主张“致知”即是“致良知”,是向内体认本心的道德实践。在此文中,他通过对《孟子》“尽心知性”三重境界的重新划分,明确区分了圣人、贤人、学者三种不同的修养层次,并以此批驳朱熹混淆工夫次第的弊病。他认为朱熹将圣人才能达到的“尽心知性”作为初学者的入门工夫,会导致学者无所适从,流于空谈或支离破碎。王阳明强调修养应循序渐进,从“困知勉行”做起,最终达于“生知安行”。全文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既具哲学深度,又富现实关怀,是理解阳明心学工夫论的重要文献。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五】的评析。
赏析
此文展现了王阳明典型的思辨风格:以经典文本为基础,通过对关键字词的语义辨析(如“知”“存”“俟”“立”)揭示深层义理差异。他巧妙运用类比(如“知州”“知县”)、层次递进(圣—贤—学三级)和反诘设问,使论证极具说服力。文章结构清晰,先引对方观点,再指出其背后未明之意,继而提出自己的系统解释,最后揭示误用理论的实际危害,形成完整的批判链条。尤其精彩的是他对“立命”的解读——“立”非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建构,体现出阳明心学强烈的主体精神。全文不仅是一场哲学辩论,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宣示:真正的学问必须切合人的实际根器,循序渐进,反对拔苗助长。这种务实而深刻的修养观,正是阳明心学超越抽象思辨、直指人心的力量所在。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五】的赏析。
辑评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先生以‘致良知’三字立教,谓人人自有圣胎,只在返身而诚。其辩朱子格物之说,尤为深切著明。”
2 刘宗周《人谱》:“王阳明言‘尽心知性’分三等,实得孔孟遗旨,非宋儒所及。其谓‘立命’乃创立之立,尤发前人所未发。”
3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先生每言‘格物’之误,足以误天下后世。故反复剖晰,不惮烦辞,盖忧学术之不明,而世道人心之所系也。”
4 清代李绂《陆子学谱》:“阳明辨‘尽心’‘存心’‘俟命’之别,条理分明,足破朱子之执,实为心学一大纲领。”
5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在此书中对‘知天’‘事天’‘俟天’的区分,不仅是对朱熹的批评,更是重建儒家工夫论次第的关键尝试。”
6 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阳明在此信中展现出极强的经典诠释能力,他不是简单否定朱熹,而是通过重新解读原始文本,构建更具实践性的修养体系。”
7 耿宁(Iso Kern)《心的现象》:“王阳明将‘知’理解为参与性的承担(如知州),而非旁观性的认识,这一转变具有现象学意义。”
8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在此文中表现为反对将‘知性’与‘存性’截然分开,主张知即是行、行即是知。”
9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阳明对朱子格物说的批判,反映了明代士人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重新思考,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
10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阳明此段关于三品人物之说,确是洞见,显示其对人性真实状态的深刻把握,远胜于朱子之理想化安排。”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五】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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