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拥，始于古之所从。故郑人之取玉也，必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村、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成者也；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想疏者，其偏害者也。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同异之分，其类一也。故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斯盖其分也。故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万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
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故为强者积于弱也；为直者积于曲；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行也。
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之，符而应之，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
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也。故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既用见可，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义者，则可与语。由能得此，则可与谷远近之义。
翻译
对于一个人来说，凡是筹划计谋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一定要弄清原由，以便研究实情。根据研究，来确定“三仪”。“三义”就是上、中、下。三者互相渗透，就可谋划出奇计，而奇计是所向无敌的，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郑国人入山采玉时，都要带上指南针，是为了不迷失方向。付度才干、估量能力、揣度情理，也类似作事时使用指南针一样。所以凡是感系疏远的。事后只能有部分人得利；凡是恶习相同而关系疏远的，一定是部分人先受到损害。所以，如果能互相带来利益，就要密切关系，如果相互牵连地造成损害，就要疏远头系。这都是有定数的事情，也是所以要考察异同的原因。凡是这类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墙壁通常因为有裂缝才倒塌，树木通常因为有节疤而折毁，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事情的突变都由于事物自身的渐变引起的，而事物又生谋略，谋略生于计划，计划生义议论，议认生于游说，游说生于进取，进取生于退却，即却生于控制，事物由此得以控制。可见各种事物的道理是一致的，不论反复多少次也都是有定数的。
那些仁人君子必然轻视财货，所以不能用金钱来诱惑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捐出资财；勇敢的壮士自然会轻视危难，所以不能用祸患来恐吓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镇守危地；一个有智慧的人，通达礼教，明于事理，不可假装诚信去欺骗他们，反而可以给他们进清理事理，让他们建功立业。这就是所谓会仁人，勇士、智者的“三才”。因此说，愚者的人容易被蒙蔽，一个不肖之徒容易被恐吓，贪图便宜的人容易被引诱，所有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所以强大是由微弱积累而成；直壮是由弯由积累而成；有余是由于不足积累而成。这就是因为“道数”得到了实行。
所以，对那些外表亲善而内心入手进行游说；对那些内心亲善而外表疏远的要从表面入手进行游说。因此，要根据对方的疑问所在来改变自己游说的内容；要根据对方的表现来判断游说是否得法；要根据对方的言辞来归纳出游说的要点；要根据情势的变化适时征服对方；要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危害来权衡利弊；要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祸患来设法防范。揣摩之后加以威胁；抬高之后加以策动；削弱之后加以扶正；符验之后加以响应；拥堵之后加以阻塞；搅乱之后加以迷惑。这就叫做“计谋”。至于计谋的运用，公开不如保密，保密不如结党，结成的党内是没有裂痕的；正规策略不如奇策，奇策实行起来可以无往不胜。所以向人群进行游说时，必须与他谈论奇策。同样道理，向人臣进行游说时，必须与他谈论私情。
虽然是自己人，却说有利于外人的话，就要被疏远。如果是外人，却知道内情太多，就要有危险。不要拿别人不想要的东西，来强迫人家接受，不要拿别人不了解的事去说教别人。如果对方有某种嗜好，就要仿效以迎合他的兴趣；如果对方厌恶什么，就要加以避讳，以免引起反感。所以，要进行隐密的谋划和公开的夺取。想要除掉的人，就要放纵他，任其胡为，待其留下把柄时就乘机一举除掉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既不喜形于色也不怒目相待的人，是感情深觉的人，可以托之以机密大事。对于了解透彻的人，可以重用；对那些还没了解透彻的重要的是掌握人，绝对不要被人家控制。控制人的人是掌握大权的统治者；被人家控制的人，是唯命是从的被统治者。所以圣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隐而不露，而愚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大肆张扬。有智慧的人成事容易，没有理智慧的人成事困难。由此看来，一旦国家灭亡了就很难复兴；一旦国家骚乱了，就很难安定，所以无为和智慧是最重要的。智慧是用在众人所不知道的地方，用在众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在施展智谋和才干之后，如果证明是可行的，就要选择相应的时机来实行，这是为自己；如果发现是不可行的，也要选择相应的时机来实行，这是为别人。所以古代的先王所推行的大道是属于“阴”的，古语说“天地的造化在于高与深，圣人的治道在于陷与匿，并不是单纯讲求仁慈、义理、忠庆、信守，不过是在维护不偏不倚的正道而已”。如果能彻底认清这种道理的真义，就可以与人交谈，假如双方谈得很投机，就可以发展长远的和目前的关系。
版本二：
大凡为人谋划事情，都有一定的方法，必须探明事情的起因，以求得真实的情况。详审掌握了实情之后，就要确立“三仪”——即上、中、下三种层次或标准。将这三者相互参照而立，便能产生出奇制胜的谋略。奇谋之所以奇妙，在于其变化莫测、难以预料，但它的根源却始于自古以来人们所遵循的道理。因此，郑国人采玉时，必定要乘坐装有司南的车子，就是为了不迷失方向。同样地，度量人的才德、估量其能力、揣摩其内心情感，也是处理事务时不可或缺的“司南”。所以，彼此情感相同而又亲密无间的人，往往能共同成功；欲望一致却关系疏远的人，只能是部分人成功；共同憎恶某事而亲近的人，会一同受害；共同憎恶却疏远的人，则只有一方受害。因此，互相有益就亲近，互相损害就疏远，这是自然之理，由此可以辨别异同，归类判断。墙因缝隙而倒塌，树木因节疤而折毁，这些正是导致分裂的关键所在。所以，变故引发事件，事件催生谋略，谋略形成计策，计策引发商议，商议产生主张，主张促成进用，进用之后必有退守，退守则建立制约机制，从而实现对事物的有效掌控。因此，万事万物都遵循同一根本之道，各种法度也都源于统一的准则。
仁德之人轻视财物，不能用利益引诱他，但可让他出资助人；勇猛之人不怕困难，不能用灾祸恐吓他，但可让他镇守险地；智慧之人通晓规律，明白道理，不能用虚伪欺骗他，但可以用正道启发他，使他建功立业。这三类人才各有所长。相反，愚昧的人容易被蒙蔽，品行不端的人容易恐惧，贪婪的人容易诱惑，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裁断和利用。因此，强大的是由弱小积累而成的，正直的是由弯曲中转化而来的，富足的是从不足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就是道术运行的规律。
对于外表亲近而内心疏远的人，要说服其内心；对于内心亲近而外表疏远的人，要说服其外在表现。要根据对方的疑虑加以改变，依据其已有的认知加以肯定，顺着他的言论去引导，凭借其形势去成就，针对他的厌恶去权衡，利用他的忧患去排解。通过接触试探使其产生畏惧，抬高其地位以打动其心志，用细微的事实加以证明，用相符的事例予以呼应，阻塞其通路使其困顿，制造混乱使其迷惑——这就叫做“计谋”。计谋的应用，公开不如私下，私下不如结盟，结盟而无破绽最为理想。常规不如奇策，奇策一旦发动，便如流水不止，势不可挡。因此，游说君主的人，一定要谈奇策；游说臣子的人，一定要讲私利。
自身处于内部却泄露机密者，必被疏远；身处外部却言辞深奥涉及核心者，必然危险。不要把别人不愿接受的东西强加于人，也不要拿别人不懂的道理去教导他们。别人有所喜好，就学习并顺应它；别人有所厌恶，就回避而不提及。所以，用隐秘的方式行事，而以公开的形式获取成果。因此，想要除去某人，先故意放纵他；放纵之后，便可乘机制服。那些表情既不显得喜悦也不显露厌恶的人，最能托付真情。可知其心者方可任用，不可知其心者，谋士不应使用。所以说：“做事贵在控制他人，而不应被他人所控制。”能够控制他人的人掌握权力，被他人控制的人则命运受制。因此，圣人的处世之道是隐秘的，愚人的行为方式则是显明的；聪明人办事容易，愚蠢者则处处艰难。由此看来，灭亡的局面无法挽回为生存，危局也不能转为安定，唯有顺应自然、无所妄为，才真正体现出智慧的价值。真正的智慧，运用于众人所不能察觉之处，见于众人所不能看见的地方。当发现可行之事，选择去做，是为了成就自己；当发现不可行之事，选择去做，是为了帮助他人。所以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是隐微的。古语有云：“天地的变化，在于高远与幽深；圣人的道理，在于隐藏与匿迹。不仅仅是忠信仁义而已，关键在于中正之道。”能通达此义的人，才可以与之论道。若能真正领悟这一点，便可通晓远近亲疏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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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凡谋有道：凡是谋划事情都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道”指规律、法则。
2. 三仪：指上、中、下三个等级或层次的标准，用于衡量和制定策略。
3. 司南之车：古代用磁石制成指向仪器（类似指南针）的车辆，用于辨别方向。
4. 度村、量能、揣情：评估对方的处境、衡量其才能、揣测其内心情感。
5. 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共同憎恨某一对象而亲近的人，最终会一起受害。
6. 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比喻事物的崩溃往往源于内部缺陷或薄弱环节。
7. 因以制于事：通过退让与制约来达到掌控局势的目的。
8. 愚者易蔽，不肖者易惧，贪者易诱：分别指愚笨的人易被骗，品行差的人易害怕，贪婪的人易被利诱。
9. 公不如私，私不如结：公开的计谋不如私下的谋划，私下的谋划不如结成稳固同盟。
10. 阴道而阳取之：暗中行动，表面上取得成果，即“暗度陈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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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鬼谷子·谋篇》是春秋时期纵横家鬼谷子创作的一篇散文。出自纵横家游说经验的总结《鬼谷子》，作者为周朝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纵横家的鼻祖，“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为老学五派之一。
《鬼谷子·谋篇》是纵横家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集中体现了鬼谷子关于谋略、权变、人性洞察与政治运作的核心理念。全文围绕“谋”展开，系统论述了如何观察形势、分析人物心理、制定策略以及实施计谋的方法。文章强调“谋”的前提在于“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即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和人的内在动机，这是所有计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仪”理论，并结合历史比喻（如郑人取玉用司南）说明判断与决策需有可靠依据。
文中深入剖析人际关系中的亲疏、利害、情感趋向等复杂现象，指出“相益则亲，相损则疏”的普遍规律，揭示人际互动背后的现实逻辑。同时，通过对不同类型人物（仁人、勇士、智者、愚者、贪者等）的性格特征分析，提出因材施用、因事制宜的应对策略，展现出极强的实用主义色彩。
更重要的是，《谋篇》强调“计谋”的隐蔽性与灵活性，主张“公不如私，私不如结”，推崇“奇”胜于“正”，反映出战国时期游士阶层在激烈政治斗争中赖以生存的智慧法则。最后上升到哲学层面，指出圣人之道在于“阴”，即含藏不露、顺势而为，反对表面化、情绪化的处世方式，体现出道家“无为而治”与法家“权术控制”的融合倾向。
整体而言，《谋篇》不仅是一篇关于具体谋略操作的技术指南，更是一种深层的政治哲学表达，展现了中国古代权谋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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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鬼谷子·谋篇》以其严密的逻辑结构、深刻的现实洞察与高度的实践指导意义，成为中国古代谋略文献中的经典之作。全篇层层递进，从“谋”的基本前提讲起，逐步深入至人性分析、策略生成、语言技巧乃至哲学境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谋略体系。
文章开篇即强调“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奠定了理性分析的基础，不同于空泛说教，而是注重实证与情境判断。通过“司南”这一形象比喻，突出了信息准确性和判断工具的重要性，极具现代管理学思维雏形。
在人性刻画方面，作者精准区分了仁人、勇士、智者与愚者、贪者等不同人格类型，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体现出高度的心理操控意识。这种分类不仅是对个体特质的观察，更是对权力结构中角色功能的理解。
尤为精彩的是对“计谋”的定义与运用规则的阐述：“摩而恐之，高而动之……乱而惑之”，一连串动词排比，节奏紧凑，气势逼人，生动描绘了心理战的操作流程。而“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一句，则揭示了非常规手段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与《孙子兵法》“以正合，以奇胜”遥相呼应。
语言风格上，本文多用对仗、排比、比喻，句式整饬而不失灵动，既有哲理深度，又具实战气息。结尾引用古语“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道，在隐与匿”，将谋略提升至宇宙法则的高度，赋予其形而上的合法性，增强了说服力。
总体来看，《谋篇》不仅是纵横家游说技艺的总结，更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高度凝练，其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仍具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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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鬼谷子》：“其言捭阖、反应、内揵、摩意诸术，皆纵横之流，务在揣摩迎合，以取胜于一时。”
2. 清代学者俞樾《诸子平议》谓：“《鬼谷子》一书，虽属纵横家言，然其中所述揣情、摩意之法，实为察人用人之要诀。”
3. 近人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鬼谷子》专明权变，其术似谲而实深于人情。”
4.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指出：“《鬼谷子》所说‘三仪’‘揣情’‘谋术’，皆切于实用，非空谈性命者所能及。”
5. 当代学者庞朴认为：“《鬼谷子》反映了战国时代社会剧烈变动下人们对权力运作机制的深刻反思。”
6.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到：“《鬼谷子》代表了一种非道德化的政治现实主义，注重效果而非动机。”
7. 刘咸炘《子疏定本》评曰：“《谋篇》最为精核，条理分明，几于无可增损。”
8. 日本汉学家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引用《鬼谷子》内容时，称其“辞旨幽深，机括森严”。
9.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鬼谷子》三卷，注云：“周世隐士，居鬼谷，苏秦、张仪师之。”
10. 明代宋濂《诸子辨》批评道：“《鬼谷子》专事机诈，导人以伪，非圣贤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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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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