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翻译
先生又说：“《五经》也是史书。史就是辨明善恶，以示训诫。善可以用来教化，因而特别保存善的事迹让人仿效；恶可以作为戒条，保存戒条省去具体的恶行来杜绝奸邪之人模仿。”
徐爱问：“保存善的事迹让后人仿效，也是存天理之本；省减恶行，保存戒条，也是想将私欲抑制在萌芽阶段吗？”
先生说：“孔子著经，当然就是这个用意，但是也不必局限于文句。”
徐爱又问：“恶可以作为戒条，保留戒条而省去事情经过以杜绝奸邪之人模仿，然而，为什么独独在《诗经》中不将‘郑风’和‘卫风’省略呢？先儒认为是‘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已不是孔所修订的原貌了。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孔子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这是孔门家法。孔子所修订的三百篇，都是雅乐之作，都可在祭祀天地祖先的场合和乡村郊庙中演奏，都是用来畅和平之气，涵泳心性，移风易俗，哪里会有郑、卫之声呢？这是助长淫风导引奸恶呀。这一定是秦代焚书坑儒之后，世儒牵强附会，为凑足三百篇的数目而加上去的。而淫邪之辞，世俗也喜欢传播，如今街头里巷并不少见。朱熹所谓的‘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只是无法解释清楚，不得已才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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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郑、卫，指《诗经》“郑风”“卫风”两篇。
《论语·卫灵公》第二十章：“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第十八章：“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亡国之音，出自《礼记·乐记》第六节：“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秦火，即秦始皇焚书之意。
《五经》：儒家五部经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史以明善恶，示训诫：王阳明认为经书的本质是历史，其作用是辨明善恶，给予训导和告诫。
存其迹以示法：保存（善行的）具体事迹，用以展示（为人的）法则。
削其事以杜奸：删除（恶事的）具体细节，用以杜绝奸邪（的效仿）。
天理、人欲：宋明理学核心概念。天理指普遍的道德法则，人欲指过度、不正当的私欲。
泥着文句：拘泥于文字句子。
郑、卫：指《诗经》“国风”中的《郑风》和《卫风》，其中多描写男女情爱之作，被汉代以后的儒家学者视为“淫诗”。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语出朱熹《论语集注》，认为记录恶事可以惩戒人安逸放荡的心志。
放郑声，郑声淫：语出《论语·卫灵公》。放，禁绝、抛弃。淫，过分、放纵。
雅乐：正统的、典雅的音乐。
秦火：指秦始皇焚书事件。
附会：把不相联系的事物说成有联系。
从而为之辞：强作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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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这段对话深刻揭示了王阳明“《五经》亦只是史”的经学观，以及其“心学”立场下对经典权威的独特审视。
经史合一，返本开新：王阳明将神圣的《五经》还原为“史”，打破了经学神秘化的传统。他认为经典的核心功能在于“明善恶，示训诫”，即提供道德教化的历史素材，其价值在于其“理”，而不在于其“事”本身。这种观点降低了经典作为绝对真理载体的地位，而强调其作为道德实践参考的工具性价值。
因材施教，重在实效：他提出对“善”与“恶”的记录应采取不同策略：“存其迹以示法”与“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这体现了他注重道德教育的社会效果，反对不加区分地展示恶行细节，以防产生负面诱导，其根本目的在于“存天理”、“遏人欲”。
质疑权威，直指本心：对于《诗经》中保留“郑卫之音”这一传统经学难题，王阳明表现出惊人的批判精神。他完全否定这是孔子的原意，并斥之为后世儒生为凑足篇数而进行的“附会”。他依据孔子“放郑声”等言论，断定孔子标准下的“雅乐”必然纯净无暇。这并非严谨的考据，而是其心学逻辑的推演：圣人之心纯是天理，其删定之《诗》必完全符合“涵泳德性”的目的。当经典文本与他对“圣人之心”的理解发生冲突时，他选择相信后者，并大胆质疑前者已被篡改。这充分体现了其“学贵得之于心”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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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这段语录在思想和艺术上均有很高价值：
思想的颠覆性与建设性：其“经即史”的观点，将经典从神坛拉回人间，为思想的解放打开了空间。其对《诗经》的大胆质疑，更是对汉唐以来经学注疏传统的直接挑战，展现了阳明心学不盲从权威、勇于独立思考的锐气。
对话体的艺术魅力：采用经典的师生问答形式，逻辑层层递进。徐爱的提问恰到好处地引出了王阳明更为深入和尖锐的论述，使核心观点在辩难中愈发清晰深刻，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语言犀利，气势充沛：王阳明的论述斩钉截铁，不容置喙，如“此是孔门家法”、“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等，言辞果断，充满了道德自信和思想魄力，生动再现了一位心学大师的卓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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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明·李贽《焚书》：“（阳明先生）谓‘五经皆史’，此千古卓识，令人不敢更倚傍圣人。”
译文：（阳明先生）提出“五经都是史书”，这是千古以来卓越的见识，让人不敢再一味地依赖和攀附圣人（的言论）。
说明：同为思想激进的李贽，对此观点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其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先生悯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故谓之‘新学’则非也，今人徒见其‘五经亦史’之说，终不免训诂之见，以为异于朱子，不知此正先生之善救朱子之失也。”
译文：先生怜悯朱熹之后的学者，把知识当作“知”……所以称其为“新学”是不对的。现在的人只看到他“五经亦史”的说法，终究免不了从训诂的角度去看，认为它不同于朱熹的学说，却不知道这正是先生善于补救朱熹学说缺陷的地方。
说明：黄宗羲从学术史角度为阳明辩护，认为“五经亦史”之说并非标新立异，而是为了纠正朱子后学将“知”局限于书本知识的流弊。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传习录提要》：“其与朱子之牴牾，……如《五经亦史》之说，……盖皆意见之偏，……然其大意，主于力行而知，……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
译文：他与朱熹学说的抵触……比如“五经亦史”的说法……大概都是些偏颇的见解……然而他的学说大意，主张在力行中求知……另立宗旨，明显地与朱熹相背离。
说明：四库馆臣站在官方理学立场，虽承认阳明学主旨（知行合一）的价值，但认为其“五经亦史”等具体观点是“意见之偏”，并明确指出其学说体系与朱熹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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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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