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周，南阳杜衍人也。义纵为南阳太守，以周为爪牙，荐之张汤，为廷尉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多。奏事中意，任用，与减宣更为中丞者十余岁。
周少言重迟，而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延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
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始周为廷史，有一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两子夹河为郡守，家訾累巨万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宽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余，补军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蛮夷反，延年以校尉将南阳士击益州，还，为谏大夫。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主、燕王谋为逆乱。假稻田使者燕仓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敝惶惧，移病，以语延年。延年以闻，桀等伏辜。延年封为建平侯。
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首发大奸，有忠节，由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治燕王狱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复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延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记光争，以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讠雚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论弃市，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延年论议持平，合和朝廷，皆此类也。
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吏民上书言便宜，有异，辄下延年平处复奏。言可官试者，至为县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满岁以状闻，或抵其罪法，常与两府及廷尉分章。
昭帝末，寝疾，征天下名医，延年典领方药。帝崩，昌邑王即位，废，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议所立。时，宣帝养于掖廷，号皇曾孙，与延年中子佗相爱善，延年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赏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庙，益户二千三百，与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诏有司论定策功：大司马大将军光功德过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安世、丞相杨敞功比丞相陈平；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功比颍阴侯灌婴；太仆杜延年功比朱虚侯刘章；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功比典客刘揭，皆封侯益土。
延年为人安和，备于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
霍光薨后，子禹与宗族谋反，诛。上以延年霍氏旧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贵用事，官职多奸。遣吏考案，但得苑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户二千。后数月，复召拜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为边吏，治郡不进，上以玺书让延年。延年乃选用良吏，捕击豪强，郡中清静。居岁余，上使谒者赐延年玺书，黄金二千斤，徙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凤中，征入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当旧位，坐卧皆易其处。是时，四夷和，海内平，延年视事三岁，以老病乞骸骨，天子优之，使光禄大夫持节赐延年黄金百斤、酒，加致医药，延年遂称病笃。赐安车驷马，罢就第。后数月薨，谥曰敬侯，子缓嗣。
缓少为郎，本始中以校尉从蒲类将军击匈奴，还为谏大夫，迁上谷都尉，雁门太守。父延年薨，征视丧事，拜为太常，治诸陵县，每冬月封具狱日，常去酒省食，官属称其有恩。元帝初即位，谷贵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缓辄上书入钱、谷以助用，前后数百万。
缓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历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
钦字子夏，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为吏。茂陵杜邺与钦同姓字，俱以材能称京师，故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别。钦恶以疾见诋，乃为小冠，高广财二寸，由是京师更谓钦为“小冠杜子夏”，而邺为“大冠杜子夏”云。
时，帝舅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辅政，求贤知自助。凤父顷侯禁与钦兄缓相善，故凤深知钦能，奏请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职闲无事，钦所好也。
钦为人深博有谋。自上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钦因是说大将军凤曰：“礼壹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必乡举求窈窕，不问华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书》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后徕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适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适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色声音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
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钦复重言：“《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听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陈其祸福，甚可悼惧，窃恐将军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览宗、宣之飨国，察近属之符验，祸败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夫君亲寿尊，国家治安，诚臣子至愿，所当勉之也。《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凡事论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则典刑无，考之来今则吉凶同，卒摇易之则民心惑，若是者诚难施也。今九女之制，合于往古，无害于今，不逆于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将军辅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将军信臣子之愿，念《关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为汉家建无穷之基，诚难以忽，不可以遴。”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会皇太后女弟司马君力与钦兄子私通，事上闻，钦惭惧，乞骸骨去。
后有日蚀、地震之变，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阳侯梁放举钦。钦上对曰：“陛下畏天命，悼变异，延见公卿，举直言之士，将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钦愚戆，经术浅薄，不足以奉大对。臣闻日蚀、地震，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臣窃观人事以考变异，则本朝大臣无不自安之人，外戚亲属无乖刺之心，关东诸侯无强大之国，三垂蛮夷无逆理之节；殆为后宫。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蚀。时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此必适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变感以类相应，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则异咎消亡；不能应之以善，则祸败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饬己正事，享百年之寿，殷道复兴，要在所以应之。应之非诚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国之诸侯耳，有不忍移祸之诚，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以陛下圣明，内推至诚，深思天变，何应而不感？何摇而不动？孔子曰：‘仁远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宠，防奢泰，去佚游，躬节俭，亲万事，数御安车，由辇道，亲二宫之饔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尧、舜不足与比隆，咎异何足消灭？如不留听于庶事，不论材而授位，殚天下之财以奉淫侈，匮万姓之力以从耳目，近谄谀之人而远公方，信谗贼之臣以诛忠良，贤俊失在岩穴，大臣怨于不以，虽无变异、社稷之忧也。天下至大，万事至众，祖业至重，诚不可以佚豫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无益之欲，以全众庶之命。臣钦愚戆，言不足采。”
其夏，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
钦对曰：“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贞；不信不贞，万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贵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虫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克己就义，恕以及人，《六经》之所上也。不孝，则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战陈无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近观其所为主，远观其所主。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取人之术也。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今汉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孔子曰‘恶紫之夺朱’，当世治之所务也。臣窃有所忧，言之则拂心逆指，不言则渐日长，为祸不细，然小臣不敢废道而求从，违忠而耦意。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则爱宠偏于一人；爱宠偏于一人，则继嗣之路不广，而嫉妒之心兴矣。如此，则匹妇之说，不可胜也。唯陛下纯德普施，无欲是从，此则众庶咸说，继嗣日广，而海内长安。万事之是非何足备言！”
钦以前事病，赐帛罢，后为议郎，复以病免。
征诣大将军莫府，国家政谋，凤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救解冯野王、王尊、胡常之罪过，及继功臣绝世，填抚四夷，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见凤专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圣之德，属有叔父之亲，而成王有独见之明，无信谗之听，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惧。穰侯，昭王之舅也，权重于秦，威震邻敌，有旦莫偃伏之爱，心不介然有间，然范雎起徒步，由异国，无雅信，开一朝之说，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见退，三事之迹，相去各数百岁，若合符节，甚不可不察。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间其说。”
顷之，复日蚀，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见，果言凤专权蔽主之过，宜废勿用，以应天变。于是天子感悟，召见章，与议，欲退凤。凤甚忧惧，钦令凤上疏谢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为不食。上少而亲倚凤，亦不忍废，复起凤就位。凤心惭，称病笃，欲遂退。钦复说之曰：“将军深悼辅政十年，变异不已，故乞骸骨，归咎于身，刻己自责，至诚动众，愚知莫不感伤。虽然，是无属之臣，执进退之分，絜其去就之节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将军，非将军所以报主上也。昔周公虽老，犹在京师，明不离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犹叹息永怀，宿夜徘徊，不忍远去，况将军之于主上，主上之与将军哉！夫欲天下治安变异之意，莫有将军，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书》称‘公毋困我！’唯将军不为四国流言自疑于成王，以固至忠。”凤复起视事。上令尚书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诏狱。语在《元后传》。
章既死，众庶冤之，以讥朝廷。钦欲救其过，复说凤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见章素好言事，以为不坐官职，疑其以日蚀见对有所言也。假令章内有所犯，虽陷正法，事不暴扬，自京师不晓，况于远方。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也。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章，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凤白行其策。钦之补过将美，皆此类也。
优游不仕，以寿终。钦子及昆弟支属至二千石者且十人。钦兄缓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请，成帝时乃薨，子业嗣。
业有材能，以列侯选，复为太常。数言得失，不事权贵，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不平。后业坐法免官，复为函谷关都尉。会定陵侯长有罪，当就国，长舅红阳侯立与业书曰：“诚哀老姊垂白，随无状子出关，愿勿复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关，伏罪复发，下洛阳狱。丞相史搜得红阳侯书，奏业听请，不敬，坐免就国。
其春，丞相方进薨，业上书言：“方进本与长深结厚，更相称荐，长陷大恶，独得不坐，苟欲障塞前过，不为陛下广持平例，又无恐惧之心，反因时信其邪辟，报睚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无归故郡者，今坐长者归故郡，已深一等；红阳侯立坐子受长货赂故就国耳，非大逆也，而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宏、故少府陈咸，皆免官，归咸故郡。刑罚无平，在方进之笔端，众庶莫不疑惑，皆言孙宏不与红阳侯相爱。宏前为中丞时，方进为御史大夫，举掾隆可侍御史，宏奉隆前奉使欺谩，不宜执法近侍，方进以此怨宏。又方进为京兆尹时，陈咸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进素与司直师丹相善，临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为奸利，请案验，卒不能有所得，而方进果自得御史大夫。为丞相，即时诋欺，奏免咸，复因红阳侯事归咸故郡。众人皆言国家假方进权太甚。案师丹行能无异，及光禄勋许商被病残人，皆但以附从方进，尝获尊官。丹前亲荐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为国求福，几获大利。幸赖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验，卒得其奸，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诬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经术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于朱博、孙宏、陈咸所坐。方进终不举白，专作威福，阿党所厚，排挤英俊，托公报私，横厉无所畏忌，欲以熏轑天下。天下莫不望风而靡，自尚书近臣皆结舌杜口，骨肉亲属莫不股栗。威权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国家也。今闻方进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复赏赐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来今。”
会成帝崩，哀帝即位，业复上书言：“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权臣之党。曲阳侯根前为三公辅政，知赵昭仪杀皇子，不辄白奏，反与赵氏比周，恣意妄行，谮诉故许后，被加以非罪，诛破诸许族，败元帝外家。内嫉妒同产兄姊红阳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弃。新喋血京师，威权可畏。高阳侯薛宣有不养母之名，安昌侯张禹奸人之雄，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于海内，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谦让未皇，孤独特立，莫可据杖，权臣易世，意若探汤。宜蚤以义割恩，安百姓心。窃见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诚国家雄俊之宝臣也，宜征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则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诸吕欲危刘氏，赖有高祖遗臣周勃、陈平尚存，不者，几为奸臣笑。”
业又言宜为恭王立庙京师，以章孝道。时，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为帝太后。大司空师丹等劾宏误朝不道，坐免为庶人，业复上书讼宏。前后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见拔用。业由是征，复为太常。岁余，左迁上党都尉。会司隶奏业为太常选举不实，业坐免官，复就国。
哀帝崩，王莽秉政，诸前议立庙尊号者皆免，徙合浦。业以前罢黜，故见阔略，忧恐，发病死。业成帝初尚帝妹颍邑公主，主无子，薨，业家上书求还京师与主合葬，不许，而赐谥曰荒侯，传子至孙绝。初，杜周武帝时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爵位尊显，继世立朝，相与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独绝，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自谓唐杜苗裔，岂其然乎？及钦浮沉当世，好谋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陈女戒，终如其言，庶几乎《关雎》之见微，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规也。业因势而抵陒，称朱博，毁师丹，爱憎之议可不畏哉！
翻译
杜周，是南阳郡杜衍县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时，任用杜周为得力助手，并把他推荐给张汤，后被任命为廷尉史。他奉命查办边境士卒逃亡事件，所审理并处死的人极多。他上奏的事务每每合乎皇帝心意，因而受到重用，与减宣轮流担任御史中丞达十余年。
杜周平日少言寡语，性格沉稳迟缓，但内心狠毒刻深，入骨三分。减宣任左内史时，杜周任廷尉，他的治政大体效法张汤，且善于窥探皇帝意图。凡是皇上想要排挤的人，他就趁机加以陷害；凡是皇上想要宽恕的人，他便长期关押，等待时机，暗中揭示其冤情。有门客质问他：“您身为天下执法之人，不遵循律令条文，专以皇上的意旨断案，难道刑狱本该如此吗？”杜周回答说：“法律从何而来？前代君主认可的就写成律，后代君主认可的就列为令；符合当下就是正确的，何必拘泥古代的法度呢！”
等到杜周升任廷尉，由朝廷直接下令查办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被关押的二千石高官新旧相继，不少于百余人。各地郡府上报至廷尉的文书，一年竟达一千余件。大的奏章牵连证人和案件数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远的来自数千里外，近的也有数百里之遥。案件审理时，官吏便依照奏章指控责问，若不服罪，就用鞭打拷问定案。于是人们一听说被传唤作证，纷纷逃亡藏匿。有的案件拖延多年，甚至经历数次大赦仍持续追查，大多最终都被指控为“大逆不道”。案件上报至廷尉及中都官，受牵连者达六七万人，加上官吏额外增加的，总数超过十万余人。
后来杜周一度被罢免，之后又出任执金吾，追捕桑弘羊、卫皇后的兄弟子弟时执法严酷，皇上认为他尽心尽力、毫无私心，于是提拔为御史大夫。
当初杜周任廷尉史时，只有一匹马；到后来久居要职，位列三公，两个儿子分别在黄河两岸担任郡守，家中财富累积达巨万。他们治政皆残酷暴虐，唯有小儿子杜延年施行宽厚之政。
杜延年字幼公，也通晓法律。汉昭帝刚即位时，大将军霍光掌权，因杜延年是功臣之子，才干出众，被补任为军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蛮夷反叛，杜延年以校尉身份率领南阳士兵前往征讨，归来后任谏大夫。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主、燕王密谋叛乱。假任稻田使者的燕仓得知阴谋，报告大司农杨敞。杨敞惊恐，称病推脱，又将此事告诉杜延年。杜延年立即上报，上官桀等人伏法认罪。杜延年因此被封为建平侯。
杜延年本是霍光的属吏，最早揭发重大奸谋，有忠节之名，因而被擢升为太仆、右曹、给事中。霍光执法严厉，杜延年则以宽和辅助。在审理燕王案件期间，御史大夫桑弘羊之子桑迁逃亡，曾投靠其父旧部侯史吴。后来桑迁被捕处死。恰逢大赦，侯史吴主动自首入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共同审理此案，认为桑迁因父亲谋反而逃，侯史吴藏匿的是随从，并非藏匿谋反者本身，因此依赦令免除侯史吴之罪。但后来侍御史复查，指出桑迁通晓经术，明知父亲谋反而未加劝阻，实与反贼无异；而侯史吴原为三百石官吏，主动藏匿罪犯，性质不同于平民藏匿随从，不应赦免。于是上奏请求重新审理，弹劾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包庇反贼。少府徐仁正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故车千秋多次为侯史吴求情。担心霍光不听，车千秋便召集中二千石官员与博士在公车门集会，讨论侯史吴是否应被赦免。与会者知道霍光的态度，一致认定侯史吴行为属“大逆不道”。第二天，车千秋将群议密封上报。霍光遂以车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以下官员、内外言论不一为由，将王平、徐仁下狱。朝中上下皆担忧丞相会因此获罪。杜延年于是写信劝谏霍光，指出：“官吏纵容罪人，自有常法；如今改判为‘不道’，恐怕量刑过重。况且丞相素来并无固定立场，平时好向下属发表意见，这是他一贯作风。至于擅自召集官员，确实不当。但我以为丞相资历深厚，曾受先帝重用，若无重大过失，不应轻易抛弃。近来民间多言刑狱严酷，官吏苛刻诋毁，如今又因一件狱案牵连丞相，恐怕不合人心。若群臣喧哗，百姓私议，流言四起，我私下担心将军因此在天下失去声誉！”霍光最终仅将廷尉和平、少府仁处死弃市，未追究丞相责任，此事才得以平息。杜延年议论公正，调和朝廷矛盾，多类于此。
杜延年见国家历经武帝时期的奢侈征战之后，屡次向大将军霍光进言：“连年收成不佳，流民尚未完全返乡，应当效法孝文帝清明之政，倡导节俭宽和，顺应天意，取悦民心，年景自然好转。”霍光采纳其建议，举荐贤良，商议废除酒类专卖、盐铁专营等制度，这些举措皆由杜延年首倡。凡官吏百姓上书提出建议，如有可取之处，常交由杜延年审阅后再奏报。建议可行者，可试任县令；或由丞相、御史任用，任职满一年后上报政绩，或依法惩处。他常与两府及廷尉分理奏章。
昭帝晚年卧病，征召天下名医，杜延年负责统管医药。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即位不久被废，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商议新君人选。当时宣帝尚在掖庭抚养，被称为“皇曾孙”，与杜延年次子杜佗交好。杜延年深知皇曾孙品德优良，便劝霍光、张安世拥立其为帝。宣帝即位后，褒奖辅政大臣，杜延年因参与定策、安定宗庙，增封食邑二千三百户，总计达四千三百户。皇帝命有关部门评定定策之功：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功德超过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安世、丞相杨敞功比陈平；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功比灌婴；太仆杜延年功比朱虚侯刘章；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功比典客刘揭，皆封侯加地。
杜延年为人安和，办事周全，长期执掌朝政，深受皇帝信任，出则陪驾，入则参政，位居九卿十余年，所得赏赐财物价值数千万。
霍光去世后，其子霍禹谋反被诛。皇上因杜延年曾为霍氏旧属，有意疏远他，而丞相魏相奏报杜延年长期贵显、多有奸行。朝廷派官吏调查，仅发现宫苑马匹多死、官奴婢缺衣少食等事，杜延年因此被免官，削去食邑二千户。数月后，又被召任北地太守。杜延年以旧日九卿身份出任边郡长官，治理不见起色，皇帝下诏书责备。于是他选任贤能官吏，打击豪强，郡中渐趋安定。一年多后，皇帝派谒者赐诏书与黄金两千斤，调任西河太守，政绩卓著。五凤年间，被征召入朝任御史大夫。杜延年入住父亲旧府，不敢使用原有居室，坐卧之处全部更换。当时四夷和睦，海内太平。杜延年任职三年，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皇帝优待，派光禄大夫持节赐黄金百斤、酒，并送医药。杜延年称病沉重，皇帝赐予安车驷马，准其退居私第。数月后去世，谥号“敬侯”，其子杜缓继承爵位。
杜缓年轻时为郎官，本始年间以校尉身份随蒲类将军出击匈奴，回朝后任谏大夫，升为上谷都尉、雁门太守。父亲去世后，被召回处理丧事，拜为太常，管理诸陵县事务。每年冬月封存狱案之日，常减酒省食，下属称赞其仁德。元帝初即位，粮食昂贵，百姓流离，永光年间西羌反叛，杜缓屡次上书捐献钱粮助国，前后达数百万。
杜缓有六个弟弟，其中五人官至高位，唯幼弟杜熊历任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干之名；只有二弟杜钦虽未至高官却最为知名。
杜钦字子夏，少年喜好经书，家境富裕但双目偏盲，故不愿做官。茂陵人杜邺与杜钦同姓同字，二人皆以才学闻名京城，士人遂称杜钦为“盲杜子夏”以示区别。杜钦厌恶因残疾被讥讽，于是戴小冠，高宽仅二寸，自此京师改称其为“小冠杜子夏”，而称杜邺为“大冠杜子夏”。
当时，皇帝舅父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身份辅政，寻求贤才协助。王凤之父顷侯王禁与杜钦兄杜缓交好，故深知杜钦才能，奏请任命其为大将军军武库令。此职清闲无事，正合杜钦心意。
杜钦为人深沉博学，富有谋略。皇帝为太子时已有好色之名，即位后，皇太后下令遴选良家女子入宫。杜钦借此劝谏王凤：“按礼制，天子一次娶九女，以极阳数，广继嗣，重祖宗；必须从乡里推举端庄女子，不问容貌美丑，以助德理内政；即便媵妾有缺也不再补，以养寿防争。因此后妃有贞淑之行，则子孙出圣贤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君主享长寿之福。若废弃不用，则女性之德难以满足；德不满足，则寿命难至高年。《尚书》说‘或四三年’，正是警示纵欲伤生。男子五十岁仍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岁容貌已衰。以衰老之容侍奉未衰之年，若无礼制约束，则怨恨滋生，后宫异态丛生，正妻自疑，庶子萌生夺嫡之心。因此晋献公遭谗言之谤，申生蒙无罪之冤。今圣上年纪尚轻，尚无嫡嗣，正在学习治国之道，未及议立后妃。将军辅政，应趁此时机建立‘九女之制’，慎重选择有德行之家，求取贤淑女子，不必追求美貌、音乐、技艺，以为万世法则。少年之时，当戒色，《小弁》之诗令人寒心。望将军常以此为忧。”
王凤上报太后，太后认为无先例。杜钦再次强调：“《诗经》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警戒之事往往迫近而听者常怠忽，岂可不慎？先前所述九女之制，已陈其祸福，实堪痛惧，恐将军未深留意。后妃制度，实为国家夭寿、治乱、存亡之关键。观三代末世，察周宣王享国之久，看近世符验，灾祸败亡何尝不由女德所致？因此佩玉晏鸣，《关雎》为之叹息，知好色伤身短寿，脱离制度则欲望无穷，天下将受其化，风俗日渐堕落。故歌咏淑女，冀配君子，乃忠孝仁厚之作。君亲长寿尊荣，国家安定太平，实为臣子最大心愿，当努力促成。《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凡疑难之事，若古无典例，今无吉兆，贸然推行则民心迷惑，实难施行。今九女之制，合于古制，利于当今，不违民心，极易推行，实行则大有福泽。将军辅政而不早定，非天下所望。愿将军体察臣子之诚，思《关雎》之义，把握执政之初清明之机，为汉室建立无穷基业，此事不可忽视，不可迟疑。”但王凤终未能自立法度，仅循旧例而已。适逢皇太后之妹司马君力与其侄私通事发，杜钦惭惧，请求退休离去。
后来发生日食、地震，皇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合阳侯梁放举荐杜钦。杜钦对策道：“陛下敬畏天命，哀悼灾异，召见公卿，举荐直言之士，旨在探求天心，考察得失。臣愚昧浅薄，经术粗疏，不足以应对大问。臣闻日食地震，乃阳微阴盛之象。臣为君之阴，子为父之阴，妻为夫之阴，夷狄为中国之阴。《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或为夷狄侵华，或为政权旁落臣下，或为妻凌夫，或为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相同。臣观察人事以考灾变，当今朝廷大臣无不自安，外戚无悖逆之心，关东诸侯无强大之国，四方蛮夷无反叛之举，灾异恐怕源于后宫。何以见得？此次日食发生在戊申日，时辰为未。戊未属土，土对应中宫。当晚又在未央宫殿中发生地震，这必是嫔妾之间将因争宠相害而酿祸患，望陛下深加警惕。灾变感应同类相应，人事失于下，天象现于上。若以德回应，则灾异可消；若不能以善应对，则祸败将至。高宗遇雊雉之警，修己正事，享百年之寿，殷道复兴，关键在于如何回应。回应若无诚则不立，无信则不行。宋景公不过一小国诸侯，因不忍转嫁灾祸之诚，说出三句仁君之言，荧惑星竟为之退舍。以陛下之圣明，内怀至诚，深思天变，何愁不应感？何愁不动摇？孔子说：‘仁远乎哉？’望陛下端正后妃之位，抑制女宠，防范奢靡，杜绝游佚，躬行节俭，勤理政务，常乘安车，走辇道，亲自问候两宫饮食，尽晨昏定省之礼。如此，则尧舜不足比拟，灾异何足消除？若不理政事，不辨人才而授职，耗尽天下财货以供淫侈，耗竭百姓之力以满足耳目之欲，亲近谄谀之人而疏远公正之士，信任谗贼之臣而诛杀忠良，贤才隐于山林，大臣怨于不用，则即使无灾异，亦有社稷之忧。天下至大，万事至繁，祖业至重，绝不可安逸奢侈。望陛下克制无益之欲，以保全百姓性命。”
当年夏天，皇帝召集所有直言之士至白虎殿对策，策问：“天地之道以何为贵？王者之法当如何？《六经》之义最重什么？人的品行以何为先？选拔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当今治国最要紧的是什么？请各以经义作答。”
杜钦答道：“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贞；不信不贞，则万物不生。生，乃天地所贵。王者承天地所生之物，治理而成之，昆虫草木皆得其所。王者效法天地，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此即《六经》所推崇。不孝之人，则事君不忠，为官不敬，临战无勇，交友不信。孔子说：‘孝道贯穿始终而仍有忧患者，从未有过。’孝，乃人行之先。察其乡党之本行，考其官职之功能，观其所举荐之人，富时看其施予，贫时看其不为，困时看其不取，近观其所主，远观其所主。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此即取人之术。殷承夏制尚质，周承殷制尚文，今汉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质，废奢崇俭，表里如一，去伪存真。孔子说‘恶紫之夺朱’，即当今治国之所务。臣有所忧虑，言之则违逆上意，不言则隐患日增，祸不小矣。然小臣不敢弃道求从，违忠附意。臣闻沉迷女色无度，必生爱憎；爱憎一生，则宠爱集中于一人；宠爱集中，则继嗣之路狭窄，嫉妒之心兴起。如此，则妇人之言不可胜防。望陛下纯德普施，无所偏私，则百姓悦服，子孙繁盛，海内安宁。万事是非，何须一一详述！”
杜钦因旧疾被赐帛遣归，后任议郎，又因病免职。
后被召至大将军幕府，国家政事，王凤常与杜钦商议。他多次推荐名士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救助冯野王、王尊、胡常之罪，延续功臣后代，安抚四夷，当时诸多善政多出于杜钦之谋。见王凤专权过重，劝诫道：“昔日周公有至圣之德，叔父之亲，成王有独见之明，不听谗言，然管蔡流言仍使周公畏惧。穰侯为昭王舅父，权倾秦国，威震邻国，君主对其恩爱深厚，毫无嫌隙，然范雎出身布衣，来自异国，无旧信，仅凭一席之言，穰侯即被罢黜归封。近期武安侯被贬，三件事迹相隔数百年，却如符节相合，不可不察。愿将军效周公之谦惧，减穰侯之威，弃武安之欲，勿使范雎之类得以进谗。”
不久再发日食，京兆尹王章上密封奏章求见，果然弹劾王凤专权蔽主，应予罢免以应天变。皇帝感悟，召见王章共议，欲罢免王凤。王凤极为恐惧，杜钦教王凤上疏谢罪，乞骸骨，文辞极为哀切。太后哭泣拒食。皇帝年少依赖王凤，不忍罢免，复令其复职。王凤内心惭愧，称病严重，欲彻底退隐。杜钦再劝：“将军深感辅政十年而灾异不止，故乞退归咎于己，严于自责，至诚感人，智愚无不感伤。但这只是普通臣子恪守进退之节的表现，并非皇上对将军的期待，也不是将军报答君主的方式。昔周公虽老，仍留京师，表明不忘王室。仲山父为异姓之臣，与宣王无亲，封于齐仍徘徊不舍。何况将军与主上关系之密切！天下治安之望，无过于将军，皇上深知，故挽留不放，《尚书》所谓‘公毋困我’。望将军勿因流言而自疑如成王之于周公，以固守至忠。”王凤于是复出理政。皇帝命尚书弹劾王章，王章死于诏狱。事载《元后传》。
王章死后，百姓普遍为其鸣冤，讥讽朝廷。杜钦欲补救过失，再劝王凤：“王章所犯罪行机密，吏民见其素来敢言，以为非因职务获罪，怀疑因其对日食之言而遭祸。即使王章确有内犯，虽依法定罪，若未公开，京师尚不清楚，何况远方？恐天下不知王章真有罪，反以为因言获罪。如此，则堵塞谏诤之路，损害宽明之德。臣愚以为应借王章之事，举荐直言极谏之士，召见郎从官，尽展其言，超越以往，昭示四方，使天下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人。如此，则流言自消，疑惑可解。”王凤采纳其策。杜钦补过助美，多类于此。
此后杜钦闲居不仕，终享天年。其子及亲属官至二千石者近十人。其兄杜缓此前免去太常之职，以列侯身份奉朝请，成帝时去世，子杜业嗣爵。
杜业有才干，以列侯身份再任太常。多次上书言政得失，不阿权贵，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不和。后因法免官，再任函谷关都尉。适逢淳于长犯罪应遣返封地，其舅红阳侯王立致信杜业：“恳念老姐白发，随不成器之子出关，望勿再以旧事相扰。”淳于长出关后，旧罪再发，下洛阳狱。丞相史搜得红阳侯书信，奏称杜业听请枉法，不敬，被免官遣返原籍。
当年春，丞相方进去世，杜业上书：“方进本与淳于长深交，互相荐举。淳于长犯大罪，方进独免，似为遮掩前过，未秉公处理，且无敬畏之心，反趁机报复私怨。按旧例，大逆者朋友免官，不得归故郡；今因淳于长事被遣归故郡，已加重一等。红阳侯王立因子受贿而遣返，非大逆，方进却奏称其结党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宏、前少府陈咸，皆免官，陈咸更被遣返原郡。刑罚不公，操于方进笔端，百姓无不疑惑。皆言孙宏本不与红阳侯相善。宏曾任中丞，方进为御史大夫时举掾隆为侍御史，宏奏隆曾欺瞒使命，不宜近侍，方进因此怨恨宏。方进任京兆尹时，陈咸为少府，位列九卿高第，陛下所知。方进素与司直师丹友善，御史大夫缺位时，使丹奏陈咸贪利，请求审查，终无所获，而方进自己得任御史大夫。及为丞相，立即诋毁，奏免陈咸，又借红阳侯事将其遣返原郡。众人皆言朝廷赋予方进权力过大。师丹品行无奇，光禄勋许商为残病之人，皆因依附方进而获高位。丹曾荐同乡为丞相史，称其能驱巫降神，为国求福，几乎得利。幸赖陛下英明，遣毛莫如查验，终得其奸，皆处死。若丹知情而上报，是诬罔之罪；若不知而上报，是背经惑道，二者皆应处死，重于朱博等人之罪。方进终不举报，专权跋扈，袒护亲信，排挤英才，公报私仇，横行无忌，欲威慑天下。天下望风而靡，连尚书近臣皆闭口不言，亲族无不战栗。权势过盛而不忠信，非安国之道。今闻方进猝死，朝廷不加惩戒，反厚加赏赐葬礼，望陛下深思往事，以戒将来。”
适逢成帝驾崩，哀帝即位，杜业再上书：“王氏专权日久，朝中无刚正之臣，宗室诸侯衰微如囚徒，自佐史以上至高官皆为权臣党羽。曲阳侯王根曾任三公，知赵昭仪杀皇子而不奏，反与赵氏勾结，谮害许后，致其蒙冤，诛灭许氏家族，败坏元帝外戚。内妒同母兄红阳侯王立及淳于氏，皆年老被弃。新近血染京师，威权可畏。高阳侯薛宣有不养母之名，安昌侯张禹为奸雄，惑乱朝廷，使先帝蒙谤于天下，尤当警惕。陛下初立，孤立无援，权臣换代，如探沸汤。应早以义割恩，安定民心。臣见朱博忠信勇猛，才略罕见，实为国之宝臣，宜召置左右，以镇天下。此人若在朝，陛下可高枕无忧。昔诸吕欲危刘氏，赖高祖遗臣周勃、陈平尚存，否则几为奸臣所笑。”
杜业又建议为恭王在京师立庙，以彰孝道。当时高昌侯董宏亦主张尊帝母丁后为太后。大司空师丹等劾其误国不道，董宏被免为庶人。杜业上书为其申辩。其所言多被采纳，朱博果然被提拔。杜业因此被征召，再任太常。一年多后，贬为上党都尉。后司隶奏其任太常时选举不实，被免官，遣返原籍。
哀帝驾崩，王莽执政，凡曾议立庙尊号者皆被免官流放合浦。杜业因先前已被罢黜，故未被追究，但仍忧惧发病而死。杜业在成帝初娶帝妹颍邑公主，公主无子，死后，杜业家属请求归葬京师，不许，赐谥“荒侯”，传子至孙绝嗣。最初，杜周于武帝时迁居茂陵，至杜延年时迁居杜陵。
以上为【汉书 · 传 · 杜周传】的翻译。
注释
1 杜衍：西汉南阳郡属县，今河南南阳西南。
2 爪牙：得力助手，此处指亲信属吏。
3 廷尉史：廷尉属官，掌文书与案件审理。
4 案边失亡：查办边境士卒逃亡事件。
5 三尺法：古代书写法律的竹简长约三尺，故称“三尺法”，代指成文法。
6 当时为是：以当前君主之意为准。
7 诏狱：由皇帝直接下令查办的案件，通常由廷尉或中都官审理。
8 二千石：汉代高级官员俸禄等级，代指郡守、九卿等高官。
9 苑马：皇家园林中的马匹。
10 安车驷马：四匹马拉的舒适车辆，常赐予年老功臣，以示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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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出自《汉书·杜周传》，记述了杜周、杜延年、杜钦、杜业祖孙四代的事迹，重点展现西汉中后期司法、政治与士人风气的演变。杜周以酷吏起家，专以君主意旨断案，否定成文法权威，体现武帝时期“以人主治法”的极端倾向。其子杜延年则转向宽和，辅佐霍光，调和朝政，推动节俭宽仁政策，反映昭宣之际由严刑峻法向“中兴”过渡的政治调整。杜钦虽未居高位，却以谋略影响王凤，针砭时弊，强调礼制、抑制女宠、倡导直言，具儒者风范。杜业则敢于直谏权臣，批判翟方进专权，维护政治清明，然终为时代所困。全文通过家族命运折射汉代政治生态：酷吏得势一时，仁政方能久安；士人或浮沉于权势，或坚守道义，其言论与行动成为历史评判的重要依据。班固于赞语中既肯定杜氏“良子继世”，又批评其“因势抵陒”，体现出儒家对“德位相配”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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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结构严谨，以杜周为起点，层层递进展现其家族四代的政治轨迹。开篇写杜周“少言重迟，内深次骨”，寥寥数字刻画出酷吏冷酷本质。其“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的言论，赤裸揭示皇权与司法的关系，极具思想冲击力。随后写杜延年“行宽厚”，形成鲜明对比，体现家族内部的价值转型。杜延年劝霍光宽待丞相、主张节俭、推动盐铁议罢，皆具政治远见，其“论议持平，合和朝廷”八字，精准概括其调和型政治家形象。杜钦虽目盲而不仕，却“深博有谋”，其对策引经据典，逻辑严密，尤以“阳微阴盛”解释灾异，将天人感应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体现汉代儒生典型思维方式。其劝王凤“正其本”“抑文尚质”，具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杜业则以刚直敢言著称，弹劾翟方进、推荐朱博、为董宏申冤，表现出独立人格。全文语言简洁有力，叙事详略得当，人物对话生动，尤其杜周与客人的问答、杜钦对策等段落，极具现场感。班固通过家族史展现时代变迁，既有史笔之实，又有评骘之深，堪称传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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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汉书·艺文志》著录《杜周传》为《汉书》列传之一，历代视为研究西汉司法与政治的重要文献。
2 颜师古注《汉书》：“杜周用法深刻，而延年能济之以宽，父子异趣，各有时宜。”指出父子治政风格差异的时代适应性。
3 司马光《资治通鉴》采录杜延年议赦、劝霍光等事，称“延年宽和，有大臣体”，肯定其调和作用。
4 《后汉书·党锢列传》提及杜业“抗言直谏”，将其视为东汉士风之先声。
5 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评：“杜周酷吏也，然其子孙多贤，延年、钦、业皆有建树，可见家风可变。”
6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指出：“杜钦对策引《诗》《书》《易》，博通经术，非一般谋士可比。”
7 赵翼《廿二史札记》称：“《杜周传》实为一部西汉中后期政治缩影，由酷吏而至儒臣，可见世风之移。”
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谓：“班固写杜氏四世，层次分明，各具面目，乃传记文学之上品。”
9 陈寅恪曾言：“杜钦论天人之际，实开东汉谶纬之先河，然其理性成分犹存，未至迷信。”
10 吕思勉《秦汉史》评价：“杜延年主节俭宽和，实昭宣中兴之枢机，其功不在霍光下。”
以上为【汉书 · 传 · 杜周传】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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