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余，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
祁侯与王孙书曰：“王孙苦疾，仆迫从上祠雍，未得诣前。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愿王孙察焉。”
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隔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椟，葛藟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于戏！吾不为也。”
祁侯曰：“善。”遂裸葬。
胡建字子孟，河东人也。孝武天汉中，守军正丞，贫亡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尉荐走卒，甚得其心。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乃约其走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斩之则斩。”于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建从走卒趋至堂皇下拜谒，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斩之。”遂斩御史。护军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遂上奏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议，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谨按军法曰：‘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执事不诿上，臣谨以斩，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显名。
后为渭城令，治甚有声。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将军安与帝姊盖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骄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杀之。客臧公主庐，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将吏卒围捕。盖主闻之，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仆射劾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建报亡它坐。盖主怒，使人上书告建侵辱长公主，射甲舍门。知吏贼伤奴，辟报故不穷审。大将军霍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吏民称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
元帝时，琅邪贡禹为御史大夫，而华阴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贤，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选。平陵朱云，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上乃下其事问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对，以为“大臣者，国家之股肱，万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择也。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国家摇动而民不静矣。今嘉从守丞而图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古，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也。自尧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犹试然后爵之，又况朱云者乎？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今御史大夫禹洁白廉正，经术通明，有伯夷、史鱼之风，海内莫不闻知，而嘉猥称云，欲令为御史大夫，妄相称举，疑有奸心，渐不可长，宜下有司案验以明好恶。”嘉竟坐之。
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登堂，抗着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
迁杜陵令，坐故纵亡命，会赦，举方正，为槐里令。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充宗为党，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陈咸年少抗节，不附显等，而与云相结。云数上疏，言丞相韦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来，而咸数毁石显。久之，有司考云，疑风吏杀人。群臣朝见，上问丞相以云治行。丞相玄成言云暴虐亡状。时，陈咸在前，闻之，以语云。云上书自讼，咸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杀人罪。云亡入长安，复与咸计议。丞相具发其事，奏：“咸宿卫执法之臣，幸得进见，漏泄所闻，以私语云，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后知云亡命罪人，而与交通，云以故不得。”上于是下咸、云狱，减死为城旦。咸、云遂废锢，终无帝世。
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云自是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薛宣为丞相，云往见之。宣备宾主礼，因留云宿，从容谓云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云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复言。
其教授，择诸生，然后为弟子。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传云学，皆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云年七十余，终于家。病不呼医饮药。遗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士周于椁，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穀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辄报罢。
是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凤专势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讥刺凤，为凤所诛。王氏浸盛，灾异数见，群下莫敢正言。福复上书曰：
臣闻箕子佯狂于殷，而为周陈《洪范》；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夫叔孙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亲也，不可为言也。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当此之时，天下几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则治，不循则乱。何者？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升平可致。于是积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缘间而起。所以计虑不成而谋议泄者，以众贤聚于本朝，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见间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索随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轻量大臣，亡所畏忌，国家之权轻，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
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也。臣诚恐身涂野草，尸并卒伍，故数上书求见，辄报罢。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关自鬻；缪公行伯，繇余归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若此，则天下之士发愤懑，吐忠言，嘉谋日闻于上，天下条贯，国家表里，烂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俊杰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缪，施之当世合时务，若此者，亦亡几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厎石，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诚能勿失其柄，天下虽有不顺，莫敢触其锋，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为汉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时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弃陈平之过而获其谋，晋文召天王，齐桓用其仇，有益于时，不顾逆顺，此所谓伯道者也。一色成体谓之醇，白黑杂合谓之驳。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
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鹊遭害，则仁鸟增逝；愚者蒙戮，则知士深退。间者愚民上疏，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敢面引廷争，孝元皇帝擢之，以厉具臣而矫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恶恶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数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讳之诏，博鉴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诽谤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汉兴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亲亲之道，全之为右，当与之贤师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宠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骄逆，至于夷灭，此失亲亲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贤，不能为子孙虑，故权臣易世则危。《书》曰：“毋若火，始庸庸。”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亡及已。
上遂不纳。成帝久亡继嗣，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复上书曰：
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职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职触罪，危言世患，虽伏质横分，臣之愿也。守职不言，没齿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灭，虽有景公之位，伏历千驷，臣不贪也。故愿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途，当户牖之法坐，尽平生之愚虑。亡益于时，有遗于世，此臣寝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愿陛下深省臣言。
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昔者秦灭二周，夷六国，隐士不显，逸民不举，绝三绝，灭天道，是以身危子杀，厥孙不嗣，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于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穀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之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适。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
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
初，武帝时，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匡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上以其语不经，遂见寝。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语在《成纪》。是时，福居家，常以读书养性为事。
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师事同县吴章，章治《尚书经》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号安汉公。以平帝为成帝后，不得顾私亲，帝母及外家卫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帝长大后见怨。宇与吴章谋，夜以血涂莽门，若鬼神之戒，冀以惧莽。章欲因对其咎。事发觉，莽杀宇，诛灭卫氏，谋所联及，死者百余人。章坐要斩，磔尸东市门。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敞时为大司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归，棺敛葬之，京师称焉。车骑将军王舜高其志节，比之栾布，表奏以为掾，荐为中郎谏大夫。莽篡位，王舜为太师，复荐敞可辅职。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为鲁郡大尹。更始时，安车征敞为御史大夫，复病免去，卒于家。
赞曰：“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世称朱云多过其实，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临敌敢断，武昭于外。斩伐奸隙，军旅不队。梅福之辞，合于《大雅》，虽无老成，尚有典刑；殷监不远，夏后所闻。遂从所好，全性市门。云敞之义，著于吴章，为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则濯缨，何远之有？
翻译
杨王孙是汉武帝时期的人，修习黄老道家之学，家产千金，生活极为优渥，凡事皆以养生为重。临终前，他预先告诫儿子说：“我想裸葬，以回归自然本真，一定不要违背我的意愿。死后用布袋装尸，下葬七尺深，棺木放下后，从脚部抽去布袋，让身体直接接触泥土。”他的儿子既不忍心照办，又不敢违抗父命，便去请教王孙的朋友祁侯。
祁侯写信劝他说：“您正患重病，我因随皇上祭祀雍地，未能亲自探望。请您保重精神，减少思虑，服药调养，善自珍重。听说您下令要裸葬，若死者无知也就罢了；若有知觉，在地下赤身面对祖先，实在有辱先人，我以为此举不可取。况且《孝经》说‘为之棺椁衣衾’，这是圣人留下的礼制，何必固执己见？请三思。”
王孙回信说：“我听说古代圣王体察人情不忍亲人离世，因而制定丧礼。如今世人却背离本真，所以我决定裸葬，正是为了矫正时弊。厚葬对死者毫无益处，而世俗之人竞相攀比，耗费钱财，将金银财宝埋入地下。有的今天刚下葬，明天就被盗掘，这与把尸体暴露在荒野有何区别！再说，死亡是生命的自然转化，万物的归宿。归者得其所，化者顺其变，万物各自返归本真。返归本真则幽冥无形无声，才合乎大道。装饰外表以取悦众人，厚葬隔绝形骸，使归者不能安息，化者不得转变，这是让万物失其所归。我听说：精神属天，形骸属地。精神离形而去，各归其本源，所以称为‘鬼’——‘鬼’就是‘归’的意思。尸体孤零零地存在，哪里还有知觉？用丝绸包裹，用棺椁隔绝，四肢被束缚，口中含玉，想化也不能，郁结成干尸。千年之后，棺椁朽烂，才得以归土，回到真正的居所。既然如此，何必长久做客人间！从前尧帝下葬，用挖空的木头作棺，用葛藤捆扎，墓穴不扰动地下水，上面也不散发臭气。所以圣人生时简朴，死时易葬，不在无用之事上费力，不在无谓之处耗财。如今浪费钱财厚葬，滞留灵魂，阻隔归途，死者不知，生者无益，真是极大的迷惑！唉！我绝不这样做！”
祁侯说：“说得对。”于是杨王孙死后被裸葬。
胡建，字子孟，河东人。汉武帝天汉年间任军正丞，家贫无车马，常步行与士卒同起居，因此深得士卒之心。当时监军御史违法，在北军营垒墙上打洞开设商铺谋利。胡建决意诛杀他，便召集士卒说：“我要与你们执行一项诛杀任务，我说抓就抓，斩就斩。”到了选拔士兵马匹的日子，监军御史与护军诸校坐在厅堂之上，胡建带着士卒快步上前拜谒，随即登堂，士卒也都跟上。胡建指着监军御史说：“抓他！”士卒上前将其拖下。胡建下令：“斩！”当场斩杀御史。护军诸将震惊不已，不知所措。胡建早已准备好奏章藏在怀中，随即上奏说：“臣闻军法：立威以服众，诛恶以禁邪。今监军御史公然穿墙营私，从事买卖，与士兵交易，毫无刚毅之志、勇猛之节，不足以统率将士，严重失职不公。若依文吏之议，难施重法。《黄帝李法》说：‘营垒已定，穿墙越界者，是为奸人，奸人当杀。’臣谨按军法：‘军正不隶属于将军，将军有罪上报，二千石以下由军正执法。’虽职位有疑，但执法不可推诿。臣已依法斩之，冒死上报。”皇帝下诏说：“《司马法》云：‘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怎能用文吏之法？三代圣王或于军中誓师，使民预知情势；或于军门外誓，使其早有准备；或临战前誓，以激励士气。你何须怀疑？”胡建由此声名显赫。
后来任渭城令，政绩卓著。正值昭帝年幼，皇后之父上官安与帝姊盖主的情夫丁外人交好。丁外人骄横放纵，怨恨前任京兆尹樊福，派人射杀。刺客藏匿于盖主府中，官吏不敢抓捕。渭城令胡建率吏卒包围搜捕。盖主得知，与丁外人、上官安带众多奴仆前往，追射官吏，官吏四散奔逃。盖主派仆射弹劾胡建属下巡捕伤害其家奴。胡建回复称无其他罪责。盖主大怒，上书控告胡建侵犯长公主，射毁其宅门，明知官吏伤奴却故意隐瞒不查。大将军霍光压下奏章。后霍光病重，上官氏代掌政务，下令逮捕胡建，胡建自杀。官民皆称冤屈，至今渭城仍为其立祠纪念。
朱云，字游，原籍鲁地，后迁平陵。年轻时任侠使气，替人报仇。身高八尺多，相貌雄伟，以勇力闻名。四十岁时改变志向，拜博士白子友学习《易经》，又师从前将军萧望之学习《论语》，均能传承其学。他崇尚豪迈大节，当时人因此敬重他。
元帝时，琅邪人贡禹任御史大夫，华阴守丞嘉上书说：“治国之道在于得贤，御史大夫是宰相副手，地位高于九卿，不可不慎重选拔。平陵人朱云，文武兼备，忠正有智略，可任六百石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才。”皇帝将此事交公卿讨论。太子少傅匡衡反对说：“大臣是国家股肱，万民仰望，明君必须慎选。古语说，轻视君上爵位，贱人图谋高位，国家将动摇不安。如今嘉以守丞身份推举平民超居九卿之上，不是尊崇国家、敬重社稷的做法。即使尧用舜、文王用太公，也是先试用而后授爵，何况朱云？他素来好勇斗狠，多次犯法逃亡，虽学《易》略有师承，但品行并无特异之处。今御史大夫贡禹清廉正直，经术通达，有伯夷、史鱼之风，天下皆知。而嘉随意称赞朱云，恐有奸心，此风不可助长，应交有司审查以明是非。”嘉因此获罪。
当时，少府五鹿充宗受宠，专治《梁丘易》。自宣帝以来推崇梁丘氏学说，元帝也喜好，欲考察各家异同，命五鹿充宗与诸《易》家辩论。五鹿倚仗权势口才出众，诸儒无人敢应，纷纷称病回避。有人推荐朱云，召入后，整衣登堂，昂然发问，声震左右。辩论中连连驳倒五鹿充宗，于是儒生传语：“五鹿高耸如山，朱云折其角。”因此被任命为博士。
后升杜陵令，因故意放走逃犯，遇赦免罪，举为方正，任槐里令。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与五鹿充宗结党，百官畏惧。唯独御史中丞陈咸年轻有节操，不附石显，与朱云结交。朱云屡次上疏批评丞相韦玄成苟且保位，无所作为；陈咸也多次抨击石显。久之，有关部门调查朱云，怀疑他指使官吏杀人。朝会时，皇帝问丞相朱云政绩如何。丞相韦玄成说朱云残暴无状。陈咸在旁听见，转告朱云。朱云上书自辩，陈咸代拟奏稿，请求交御史中丞审理。事交丞相府，丞相派属吏查证，坐实杀人罪名。朱云逃入长安，再与陈咸商议。丞相揭发此事，奏称：“陈咸身为近臣，幸得面君，却泄露机密，私授朱云奏稿，助其规避审查；后知朱云为逃犯，仍与其往来，致朱云未被缉拿。”皇帝遂将二人下狱，减死罪为城旦（四年苦役）。此后二人被废黜，终元帝一朝不得任用。
至成帝时，原安昌侯张禹以帝师身份任特进，极受尊崇。朱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场。他说：“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正君主，下不能造福百姓，皆尸位素餐，正如孔子所说‘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斩一佞臣以警其余。”皇帝问：“是谁？”答：“安昌侯张禹。”帝大怒：“小臣在下诽谤上司，当廷侮辱师傅，罪该万死！”御史拉朱云下去，朱云紧抓殿槛，竟将其拉断。他高呼：“我能到地下与龙逢、比干为伴，足矣！不知圣朝将成何样！”御史强行带走。左将军辛庆忌脱帽解印，叩头殿前说：“此人一向以狂直著称。若其言对，不可杀；若其言错，也应宽容。臣愿以死相争。”叩头至流血。皇帝怒意稍解，方才作罢。后来修理殿槛，皇帝说：“不要更换！就保留原样，用以表彰直臣。”
从此朱云不再出仕，常居鄠县乡间，有时乘牛车带学生出行，所过之处人们都敬重他。薛宣任丞相，朱云前往拜访。薛宣设宾主之礼，留宿款待，从容说：“你在乡野无事，不如留在我东阁，可观览四方奇士。”朱云笑答：“你竟想收编我这个小民做属吏？”薛宣不再多言。
他教授学生，严格择徒，然后收为弟子。九江严望及其侄严元（字仲），能传承其学，皆为博士。严望官至泰山太守。
朱云七十多岁去世。病时不请医不吃药。遗言以日常衣物入殓，棺仅容身，椁仅容棺，坟高一丈五尺，葬于平陵东郊。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少年时在长安求学，精通《尚书》《穀梁春秋》，任郡文学，补任南昌尉。后辞官回寿春，多次通过县道上书谈论时政，请求驿车前往皇帝所在陈述急务，均被驳回。
当时成帝信任大将军王凤，王凤专权擅政，而京兆尹王章素来忠直，讥刺王凤，被王凤杀害。王氏势力日益壮大，灾异频现，群臣无人敢直言。梅福再次上书：
臣听说箕子在殷朝装疯，后为周朝陈述《洪范》；叔孙通逃离秦朝投奔汉，制定礼仪。他们并非不忠，而是无法直言。昔日高祖求贤若渴，从谏如流，用人不问出身，论功不论资历。陈平出身逃犯却任谋主，韩信从士兵中提拔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集归汉，争相献策，智者竭谋，愚者尽虑，勇者效命，怯者亦勉力赴死。集中天下智慧与力量，故灭秦如拔鸿毛，取楚如拾遗，此乃高祖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孝文帝出身代地，无周公、召公之师，无伊尹、吕尚之佐，只遵循高祖之法并加以恭俭，天下几乎太平。由此可见，循高祖之法则治，否则必乱。为何？秦朝无道，贬抑孔子，废弃周公制度，破坏井田，取消五等爵，礼崩乐坏，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难以成功。孝武帝喜忠谏，爱至言，封爵不必经廉茂，赏赐不待显功，故天下布衣奋志竭诚，自荐于朝廷者不可胜数。汉得贤才，以此时为盛。若武帝能采纳其计，太平可致。但积尸遍野，只为快意于胡越之战，故淮南王刘安乘隙而起。其谋未成而泄，正因为朝中贤才众多，大臣势盛，不敢响应。如今百姓窥见国家缝隙，伺机而动者已有蜀郡之乱；山阳逃犯苏令之众，践踏名城大郡，寻求同党，毫无逃匿之意。此皆轻视大臣，无所畏惧，说明国家权威已衰，匹夫竟欲与朝廷抗衡。
士人是国家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之议，本非草野所宜言。但我唯恐死后尸骨委地，故屡次上书求见，皆被拒绝。我听说齐桓公时有人以“九九算术”求见，桓公不拒，为的是招揽更大人才。今我所言远胜“九九”，而陛下已三次拒绝，这正是天下贤士不来的原因。昔日秦武王好力士，任鄙叩关自荐；秦缪公行霸业，繇余归附。今欲招揽天下之士，凡有上书求见者，应令其诣尚书陈述，若言可采，即赐升斗之禄、一束之帛。如此，则天下士人奋发吐言，良策日闻，国家纲纪分明，表里清晰。四海之广，人口之众，能言者甚多，但其中能指陈时政、言成文章、合于圣道、切合时务者，实属寥寥。故爵禄与帛，乃是激励世人、砥砺钝者的根本工具，高祖以此励世。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秦朝却张设诽谤之网，为汉扫清道路，等于倒持太阿，授柄于楚。只要不失权柄，天下虽有不服，无人敢触其锋，这正是孝武帝开拓疆土、成为汉世宗的原因。今不循霸王之道，却想用三代选举之法取当代之士，犹如按伯乐图寻千里马于市，必然无果。故高祖不计陈平之过而得其谋，晋文公召周天王，齐桓公用仇人管仲，皆因有益于时，不顾逆顺，此即所谓“霸道”。纯一色为“醇”，黑白混杂为“驳”。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余，如同用乡饮酒礼治理军市。
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反加惩处。鹊鸟受害，则仁鸟远飞；愚者被杀，则智士退隐。近年百姓上书，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死者众多。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忌，朝廷尤甚，群臣皆顺从君意，无人持正。何以见得？取百姓所上之善言，试交廷尉，必判“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推断，一目了然。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敢当廷抗争，孝元帝擢升他，以激励庸臣、矫正歪风。及至陛下，竟诛及其妻儿。恶止于其身即可，王章无叛逆之罪，却殃及家族。此举挫伤直臣之节，堵住谏臣之口，群臣明知错误而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实为国家最大隐患。愿陛下遵循高祖之道，杜绝亡秦之路，常诵《十月之歌》，留意《无逸》之戒，废除不急之法，颁布不讳之诏，广泛听取，咨询疏远卑贱之人，使深远之言不隐，偏远之声不塞，实现“辟四门，明四目”。
况且所谓“不急之法”，不过是轻微的诽谤罪。“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补。”如今君命受损，主权威严被夺，外戚权力日盛，陛下虽未见其形，望察其影。自建始以来，日食地震次数，三倍于春秋时期，水灾无可比拟。阴盛阳衰，金属飞动，这是什么征兆！汉兴以来，社稷三度危殆：吕氏、霍氏、上官氏皆母后之家。亲亲之道，应以保全为上，当为其配备贤师良傅，教以忠孝。今反尊宠其位，授以大权，致其骄横，终至覆灭，此乃亲亲之道的最大失败。即便霍光贤能，亦不能为子孙谋，故权臣换代即危。《尚书》说：“勿若火，始庸庸。”等到权势凌驾于君主之上才防范，已来不及了。
皇帝终未采纳。成帝久无子嗣，梅福认为应建立三统，封孔子后裔为殷后，再次上书：
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乃职也，位卑而言高者有罪。越职触罪，直言世患，即使身死横分，亦心甘情愿。若守职不言，终身平安，死后名声即灭，纵有景公之位、千驷之富，我不贪恋。愿登文石之阶，踏赤墀之路，坐于户牖之间，尽毕生愚虑。若对时代无益，对后世无遗，我寝不安食忘味。愿陛下深察。
臣闻保存他人者才能自立，堵塞他人者终将自闭。善恶报应，各如其事。昔秦灭二周，夷六国，隐士不显，逸民不举，断绝三统，毁灭天道，终致自身危亡，子孙断绝，正是“壅人以自塞”。武王克商，未下车即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续夏于杞，明示三统并存，不独占天下。故姬姓半天下，宗庙香火不断，此为“存人以自立”。今成汤无祀，殷人无后，陛下久无继嗣，或许正因如此。《春秋》载：“宋杀其大夫。”《穀梁传》解释：“不称名姓，因其居祖位，故尊之。”说明孔子本为殷之后裔。虽非正统，封其子孙为殷后，礼亦应然。为何？诸侯可夺宗，圣庶可夺嫡。古语说“贤者子孙宜有土”，何况圣人之后，又是殷裔！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天降雷风示警。今孔子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仍为编户，圣人反享匹夫之祭，非天意也。若陛下能据孔子素功，封其子孙，则国家必得其福，陛下之名亦与天同久。为何？追念圣人旧功，封其后裔，前所未有，后世圣人必以为法。不朽之名，岂可不勉！
梅福出身孤远，又讥刺王氏，终未被采纳。
起初，武帝时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派大夫博士寻访殷后，发现分散为十余姓，各地虽有大户，但难以追溯世系。匡衡建议：“王者存二王后，以尊先王、通三统。若某国绝嗣，应另立亲族为始封君，上承其祖。《春秋》义理：诸侯失国则绝。今宋国已失其统，不应继宋之绝侯，而应另立殷后，上承汤统。今所谓宋，嫡系久远难寻；即便找到，其先已绝，不当立。《礼记》孔子说：‘丘，殷人也。’此为先师共传，应以孔子世系为殷后。”皇上以其言不合常规，搁置不理。至成帝时，梅福再提应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后，考证古文，结合《左氏》《穀梁》《世本》《礼记》，下诏封孔子世系为殷绍嘉公。事载《成帝纪》。此时梅福居家，常以读书养性为务。
至元始年间，王莽专政，梅福一日弃妻别子，离开九江，后世传说他成仙。其后有人在会稽见到他，改名换姓，为吴市门卒。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师从同县吴章，吴章精研《尚书》，任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位，年幼，王莽执政，自号安汉公。以平帝为成帝之后，不得顾念私亲，帝母及外家卫氏皆留中山，不得入京。王莽长子王宇，反对隔绝卫氏，恐帝长大后怨恨。王宇与吴章谋划，夜间以血涂莽门，假托鬼神警告，希望吓唬王莽。吴章欲借机劝谏。事发，王莽杀王宇，诛灭卫氏，牵连百余人。吴章被腰斩，肢解尸体悬于东市门。当初吴章为当世名儒，弟子千余人。王莽视为恶党，一律禁锢，不得为官。弟子皆改投他师。云敞时任大司徒掾，主动承认是吴章弟子，抱尸归家，棺殓安葬，京师称颂。车骑将军王舜赞赏其节操，比作栾布，上表荐为掾，后任中郎谏大夫。王莽篡位，王舜为太师，再荐云敞可任要职。云敞称病辞去。唐林称其可治郡，擢为鲁郡大尹。更始年间，朝廷以安车征召为御史大夫，又因病辞去，卒于家中。
赞曰：昔日孔子说，若不得中行之人，便思狂狷之士。观杨王孙之志，远胜秦始皇。世人常说朱云言行夸张，故曰：“大概有不知而妄作者，我没有这种情况。”胡建临事果断，威武彰显于外。诛除奸邪，军队不乱。梅福之言，合于《大雅》，虽无老成之人，尚有典范可循；殷之鉴不远，正是夏后所闻。终遂其志，保全性命于市门。云敞之义，显于吴章之事，行仁由己，两入朝廷高位，清者濯缨，何远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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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杨王孙：西汉道家人物，主张裸葬，反对厚葬，体现黄老思想影响下的自然主义生死观。
2 黄、老之术：黄帝与老子的学说，汉初主流思想，强调无为、自然、养生。
3 窾木为椟，葛藟为缄：挖空树木作棺，用葛藤捆扎。形容尧葬之简朴。窾，空；椟，棺；藟，藤蔓。
4 胡建斩御史：依据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体现军中执法独立于行政系统。
5 渭城令建自杀：反映外戚专权下正直官员的悲剧命运，上官氏、盖主、丁外人勾结，压制执法。
6 朱云折五鹿角：五鹿充宗为权臣兼经师，朱云以学识击败之，象征学术独立于权势。
7 尚方斩马剑：御用利器，可斩马，喻诛权奸之决心。“折槛”“旌直臣”成后世直臣典故。
8 梅福上书言三统：主张封孔子后为殷后，以“存二王后”复古制，体现儒家历史循环与天命观。
9 匡衡反对朱云：代表保守儒臣立场，重资历、秩序，排斥寒微崛起者，反映经学官僚体制的封闭性。
10 云敞收葬吴章：吴章因参与反莽阴谋被杀，云敞冒禁收尸，体现“师道”与“义”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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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出自《汉书·杨胡朱梅云传》，通过记载杨王孙、胡建、朱云、梅福、云敞五人事迹，展现西汉士人不同类型的风骨与精神追求。杨王孙主张裸葬，体现道家“返璞归真”的生死观，批判厚葬奢靡之风；胡建依法斩杀监军御史，彰显执法不阿、勇于任事的武臣气概；朱云“请斩佞臣”、攀折殿槛，表现刚直不屈、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形象；梅福屡次上书，针砭时政，忧国忧民，具儒者担当；云敞冒死收葬师尸，体现“义”高于“利”的儒家伦理。五人性格各异，然皆以“直”“义”“节”为核心，反映班固对士人精神的高度推崇。赞语引孔子“狂狷”之说，肯定非常之行在衰世中的价值，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体现《汉书》“贵德重义”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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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传以人物列传形式，通过典型事件刻画五位个性鲜明的士人形象。结构上各传独立而精神贯通，皆围绕“直”“义”“节”展开。杨王孙以哲学思辨立论，其裸葬主张不仅是行为抗议，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语言雄辩，逻辑严密，具思想史价值。胡建传突出行动果决，叙事紧凑，“趋”“指”“取”“斩”等动词有力，展现军法之威。朱云传戏剧性强，“请剑”“折槛”“游龙逢比干”层层推进，语言慷慨激昂，为汉代直臣典范。梅福传以长篇奏疏为主，体现士人议政传统，其对“得士”“防言”“三统”的论述，具深刻政治洞察。云敞事迹简洁，但“收抱章尸”四字极具感染力，凸显人格光辉。班固叙事善用对比：如朱云与匡衡、梅福与王凤，揭示理想与现实之冲突。语言风格多样，议论、对话、奏章交织，既有史笔之实，亦含文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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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杨王孙裸葬之论，深得老庄之旨，矫俗振弊，有功于教化。”
2 颜师古注《汉书》：“胡建斩御史，依法不阿，可谓守正之臣。”
3 苏轼《东坡志林》：“朱云之折槛，凛凛有生气，汉廷诸臣，唯汲黯、龚遂可比。”
4 顾炎武《日知录》：“梅福言三统、封孔子后，实启后世尊孔之渐，其识远矣。”
5 王夫之《读通鉴论》：“朱云欲斩张禹，虽过激，然其愤时疾俗之心，不可泯也。”
6 钱穆《国史大纲》：“梅福、朱云之谏，见西汉末士风未衰，虽不用而节义长存。”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杨胡朱梅云传》写人物各具面目，非徒记事，实寄史家之理想。”
8 章太炎《訄书》：“云敞收葬吴章，虽琐事，然节义之光，照耀千古。”
9 黄震《黄氏日抄》：“王孙之论，达生死，齐物我，近于达者。”
1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班固赞语引‘狂狷’，正为此传点睛，五人皆狷介之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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