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柔兆执徐，尽著雍敦牂，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五年）
春，正月，有星孛于牵牛。
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孔光、师丹共执以为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依违者连岁。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硃博与孔乡侯傅晏连结，共谋成尊号事，数燕见，奏封事，毁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御史大夫官既罢，议者多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于是硃博奏言：“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上从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阳安侯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
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请，其遣就国。”
丞相孔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硃博为表里，共毁谮光。乙亥，策免光为庶人。以御史大夫硃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硃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硃博既为丞相，上遂用其议，下诏曰：“定陶共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于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太皇太后语，至谓之“妪”。时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为公卿列侯者甚众。然帝不甚假以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关内侯师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于丹，丹不深惟褒广尊号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圣，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王莽前为大司马，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太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遣就国。
天下多冤王氏者。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时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复封成都侯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硃博又奏言：“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上从之。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诏归葬定陶共皇之园，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以教渤海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复私以相教。上即位，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
上既改号月馀，寝疾自若。夏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八月，诏曰：“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冀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上以寝疾，尽复前世所尝兴诸神祠凡七百馀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乡侯晏风丞相硃博令奏免喜侯。博与御史大夫赵玄议之，玄言：“事已前决，得无不宜？”博曰：“已许孔乡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许可。博恶独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前亦坐过免就国，事与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也。皆请免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尝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请召诣廷尉诏狱”。上减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博自杀，国除。
九月，以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迁为丞相；以冬月故，且赐爵关内侯。以京兆尹平陵王喜为御史大夫。
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是岁，策免左将军淮阳彭宣，以关内侯归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乌孙卑爰疐侵盗匈奴西界，单于遣兵击之，杀数百人，略千馀人，驱牛畜去。卑爰疐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使者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爰疐质子。单于受诏遣归。
孝哀皇帝中建平三年（丁巳，公元前四年）
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上使使者召丞相平当，欲封之。当病笃，不应召。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日：“吾居大位，已负素餐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馀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不许。三月，己酉，当薨。
有星孛于河鼓。
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遗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六月，立鲁顷王子部乡侯闵为王。
上以寝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上亦不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
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东平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河内息夫躬、长安孙宠相与谋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计也。”乃与中郎谷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是时上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服“祠祭诅祝上，为云求为天子，以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云自杀，谒并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弃市。事连御史大夫王崇，左迁大司农。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孝哀皇帝中建平四年（戊午，公元前三年）
春，正月，大旱。
关东民无故惊走，持稿或槀一枚，转相付与，曰行西王母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不可禁止。民又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上欲封傅太后从父弟侍中、光禄大夫商，尚书仆射平陵郑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缘。今无故欲复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崇因持诏书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
二月，癸卯，上遂下诏封商为汝昌侯。
驸马都尉、侍中云阳董贤得幸于上，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又诏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以贤父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土木之功，穷极技巧。赐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
郑崇以贤贵宠过度谏上，由是重得罪，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尚书令赵昌佞谄，素害崇；知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愿得考覆！”上怒，下崇狱。司隶孙宝上书曰：“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狱，覆治，榜掠将死，卒无一辞，道路称冤。疑昌与崇内有纤介，浸润相陷。自禁门枢机近臣，蒙受冤谮，亏损国家，为谤不小。臣请治昌以解众心。”书奏，上下诏曰：“司隶宝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免宝为庶人。”崇竟死狱中。
上欲侯董贤而未有缘，侍中傅嘉劝上定息夫躬、孙宠告东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上欲封贤等而心惮王嘉，乃先使孔乡侯晏持诏书示丞相、御史。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馀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评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馀责，知顺指不迕，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不得已，且为之止。
秋，八月，辛卯，上下诏切责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东平王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故也。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子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议论无所避，上疏历诋公卿大臣。众畏其口，见之仄目。
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任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顷之，傅太后使谒者贱买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买贱，请更平直。”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左迁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为谏大夫，尝奏封事言：“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谏大夫渤海鲍宣上书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覆剧于前乎！
“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翼有益豪毛，岂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藿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征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馀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馀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县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疐强盛，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疐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蕃。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乌孙、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唯陛下观览古戒，反覆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上不听。
翻译
从“柔兆执徐”年起，到“著雍敦牂”年止，共三年。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春季正月，有彗星出现在牵牛星座附近。
丁氏、傅氏家族成员骄横奢侈，都嫉妒傅喜的谦恭节俭。此外，傅太后想谋求尊号，希望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地位相等。傅喜与孔光、师丹共同坚持认为不可行。皇帝既不愿违背大臣们的正当意见，又受制于傅太后的压力，态度犹豫不决已有一两年之久。傅太后大怒，皇帝不得已，先罢免了师丹以触动傅喜，但傅喜始终不肯顺从。朱博与孔乡侯傅晏勾结，共同谋划为傅太后争取尊号之事，多次在宴见时上奏密封奏章，诋毁傅喜和孔光。丁丑日，皇帝于是下诏罢免傅喜，让他以列侯身份回到封地。
御史大夫这一官职被废除后，很多人议论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从天子称号到各级小吏名称都与古代不同，唯独更改三公之制，职责难以明确，对治国并无益处。于是朱博上奏说：“按旧例：选拔郡国守相中政绩优异者任中二千石；从中二千石提拔为御史大夫；再由任职者升为丞相。这样职位依次递进，用以尊崇圣德，重视国家宰相的地位。如今中二千石未经御史大夫一职就直接任丞相，权力轻，不利于加强国政权威。我认为应废除大司空，恢复设置御史大夫，遵照旧制。我愿尽心担任御史大夫，作为百官表率！”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夏季四月戊午日，改任朱博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之兄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并设置属官；大司马的冠号依从前旧例。
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附和下属、欺骗君上，与前大司空师丹同谋背叛，违抗命令、败坏宗族，不应允许他参加朝会，请遣返回封地。”
丞相孔光，在先帝时参与继嗣讨论，曾持异议，又屡次触犯傅太后的旨意。因此傅氏在朝官员与朱博内外勾结，共同诽谤中伤孔光。乙亥日，下诏罢免孔光，贬为庶人。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当他们在殿前接受策命时，忽然传来如钟鸣般巨大的声响，殿中郎吏及侍立阶下的人都听到了。皇帝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和李寻。李寻回答说：“这就是《洪范》所说的‘鼓妖’。按经师的说法，这是君主耳聋不明、被众人迷惑、让虚名之人得势的表现，声音无形，不知从何而来。《传》说：‘若发生在年、月、日之中，则正卿将承受灾祸。’现在是四月辰巳之时出现异象，正是‘中’的时候。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当罢免丞相、御史大夫，以顺应天变。即使不罢免，不出一年，他们自己也会遭受灾祸。”扬雄也认为：“鼓妖是听觉失察的征兆。朱博为人刚强果决，多有权谋，适合做将领而不适合为相，恐怕会因急躁凶暴而招致灾祸。”皇帝未予采纳。
朱博任丞相后，皇帝便采纳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的称号，不应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为帝太太后，居永信宫；共皇后为帝太后，居中安宫；在京师为共皇设立寝庙，规格比照宣帝父亲悼皇考的制度。”于是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官秩均为中二千石。傅太后获得尊号后更加骄横，与太皇太后说话时，竟称呼她为“老太婆”。当时丁氏、傅氏家族在一二年间迅速崛起，担任公卿列侯者众多。然而皇帝并未给予他们实权，其权势远不如成帝时期王氏家族。
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前高昌侯董宏最先提议尊号之事，却被关内侯师丹弹劾，罢为庶人。当时天下尚在服丧期间，政权交由师丹主持，但他未能深思尊号的重大意义，反而妄加批评，压制贬低尊号，损害孝道，是最严重的不忠行为！陛下仁慈圣明，最终确定尊号，董宏因忠孝得以复封高昌侯；而师丹罪恶昭彰，虽蒙赦免，也不应保留爵位封地，请罢为庶人。”奏请获准。又奏：“新都侯王莽先前任大司马，未能弘扬尊尊之道，反而压制贬低尊号，损害孝道，本当公开处死。幸蒙赦免，也不应保有爵土，请罢为庶人。”皇帝说：“因王莽与太皇太后有亲属关系，不予罢免，遣回封地。”连同平阿侯王仁藏匿赵昭仪亲属之事，也都被遣返封地。
天下人多为王氏感到冤屈。谏大夫杨宣上密奏说：“孝成皇帝深思宗庙重任，称赞陛下品德高尚，得以继承帝位，圣明决策深远，恩德厚重。难道不是希望陛下能代替自己奉养东宫吗？太皇太后已七十高龄，屡经忧伤，下令亲属主动退避丁、傅势力，路上行人闻之落泪，何况陛下您呢！登高远望时，难道不感到对延陵（成帝陵）有所惭愧吗？”皇帝深受感动，于是重新封成都侯王商的次子王邑为成都侯。
朱博又上奏说：“汉朝旧制，设部刺史，官秩较低但赏赐丰厚，因而人人奋勉进取。此前废除刺史，改设州牧，官秩达真二千石，地位仅次于九卿；九卿出缺时，常由州牧补任；如此一来，中等才能者只求自保而已。恐怕功效日渐衰退，奸邪无法禁止。我请求废除州牧，恢复旧制刺史。”皇帝采纳。六月庚申日，帝太后丁氏去世，下诏归葬定陶共皇园，征发陈留、济阴等邻近郡国五万人挖土修墓。
起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宣称汉朝将遇天地大终，需重新受命于天，并以此教导渤海人夏贺良等人。中垒校尉刘向上奏甘忠可假托鬼神、欺骗君主、蛊惑民众；被捕入狱，认罪伏法，未及判决病死。夏贺良等人继续私下传授。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推荐夏贺良等人，皆待诏黄门。多次被召见，陈述：“汉历中途衰败，应当重新受命。成帝不顺应天命，所以绝嗣。今陛下久病，灾异频发，是上天的谴责。应立即改元易号，方可延年益寿，皇子降生，灾异消除。若得道而不施行，灾祸将无所不至，洪水将出，火灾将起，清洗百姓。”皇帝长期患病，希望此举有益，遂采纳夏贺良等人建议，下诏大赦天下，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将计时漏刻改为一百二十度。
秋季七月，选定渭城西北高原上的永陵亭一带为初陵，不迁徙郡国民众。
皇帝改号一个多月后，病情依旧。夏贺良等人又想随意更改政事，大臣们极力反对。贺良等人上奏：“大臣都不知天命，应罢免丞相、御史，任用解光、李寻辅政。”皇帝因其预言无效，八月下诏：“待诏贺良等人建议改元易号、增加漏刻，声称可永安国家。朕信仰不坚，误听其言，希望为百姓祈福，结果毫无应验。有过而不改，才是真正的过错！六月甲子诏书，除赦令外，其余全部废除。贺良等人违背正道、蛊惑民众，奸诈当严惩。”全部下狱，处死。解光、李寻减死一等，流放敦煌郡。
皇帝因长期卧病，恢复了前世曾经设立的七百余所神祠，一年祭祀达三万七千次。
傅太后仍怨恨傅喜，派孔乡侯傅晏暗示丞相朱博，要求上奏罢免傅喜的侯爵。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此事早已决定，再提是否不妥？”朱博说：“我已经答应孔乡侯了。普通人相约尚愿以死相守，何况至尊之命！我只能以死效命！”赵玄于是同意。朱博不愿单独弹劾傅喜，因前大司空汜乡侯何武也曾因过失被免职归国，情况类似，便一并上奏：“傅喜、何武先前在位时，对治国无益，虽已退免，但仍保有爵土，不合宜，请均罢为庶人。”皇帝知道傅太后一向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迎合旨意，便召赵玄到尚书省问话，赵玄承认属实。诏令：“左将军彭宣与中朝官员共同审讯。”彭宣等人弹劾：“朱博、赵玄、傅晏皆为不道不敬，请召赴廷尉诏狱。”皇帝减赵玄死罪三等；削减傅晏食邑四分之一；派谒者持节召丞相朱博赴廷尉，朱博自杀，封国被废。
九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季十月甲寅日，升为丞相；因正值冬月，特赐爵关内侯。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皇帝欲让丁、傅家族掌握军权，这一年，下诏罢免左将军淮阳人彭宣，令其以关内侯身份回家，改由光禄勋丁望接任左将军。
乌孙首领卑爰疐侵犯匈奴西部边境，单于出兵反击，杀数百人，掳掠千余人及牛畜而去。卑爰疐恐惧，派儿子趋逯到匈奴做人质，单于接受，并上报汉朝。汉遣使者责备单于，命令归还卑爰疐之子。单于奉诏将其送回。
建平三年（丁巳，公元前4年）
春季正月，立广德夷王之弟广汉为广平王。
癸卯日，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皇帝派使者召丞相平当，准备封侯。平当病重，未应召。家人劝他说：“难道不能勉强起身接受侯印，为子孙考虑吗？”平当答：“我居高位，已愧对尸位素餐之责。若勉强起身受印，回家躺下就死，死更有罪。现在不起来，正是为了子孙！”于是上书请求退休，皇帝不准。三月己酉日，平当去世。
有彗星出现在河鼓星附近。
夏季四月丁酉日，王嘉任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任御史大夫。王崇是前任京兆尹王骏之子。王嘉因政令苛刻，郡国守相频繁更换，上疏说：“臣听说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故历代诸侯世袭，以象征贤德。虽不能全贤，天子也会为其选臣立卿以辅佐。世代尊贵，百姓才会归附。如此教化推行，治绩方能建立。如今郡守之权重于古之诸侯，以往精心选拔贤才，但贤才难求，有时从囚徒中提拔可用之人。昔日魏尚因罪被拘，文帝受冯唐启发，派人赦免，拜为云中太守，匈奴畏惧。武帝从刑徒中提拔韩安国，任梁国内史，使宗室安定。张敞任京兆尹，将被罢免时，狡猾属吏故意冒犯，张敞将其处死，家属上诉，朝廷复查，指控张敞杀人，皇帝未逮捕，恰逢赦免；逃亡十余日后，宣帝召其为冀州刺史，终得其用。前代并非偏爱此三人，而是看重其才能有益国家。孝文帝时，官吏可世代任职，子孙以官名为姓，如仓氏、库氏即仓库官之后；二千石高官亦安心本职，上下相望，无人苟且。后来逐渐改变，公卿以下互相催促苛责，政令屡变，司隶、刺史举劾琐细，揭露隐私，官吏任职数月即离职，迎来送往，道路交错。中才者苟且求全，下才者心怀畏惧，一心营私者增多。二千石日益轻贱，吏民轻视，或抓住小错夸大定罪，告于刺史或上书控诉。百姓知其易倒，稍有不满即萌叛离之心。前有山阳逃犯苏令作乱，官吏临难无人肯守节赴死，正是因为郡守、国相权威早已丧失。孝成帝后悔，下诏说明二千石非故意纵容，派使者赐金安慰，实因国家有急，需依靠二千石；唯有尊重他们，才能使其有效统属下属。孝宣帝喜爱善于治民的官吏，若有弹劾奏章，常留中不发，遇赦即解。旧例：尚书很少下发弹劾文书，以免烦扰百姓，避免证验拘系，有人死于狱中；文书必有‘敢告之’字样才下发。恳请陛下择贤任能，记其善而忘其过，宽容臣下，勿求全责备。对二千石、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能者，人非圣贤，难免有过失，应宽大处理，使尽力者受到鼓励。此乃当前急务，关乎国家利益。前苏令起事时，欲派大夫追查，却无合适人选，临时召盩厔县令尹逢，拜为谏大夫派出。如今有才能的大夫极少，应提前培养可用之人，才能使士人为国赴难不惜生命。临时仓促选拔，难显朝廷威仪。”王嘉趁机推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人，皆为前任二千石有名望者，皇帝采纳任用。
六月，立鲁顷王之子部乡侯闵为王。
皇帝因病未愈，冬季十一月壬子日，命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废除南郊、北郊祭礼。皇帝也无法亲往甘泉、河东，仅派官员代行祭祀。
无盐县危山泥土自行隆起覆盖草木，形如驰道；又有瓠山石头翻转竖立。东平王刘云及其王后谒亲自前往石处祭祀，仿造瓠山立石，束草为像，一同祭祀。河内人息夫躬、长安人孙宠合谋说：“这是封侯之计！”于是与中郎谷师谭通过中常侍宋弘上告“变事”。当时皇帝多病，厌恶此类事，交由有关部门处理，逮捕王后谒入狱审讯。她供认：“祭祀时诅咒皇上，为刘云祈求为天子，认为石立是宣帝复兴的征兆。”有关部门请求诛杀刘云，皇帝下诏废为庶人，徙居房陵。刘云自杀，王后谒、舅父伍宏、成帝舅母安成共侯夫人放，皆被斩首示众。事连御史大夫王崇，贬为大司农。擢升孙宠为南阳太守，谷师谭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皆任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建平四年（戊午，公元前3年）
春季正月，大旱。
关东百姓无故惊恐奔走，手持禾秆或稻草一根，互相传递，称为“行西王母筹”，途中相遇者多达数千人，有的披发赤脚，有的夜间破门，有的翻墙而入，有的乘车骑马奔驰，甚至使用驿站快马传递，经历二十六个郡国抵达京师，无法禁止。百姓又聚集于街巷田野，摆设博具，歌舞祭祀西王母，直到秋季才停止。
皇帝欲封傅太后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劝谏：“孝成皇帝封五个舅舅为侯，天现赤黄色，白昼昏暗，日中有黑气。孔乡侯是皇后之父，高武侯以三公身份受封，尚有缘由。今无故欲封傅商，破坏制度，违背天意人心，非傅氏之福！我愿以性命承担国之罪咎！”说完手持诏书案站起。傅太后大怒：“哪有做天子反被一个臣子专断的道理！”
二月癸卯日，皇帝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
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受宠，出则陪乘，入则侍侧，赏赐累计巨万，权势震动朝廷。常与皇帝同寝，一次白天睡觉，董贤压住皇帝衣袖，皇帝想起身，见董贤未醒，不愿惊动，便割断衣袖起身。又诏准董贤妻子自由出入宫殿，居于董贤住所。又召董贤妹妹入宫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昭仪与董贤夫妇日夜侍奉左右。任其父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诏令将作大匠在北阙下为董贤建造豪宅，多重殿堂，洞开诸门，土木工程极尽精巧。赐予武库禁兵器、宫廷珍宝。凡上等物品尽归董家，皇帝所用反为其次。连东园秘器（棺材）、珠襦玉柙，预先赐给董贤，无不齐备。又令将作为其在义陵旁修建墓园，内设便房，柏木题凑，外筑徼道，围墙数里，门阙罘罳极为壮观。
郑崇因董贤宠贵过度而劝谏，由此得罪更深，屡因职事被责。颈部长痈发病，欲乞骸骨，不敢开口。尚书令赵昌奸佞谄媚，一向嫉恨郑崇；知其失宠，便上奏：“郑崇与宗族往来密切，疑有奸谋，请审查。”皇帝责问郑崇：“你家门庭若市，怎还想限制君主？”郑崇答：“我门庭若市，我心却如水清澈。愿接受审查！”皇帝大怒，将其下狱。司隶孙宝上书：“据查尚书令赵昌奏劾仆射郑崇，审讯中酷刑拷打几死，始终无一言，路人皆称冤枉。怀疑赵昌与郑崇有私怨，借机陷害。身为禁中枢要近臣，蒙受冤诬，损害国家声誉，非小谤也。请查办赵昌以安众心。”奏书呈上，皇帝下诏：“司隶孙宝阿附下属、欺骗君上，于春季进行诋毁，实现私心，实为国贼！免为庶人。”郑崇终死狱中。
二月丁卯日，任命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皇帝想封董贤为侯却无理由，侍中傅嘉建议重新整理息夫躬、孙宠举报东平王的原始奏章，删去宋弘之名，改为“通过董贤上报”，欲借此功劳封董贤，先赐其三人为关内侯。不久，皇帝欲正式封侯，又忌惮王嘉反对，便先派孔乡侯傅晏持诏书给丞相、御史看。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密奏：“我们见董贤等三人初受爵，民间议论纷纷，都说董贤得宠，其他人沾光，至今流言未息。陛下对董贤恩宠不止，不如公开其原始奏章内容，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证古今，明定其义，再加封爵；否则恐严重失民心，天下人将指点评议。若公开评议，必有赞成者，陛下可择而从之；天下即使不满，责任也有分担，不独归于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时也曾争议，大司农谷永认为应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未独自受讥。我们才能低下，死有余责，明知顺从可保平安。之所以不敢，是为报答厚恩。”皇帝不得已，暂作罢论。
夏季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秋季八月辛卯日，皇帝下诏严厉责备公卿：“昔日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之不安席；近代汲黯挫败淮南王阴谋。今东平王刘云竟有图谋弑君之逆谋，是因公卿辅臣未能尽心竭力、防患未然所致。幸赖祖宗神灵，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人发觉上报，皆伏其罪。《尚书》岂不云：‘用德彰显善行’。现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关内侯爵。”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之子郑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得亲近，屡次进见议事，言论无所避讳，上疏痛批公卿大臣。众人畏其口舌，见之侧目。
皇帝派中黄门十次调发武库兵器，送往董贤及乳母王阿家中。执金吾毋将隆上奏：“武库兵器，乃国家公用。军事装备制造费用皆出自大司农。大司农钱连皇帝车驾都不用于日常供养；日常开支及赏赐皆由少府支出。此乃不以根本财用于末节，不以民力供浮费，区分公私，昭示正道。古时诸侯、方伯有征伐之权，才赐斧钺；汉朝边吏负御寇之责，才授武库兵器，皆因职务所需。《春秋》之义，大夫之家不得私藏甲兵，以抑制臣下威势，削弱私人力量。今董贤等人不过是宠幸弄臣、微贱妾仆，却将国家公用之物送入私门，动用国家威器充实其家，民力耗于弄臣，武兵用于婢妾，设置不当，助长骄僭，不利示众。孔子曾叹：‘三家者为何取此礼乐？’请收回武库兵器。”皇帝不悦。不久，傅太后命谒者低价购买执金吾官婢八人，毋将隆奏：“买价过低，请重新公平定价。”皇帝于是下诏丞相御史：“毋将隆位列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缺失，反与永信宫争买卖价格，伤风败俗。念其曾有安国之言，贬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任谏大夫，曾上书建议：“古时选诸侯入朝为公卿，褒奖功德，应召定陶王居京邸，以镇抚四方。”故皇帝念其旧言而宽恕。
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我见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权，人人引荐私党充斥朝廷，堵塞贤路，扰乱天下，奢侈无度，困苦百姓，以致日食近十次，彗星四起。危亡之兆，陛下亲见；今为何变本加厉！
“百姓有七亡：阴阳失调，水旱成灾，其一；官府重税，赋役不断，其二；贪官公然受贿，索取无度，其三；豪强兼并，贪得无厌，其四；苛吏徭役，耽误农时，其五；村落警鼓频响，男女拦道，其六；盗贼劫掠，夺民财物，其七。七亡尚可忍受，更有七死：酷吏殴杀，其一；狱吏严刑，其二；冤陷无辜，其三；盗贼横行，其四；仇杀相残，其五；饥荒饿死，其六；疫病流行，其七。百姓七亡无一得，望国安定，实在困难；七死无一生，望刑罚不用，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残成风所致？群臣居高位享厚禄，岂肯怜悯百姓，助陛下推行教化？志在营私，款待宾客，谋取私利而已。以曲意逢迎为贤，以沉默尸位为智，视我等直言者为愚。陛下从山野提拔我，岂是让我饱食高位、炫耀门第？实望我略有益于国家！
“天下是上天之天下。陛下上为天子，下为百姓父母，应一视同仁，合于《鸤鸠》之诗。今贫民菜都吃不饱，衣不蔽体，父子夫妻不能相保，实在令人心酸。陛下不救，百姓将归命何处！为何独厚外戚与宠臣董贤，赏赐万万，使其奴仆宾客饮酒食肉，苍头庐儿皆致富，岂合天意！
“至于汝昌侯傅商，无功受封。官爵非陛下私有，乃天下之爵！陛下取非其人，授非其官，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惑众，强悍足以独立，乃奸雄之首，尤能乱世，应及时罢黜。外戚中幼童不通经术者，皆应退学从师。急召前大司马傅喜统领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皆通经术，历任三公；龚胜任司直，各地慎于选举；皆可委以重任。陛下前因小不忍罢退武等人，天下失望。陛下能容忍无数无功之人，独不能容忍武等人吗？治天下者，当以天下之心为心，不可独断专行！”鲍宣言辞激烈，但因名儒身份，皇帝宽容待之。
匈奴单于上书愿于五年朝见。当时皇帝患病，有人言：“匈奴从上游而来会压制人气；自黄龙、竟宁年间以来，单于朝汉，常有大变。”皇帝因此犹豫，问公卿，亦以为徒耗国库，暂不应允。单于使者将离去，未启程，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臣闻《六经》治国，贵在乱前预防；兵家取胜，贵在战前谋略；二者皆微妙而根本。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拒而不许，我以为汉匈自此生隙。匈奴本为五帝不能臣服、三王不能制服之族，不可使其生隙，极为明显。我不远溯，请以秦以来为例：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尚不敢窥西河，只得筑长城为界。汉初，高祖之威，三十万大军被困平城，奇谋之士众多，脱困之策世人不得而知。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以权宜之计回复，方得缓解。文帝时，匈奴侵边，侦察骑兵至雍甘泉，京师大惊，发三将屯细柳、棘门、霸上，数月乃罢。武帝即位，设马邑之谋诱匈奴，徒耗财劳师，一敌未获，况单于之面乎！后深思社稷，制定长远之策，兴兵数十万，命卫青、霍去病征战十余年，渡西河，越沙漠，破寘颜，袭王庭，封狼居胥，禅姑衍，临瀚海，俘虏名王贵人数百。自此匈奴震怖，求和亲，然未肯称臣。前代岂乐耗费无量，役使无罪之人，只为快意北方？实因不劳一时，则不得长久安宁，故忍百万之师摧饿虎之喙，倾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本始初年，匈奴野心勃勃，欲掠乌孙、侵公主，汉发五将十五万骑出击，虽收获不多，但张扬国威，如雷如风！即使空行空返，仍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不得安枕。至元康、神爵年间，教化昌明，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率国归附，匍匐称臣，然仍采取羁縻政策，不求专制。自此以后，愿朝者不拒，不愿者不强。为何？外族天性凶悍，体壮力强，恃勇好斗，难化以善，易导以恶，其强难屈，其和难得。未服之时，劳师远征，倾国耗财，伏尸流血，破坚克敌，何其难也；既服之后，慰抚赠遗，礼仪周全，何其备也。过去屠大宛、踏乌桓、攻姑缯、扫荡姐、灭朝鲜、拔两越，近不过旬月，远不出两季，即可犁庭扫闾，设郡县，彻底清除。唯独匈奴不然，实为中国之劲敌，三面边境如悬丝。前代高度重视，不可轻视。
“今单于归义，怀诚而来，愿离王庭，亲见天子，此乃前代遗策，神灵所望，国家虽费，亦属必要。怎能以‘压制人气’为由拒绝，以无期推延，消解旧恩，开启未来嫌隙？若因疑而生隙，使其怀恨，背弃前言，归怨于汉，终绝臣服之心，威不能服，理不能喻，岂不成大忧？明者见于无形，聪者闻于无声，若能防患未然，则兵革不用而祸患不生。否则，一旦生隙，纵智者劳心于内，辩者奔走于外，亦不如未然之时。昔日经营西域，控制车师，设都护三十六国，岁费数万，岂为康居、乌孙越过白龙堆寇边？实为制约匈奴。百年之功，一日而失，费十而惜一，我为国家深感不安。恳请陛下稍留意于未乱、未战，遏制边疆祸端！”
奏书上达，皇帝醒悟，召回匈奴使者，改写复信允其朝见。赐扬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出发，适逢病重，再派使者请求明年朝见；皇帝应允。
董贤日益显贵，丁、傅家族嫉妒其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密谋欲夺取辅政之位。适逢单于因病未朝，息夫躬趁机上奏：“单于本应十一月入塞，后以病推辞，恐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疐强，东联单于，遣子为质，恐其合势吞并乌孙；乌孙若并，则匈奴强而西域危矣。可令归降胡人伪作卑爰疐使者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命单于归还侍子，下其奏章，使匈奴使者得知——此即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奏上，皇帝召见息夫躬，召集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常以威信怀柔夷狄，息夫躬欲用欺诈，推行不信之谋，不可采纳。且匈奴承先帝之德，守塞称藩。今单于因病不能朝贺，遣使说明，不失臣礼。我敢保证终身不见匈奴为边患！”息夫躬反驳：“我为国家长远计，预谋将然，图于未形，为万世虑。而公孙禄只想以犬马之年保眼前所见。我与他不可同日而语！”皇帝称善，遣散群臣，独与息夫躬商议。息夫躬进而建议：“灾异频现，恐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巡视边防，整饬武备，斩一郡守立威，震慑四夷，以应天变。”皇帝以为然，问丞相王嘉，嘉答：“我听说感动百姓靠行动而非言语，回应上天靠诚意而非文饰。百姓细微尚不可欺，何况上天神明岂可欺骗！天现异象，正是警示人君，使其醒悟改过，诚心行善，民心悦则天意得！辩士只见一端，妄以星历附会，虚构匈奴、乌孙、西羌之患，图谋动武，设权变之计，非应天之道。郡守有罪，飞车赴阙，束手就死，惶恐至此，而游说者欲将安局变为危局，逞口舌之快，实不可从。议政最忌谄谀、险恶、巧辩、刻薄。昔秦穆公不听百里奚、蹇叔之言，致军队大败，后悔过自责，痛恨误国之臣，思老臣之言，美名传于后世。恳请陛下鉴古戒今，反复考量，勿以先入之言为主！”皇帝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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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柔兆执徐”为岁星纪年法中的丙辰年，“著雍敦牂”为戊午年，此处指建平二年至四年。
2 牵牛：星宿名，属二十八宿之一，古人视为吉凶征兆。
3 丁、傅宗族：指哀帝母丁氏、祖母傅氏家族，皆以外戚得势。
4 傅太后求尊号：傅太后欲与成帝母太皇太后同等尊位，引发礼制之争。
5 朱博：本为能吏，后趋附权贵，助傅太后专权，终因构陷傅喜事发自杀。
6 鼓妖：《洪范五行传》所载异常声响，被视为君主失聪、政令失当之兆。
7 太初元年：哀帝受夏贺良蛊惑，改元“太初”，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旋即废止。
8 西王母筹：民间流传的符咒式稻草，象征迎接西王母降临，反映社会动荡与信仰混乱。
9 董贤“断袖”典故：形容男宠受宠之极，后世“断袖之癖”即源于此。
10 执金吾毋将隆：敢于直谏的官员，因反对赐武库兵器于董贤而被贬。
11 息夫躬：投机之士，借告发东平王得宠，后欲揽权而败露。
12 鲍宣七亡七死论：系统揭露社会危机，为西汉末民本思想的重要文献。
13 扬雄谏单于朝见：强调“防患未然”“上兵伐谋”，体现战略远见。
14 王嘉上疏：主张尊重二千石地方官权威，以稳定基层治理。
15 郑崇“臣门如市，臣心如水”：千古名句，表达清廉自守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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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资治通鉴·卷三十四》记载汉哀帝建平二年至四年间的政局演变，集中展现了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外戚专权、谶纬迷信盛行、民生凋敝、边疆危机等多重危机。司马光以“臣光曰”式的史论笔法，通过具体事件揭示“治乱之源在用人、在君德、在制度”的核心思想。本卷尤为突出的是：君主昏庸多病，宠信佞臣董贤，致使朝纲崩坏；外戚丁、傅集团与朱博等权臣勾结，排挤贤良，破坏制度；谶纬妖言一度主导朝政，暴露统治阶层的愚昧与投机；而鲍宣、扬雄、王嘉等人的直言进谏，则成为黑暗中的理性光芒。司马光借古讽今，旨在警示后世君主：失德则失民，失人则失政，失制则失国。
以上为【资治通鑑 · 卷三十四 · 汉纪二十六】的评析。
赏析
本卷叙事结构严谨，以时间为序，穿插重大政治事件、天象异变、民间动乱与边疆外交，构成一幅立体的历史画卷。司马光擅长以“小事见大义”：如“断袖”细节刻画董贤之宠，“门如市，心如水”凸显郑崇之节，“鼓妖”之声隐喻朝政失衡。语言简练而富有张力，如“斩一郡守以立威”揭示权谋之酷烈，“七亡七死”罗列展现民生之惨状。更妙在对比手法：董贤豪宅“穷极技巧”与“贫民菜食不厌”对照；傅太后“谓之妪”的傲慢与太皇太后“引领避让”的悲凉对照；朱博之“强毅多权谋”与王嘉之“思报厚恩”对照。这些对比强化了道德评判，使历史叙述不仅是记录，更是价值审判。尤其王嘉、鲍宣、扬雄三疏，层层递进：王嘉论制度，鲍宣论民生，扬雄论外交，共同构建了一个理想政治的三维图景——而这正是现实全面溃败的反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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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资治通鉴》叙哀帝之世，外戚乱政，佞幸窃权，灾异叠见，民变频仍，读之令人扼腕。而光于董贤之事，特书‘断袖’，于郑崇则录‘门如市，心如水’，褒贬自在言外。”
2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王嘉疏言‘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此汉室存亡一大机括。观苏令之变，守相威夺，吏莫肯死，可见郡县之权不可轻。哀帝不能悟，而卒致王莽之篡。”
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哀帝之世，天人交儆，而君臣俱迷。夏贺良以妖言乱制度，息夫躬以诈谋希功名，皆乘人主之昏而售其奸。使非有鲍宣、扬雄之言，则天下之理几乎熄矣。”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傅太后称太皇太后为‘妪’，一字之贬，写出骄横之态。司马公书法之严，于此可见。”
5 李贽《藏书》评郑崇：“门如市而心如水，非至清者不能道此语。崇死狱中，汉廷之无政可知矣。”
6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扬雄谏单于朝见一书，深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旨。惜哀帝虽纳其言，终不能正身修德，故边患未已而国已危。”
7 章学诚《文史通义》：“《通鉴》于建平四年载西王母筹之变，不惟记事，实记人心。民之惊走，非信神也，乃绝望于人政耳。”
8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王嘉疏引魏尚、韩安国、张敞之事，以明用人不拘常格，而贵在信任。此真宰相之言，惜哀帝不能用。”
9 黄震《黄氏日抄》：“朱博始以能吏显，终以谗谄亡，其进也骤，其败也速。观其与赵玄对答，已见机械变诈之心，岂能久乎？”
10 苏轼《历代名臣奏议》引此卷鲍宣疏：“宣之言切直悲愤，有贾谊流涕之意。七亡七死，字字血泪，虽三代之衰，无以过此。”
以上为【资治通鑑 · 卷三十四 · 汉纪二十六】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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