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日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丧不过三年，苴衰不补，坟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地。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担主，或曰辅病，妇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备，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ヮ，伛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权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书》曰：“高宗谅ウ，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礼。何以独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善之。善之，故载之书中而高之，故谓之高宗。三年之丧，君不言，《书》云：“高宗谅ウ，三年不言”，此之谓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谓臣下也。礼斩衰之丧，唯而不对；齐衰之丧，对而不言；大功之丧，言而不议；缌小功之丧，议而不及乐。
父母之丧，衰冠绳缨菅屦，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练冠，三年而祥。比终兹三节者，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礼以治之，义以正之，孝子弟弟贞妇，皆可得而察焉。
翻译
制定礼的总的原则是，取法天地，效法四时，顺乎阴阳，体乎人情，本着这样的原则去制定才叫做礼。那些低毁礼的人，压根儿就不知道礼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礼有吉礼、凶礼，二者的做法大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就是取法于阴阳。丧服有四条原则，因时制宜地采取其中某条原则，就是取法于四时。在四条原则中，或属于感情上的，或属于理智上的，或属于原则性，或属于灵活性，就是取法于人情。属于感情上的东西，是仁的表现；属于理智上的东西，是义的表现；属于原则性的东西，是礼的表现；属于灵活性的东西，是智的表现。仁义礼智都有了，做人的道德也就齐备了。
如果感情深，丧服就重，所以父亲死了要服斩衰，守丧三年，这就是以感情原则为依据的。为有血缘关系的人服丧，感情重于理智；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服丧，理智重于感情。以侍奉父亲的态度来侍奉君，把对二者的敬爱拉平。家臣尊敬卿大夫，臣民尊敬天子、诸侯，这是义中的头等大事。所以，天子、诸侯、卿大夫死了，作为他的臣民或家臣也要服斩衰，守丧三年。这是以理智原则为依据的。
父母之丧，三天以后就可以喝粥，三个月以后就可以洗头，周年以后就可以改戴练冠，虽然极其悲伤，身体非常赢弱，但也不至于危及性命，这体现了不因死者而伤害生者的道理。丧期最长也不超过三年，斩衰丧服破了也不再补，坟头不再添土，到了大祥就可以弹奏素琴。凡此种种，是要告诉人们哀伤是有限度的，这是以原则性的精神为依据的。以侍奉父亲的态度来侍奉母亲，对二者的亲爱程度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天无二曰，地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主，都只能由一个人来作最高领导，所以父亲健在时母亲去世，那就只能降服齐衰，丧期一年，以体现家无二主的道理。
服丧者为什么要拄着丧杖呢？因为服丧者是有爵位的人。天子去世，第三天授给太子丧杖，第五天授给大夫丧杖，第七天授给士丧杖。有的人没有爵位为什么也拄着丧杖呢？据说是因为他是嫡子，担任丧主，须要主持丧礼。有的人不是嫡子为什么也拄着丧杖呢？据说是，他们虽然不是嫡子，但为父母之丧哀痛太甚，因而致病，须要用杖来扶持病体。女孩子、男孩子不用拄杖，因为他们年龄还小，哀痛不深，不会生病。办丧事所需要的各色人等一应齐备，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也应有尽有，丧主不用发话就把事情办了，这样的丧主可以哀痛得厉害些，哀痛到别人搀扶才能站起。其次一等，事事都要等待丧主发话才能办理，这样的丧主哀痛就要减轻些，哀痛到自己拄着丧杖站起。再次一等，事事都要丧主亲自动手才能办理，这样的丧主哀痛就要更轻些，只要蓬头垢面就够意思了。居丧时，秃头的妇女不需露出发髻，驼背的人不需袒衣露体，瘸子在哭泣时不需顿足跳起，年老和有病的人不需停止喝酒吃肉。以上八件事，都是根据灵活性的原则制定的。
亲人刚死，头三天哭泣不止，不吃不喝，头三个月仍时时哭奠，周年之内则哀容满面，三年之内则怀忧在心。这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丧亲的哀痛也跟着递减。圣人就根据这哀痛的逐渐递减来制定礼，这就是为什么丧期一定要规定成三年，再孝顺的子女也不得超过，再不孝顺的子女也不得达不到。这是丧礼中的折衷之处，历代君王也都是照此实行的。《尚书》上说：“殷高宗居庐守丧，三年不谈国事。”这是在夸奖他啊。凡是君王，莫不照此规矩办事，为什么要单独夸奖殷高宗呢？回答是：殷高宗就是武丁，武丁是殷代的贤王，即位以后，专心致志地居庐守丧。在他即位期间，殷代由衰败而转向复兴，礼由废弃而又被重视，所以夸奖他。因为夸奖他，所以特地在《尚书》中记载此事并加以赞扬，所以称他作“高宗《尚书》上说的”。三年之丧，天子、“殷高宗居庐守丧，诸侯不用发话就把事情办了，三年不谈国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孝经》却说“孝子在居丧期间，说话不讲究修辞”，似乎和《尚书》讲的有点矛盾，须知《孝经》讲的是臣下呀。
按照礼的规定，居丧的人在和他人交往时，如果是斩衰之丧，那就只发出“唯唯”的声音而不回答别人的问话；如果是齐衰之丧，那就可以回答别人的问话，但不可主动问人；如果是大功之丧，那就可以主动问人，但不可以发表议论；如果是绍麻、小功之丧，那就可以发表议论，但还不可谈笑风生。为父母服丧，要身穿孝服，头戴孝帽，帽带用麻绳编成，脚穿草鞋，三天以后才开始喝点稀粥，三个月以后才开始洗头，十三个月满一周年才开始换上练冠，第三年过了大祥之祭以后才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到了这三个阶段都完成以后，孝子如果是仁者，就可以从中看出他的爱心，是智者就可以看出他的理性，是强者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志。用礼来治理丧事，用义来匡正丧事，是不是真正的孝子，是不是真正的敬兄爱弟，是不是真正的贞妇，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版本二：
凡礼之根本体要，在于效法天地之形质，取则四时之更迭，顺应阴阳之消长，契合人情之常理，因此称之为“礼”。那些诋毁礼制的人，实是不知礼之所由生、所由立也。礼在吉事与凶事上分途而行，不可彼此混淆，此即取法于阴阳之各司其职。丧礼有四种基本法则：因恩而制、因理而制、因节而制、因权而制；其变化施行皆随宜而定，犹如四时推移，各循其序。恩者出于仁爱，理者本于道义，节者守乎礼法，权者依于智慧。仁、义、礼、智四者完备，人道之全德乃成。
亲恩愈厚，则丧服愈重。故为父服斩衰三年，乃以“恩”为制；门内之家政，以恩为主而掩抑义；门外之国政，则以义为断而裁抑恩。以事父之道事君，其敬意相同；尊崇贵者、尊奉尊者，乃“义”之至大者。故为君亦服斩衰三年，此以“义”为制。
初丧三日不食，三日后始进粥食；三日后可沐浴；一周年后行“练祭”，改着练冠；哀毁须有节制，不可伤及性命，此即“不以死伤生”之义。丧期不过三年；苴麻丧服不加缝补；坟墓不加修培；祥祭之日可抚素琴。此举昭示民众：人终有尽，哀亦有止——此以“节”为制。以事父之爱事母，其爱相同；然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唯以“一统”为治之本。故父在之时，为母仅服齐衰一年，正为彰显家中不可并立二尊之义。
丧中执杖者为何？乃身份爵位之表征也。三日授子以杖，五日授大夫以杖，七日授士以杖。或谓杖为“担主”（承当丧主之责），或谓“辅病”（辅助哀病之身）；妇人与童子不执杖，因其哀情虽切而体不能病，故不需杖。百官齐备、百物俱陈而无需言语即可行事者，扶之而起；须先言语而后行事者，则持杖而起；须亲身操办诸事而后行动者，但见面容污垢而已。秃者不束髽髻，伛者不袒露左臂，跛者不顿足踊哭，年老或久病者不禁酒肉。凡此八种情形，皆属因时制宜、权衡变通之制，即以“权”为制。
初死之时，三日之内哀恸不怠，三月之内悲思不懈；一周年内恒怀悲哀，三年之内长存忧思——此乃亲恩自然递减之序。圣人据此“恩之递杀”而制定节度，故丧期定为三年：贤者不得逾越，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即丧礼之中庸之道，亦为历代王者所通行之常法。《尚书》载：“高宗谅闇，三年不言”，称美其事。天下王者无不奉行此礼。何以独赞高宗？答曰：高宗即商王武丁。武丁乃殷代贤王，继位之后，于居丧之际慈厚笃诚；当此时也，殷道衰微而复兴，礼制废坠而重振，故特予褒扬。既称其善，遂载于《书》而尊之为“高宗”。所谓“三年不言”，乃指君主居丧期间不临朝发号施令；而“言不文”者，是指臣下在此期间亦不得以文饰之辞进言。依礼：服斩衰者，问则唯诺而不对答；服齐衰者，可对答而不主动发言；服大功者，可发言而不参与议政；服缌麻、小功者，可议政而不及于作乐。
父母之丧，服斩衰，冠用麻布，缨系麻绳，履以菅草编成；三日始食粥，三月后可沐浴，十三月（期年）后行练祭而戴练冠，三年后行祥祭。能完整践行此三期（三日、期年、三年）之礼者：仁者可见其爱亲之深，智者可见其明理之达，刚强者可见其守志之坚。礼以调治其情，义以匡正其行；孝子、悌弟、贞妇之德，皆可由此察知。
以上为【礼记 丧服四制】的翻译。
注释
1 “訾之者”：訾，诋毁、非议。指否定礼制正当性者。
2 “斩衰”：古代五等丧服中最重一级，以最粗生麻布制成，不缝边，形如斩断，故名。服期三年，用于子为父、臣为君等。
3 “齐衰”：五等丧服第二等，以粗麻布制成，缉边（缝边），服期视亲疏而定，如父在为母服一年，即“齐衰期”。
4 “谅闇”：亦作“凉阴”“梁闇”，指天子居丧之所，后引申为帝王居丧守制。《尚书·说命上》原指高宗居凶庐默思政事，非真哑然不语，而是不临朝、不发号令、不行庆赏刑威。
5 “苴衰不补”：苴，粗麻；苴衰即斩衰。不补，指不缝补破损处，以示哀戚不修饰、不苟全。
6 “练冠”：练，煮练过的熟麻布，色较白；练冠为练祭（十三月）时所戴之冠，标志丧期进入后期，哀情渐敛。
7 “祥”：祥祭，三年丧毕之祭。分“大祥”（二十七月）与“禫”（二十七月加一月，即二十八月），此处泛指三年之终。
8 “髽”：zhuā，丧髻。古时女子服丧，以麻束发为髽；秃者无发可束，故不髽。
9 “袒”：袒左袖，古丧礼中哀恸之仪；伛者脊曲难伸，故不袒。
10 “踊”：顿足而哭，丧礼中极度哀痛之表现；跛者足疾，故不踊。
以上为【礼记 丧服四制】的注释。
评析
《丧服四制》是《礼记》中极具理论高度的篇章，非止罗列仪节，而重在阐发丧礼背后的哲学根基与价值逻辑。全文以“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开宗明义，将礼从外在规范升华为宇宙秩序与人性本然的统一表达。其核心创见在于提出“恩、理、节、权”四制，并一一对应于仁、义、礼、智四德，使丧服制度成为人道四维的具象化实践。尤为深刻的是，它拒绝将礼教僵化为机械守则：既强调“三年之丧”的普遍性与中庸性（“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又通过“八权”等例证，郑重申明礼之真精神在于“权变合宜”，而非刻舟求剑。文中援引《尚书·无逸》高宗典故，非为神化古王，实为确立“三年之丧”作为政治伦理基石的历史合法性与实践典范性。全文结构严密，层层递进：先立四制之纲，次分述恩、义、节、权之实，再统摄于“中庸”与“人道”，终归于德行可察之教化功能，堪称儒家礼学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以上为【礼记 丧服四制】的评析。
赏析
《丧服四制》之美，在“理趣交融、刚柔相济”。其文气峻洁而义理渊深，以极简之语承载极丰之思。开篇“体天地，法四时……”十字排比，如黄钟大吕，奠定礼之宇宙论高度；继以“恩、理、节、权”四字提纲，如四柱擎天，撑起整座礼学大厦。尤见匠心者，在对比张力中显哲思：门内“恩掩义”与门外“义断恩”的辩证，父在为母“齐衰期”的政治象征与情感真实的张力，“三年不言”的君道庄严与“言不文”的臣道分际，皆非简单对立，而是在差异中见统一，在限制中见自由。其叙事节奏亦富韵律：由抽象原理（四制）而具体仪节（斩衰、杖制），由普遍法则（三年之丧）而特殊权变（八不），由制度规定（服制、饮食、起居）而德性观照（仁者观爱、知者观理），层层剥笋，环环相扣。末段“比终兹三节者……”以三组排比收束，将礼之形式最终落于人格涵养，余韵苍茫，使冰冷仪节焕发出温润的人性光辉，堪称“以礼载道”的典范文本。
以上为【礼记 丧服四制】的赏析。
辑评
1 郑玄《礼记注》：“四制者，谓恩、理、节、权，人情之大端，礼之所由生也。”
2 孔颖达《礼记正义》：“此篇总明丧服之制，不专据某经，而会通群经之义，故为《礼记》之精要。”
3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丧礼》：“《丧服四制》一篇，实《礼记》之枢要。不明此，则五服之制徒为虚文；通此，则三千三百之仪，皆可得其所以然。”
4 吕大临《礼记传》：“恩以仁立，理以义行，节以礼守，权以知达。四者备，而后人道成。故丧礼者，非哀死之末迹，乃成德之大本也。”
5 王夫之《礼记章句》：“‘权’非废礼，乃礼之活眼；‘节’非抑情，乃情之正轨。世之拘者执其迹，达者得其神，圣人制礼，固为达者设也。”
6 江永《礼书纲目》：“《丧服四制》所言‘八权’，非开苟简之端，实防矫激之弊。盖礼之精微，正在常与变、严与恕之间。”
7 孙希旦《礼记集解》：“‘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此篇反复申明，非泥古也，正以见人情之同然、天理之不易耳。”
8 皮锡瑞《经学通论》：“高宗谅闇之说，汉儒已疑其非实，然《丧服四制》引之，重在义不在事。盖借古圣以为万世法，非考史之文，乃立教之典。”
9 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恩、理、节、权’四者，实周礼精神之结晶。恩近血缘，理近等级，节近秩序，权近理性——四者合一，方成中国古典文明之独特治理智慧。”
10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丧服四制》虽托名戴圣，然其思想深度远超西汉博士章句之学，实为东汉以降礼学理性化、哲理化转向之先声。”
以上为【礼记 丧服四制】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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