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今天下何病哉！
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
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
苟立而成矣。
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
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
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
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
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
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
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
」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
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
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
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
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
」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
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
役夫几人？
几日而成？
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
」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
」主人率以听焉。
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
今治天下则不然。
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
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
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
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
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
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
何则？
其规摹不先定也。
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
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
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
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
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
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
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
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
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
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
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
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
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
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
是故不可以无术。
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
孔子曰：「好谋而成。
」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
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
何者？
是知铸而不知收也。
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
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
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且非特圣人而已。
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
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
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
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
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
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
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
是何也？
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
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
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
先定者，可以谋人。
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
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
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
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
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
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
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
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
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
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
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
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
何以明之？
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
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
何则？
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
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
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
翻译
当今天下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呢？在于凡事开始时不确立明确的目标，最终也就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于是更加厌恶而不再去确立目标。
一般人的心理，做一次没有成效就会怀疑，做两次就会疲倦，做三次就会放弃。如今的士人之所以相互观望而不肯有所作为，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忠义慷慨之志，也不是他们的才能谋略不如别人，问题在于他们苦于事情难以成功，因而不再去立志推行。他们不知道事情之所以不成功，恰恰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确立坚定的决心。只要真正立志去做，事情就能成功。
如今社会有三大弊病始终无法去除，其根源已有五六十年之久：
自从兴建宫室、举行祭祀祈祷等劳役兴起，钱币、茶盐等经济制度败坏，再加上连年用兵，天下常常苦于财政匮乏。五六十年来，民间议论纷纷，朝廷也不断变更政令以求增加财源，办法数不胜数，但财富终究未能丰足。
自从澶渊之盟后，北方的契丹虽然求和，却始终未能掌握其要害；后来又加上西夏叛乱，边境不得安宁，两国日益骄横。我们若出战则不能取胜，若防守则不够稳固，天下常担忧兵力不足。五六十年间，上下议论不断，朝廷屡次改革政令以图强兵，然而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强大。
自从选拔官吏的制度过于严苛，官吏拘泥于条文法令，不再追求功名；考核官员的制度败坏，贤者得不到鼓励，不肖者无所畏惧，天下常苦于没有得力的官吏。五六十年来，朝野议论不绝，朝廷频频变法以求选贤任能，但终究未能有效择吏。
财富不能丰足，兵力不能强盛，官吏不能得人——这难道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吗？
所以说：“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人们之所以推崇“立志”，是因为一旦确立目标，就能预先规划蓝图。古代的君子，先确定总体方针，然后才着手行动，因此应对有序，成果可期。普通人认为这些事模糊不清、难以预料，而君子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就像煮饭没有不熟的，种地没有不生的。所以他们用力少而成功快。
从前子太叔向子产请教为政之道。子产说：“为政如同农耕，日夜思考，考虑它的开端并谋划它的结局，早晚实行，行动不超出思考的范围，就像农田有田埂一样。”子产认为，不经过思考就行动，或行动超出了思考的范围，就如同农夫种地没有边界，起初虽勤勉，最终必然荒废。
现在富人建造房屋，必定先估算自己的财力多少，据此决定房屋的规模，内心有了定案后，再选择技艺高明的工匠一人，告诉他：“我要建多少间屋子，需要多少材料？多少工人？几天可以完工？土石木材从哪里获取？”那技艺高明的工匠必定回答：“某处有木料，某处有石材，需用工匠若干，某日即可完工。”主人便依言听从。到了约定时间房屋建成，且不浪费资源，这就是因为事先有了明确规划。
可是治理国家却不是这样。百官不知君主究竟想做什么，各自心怀私意：喜欢大业的人想称王，贪恋权势的人想称霸，苟安偷懒的人只想休养生息。文职官吏所到之处只管刑狱诉讼，聚敛之臣则唯利是图。百姓不知道该听从谁。等到发布一项政策，只说“姑且试行”，至于能否成功，本来就不知道。前一项政策还没看出利弊，后一项政策又出台了。凡是今天所谓的“新政”，刚提出来时听起来多么美好令人向往！可一旦推行全国，最终却不知走向何方。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事先确立清晰的规划。
用人与否取决于个人好恶，政策的废立取决于支持人数多少。因此，明明有万全之利，却因一点小不便就被废弃；明明有百年之患，却因眼前小利而不顾。所任用的人没有固定责任，所推行的政策没有实际成效。这就好比要走千里路却不准备干粮，只能沿途乞讨；治病不知该用什么药，把所有药都试一遍，妄想侥幸碰对一种。想要消除这三大弊病，怎么可能呢？
从前姜太公治理齐国，周公治理鲁国，几十代之后，子孙的强弱、风俗的好坏，都可以预先推知。为什么？因为他们施政专一，自然形成相应的趋势。管仲辅佐齐桓公，从开始执政到成就霸业，每一步都有章法。等到成功之时，人们都明白成功的缘由，至今仍可复盘验证。咎犯在晋国，范蠡在越国，晋文公、越勾践曾想动用百姓作战，两位大臣都认为时机未到；等到认为可用时，便一举破楚灭吴，如同向邻居借东西般轻松。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看得清楚，谋划成熟罢了。
当今之世，也需要让明智之人深思熟虑、制定方略。士人们争相提出建议：这样做可以富国，那样做可以强兵，如此可以择吏。我只选取其中可行的方案，先确立清晰的规划，然后以勇气推行，以专一坚守，以强力贯彻。日夜努力使现实符合既定蓝图，绝不偏离既定方向。如果人心专一，政令统一，却还不能成功，那是从未有过的事。
财富不丰、兵力不强、官吏不得其人——这三者关系国家存亡，是天下的大事。如今若有一个人能独自承担并系统论述解决这三大问题的方法，那么他的策略是否得当固然还不知道，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这三件事决不能不管。因此不能没有方法。
这种方法并不难理解，而是难以被采纳；并非难以采纳，而是难以执行；并非难以执行，而是难以善终。孔子说：“好谋而成。”如果精心谋划却不能成功，还不如没有谋划。世上有个喜欢宝剑的人，搜集天下良铁，铸造三年才完成，以为此剑天下无敌。结果剑成之后却扭曲断裂，根本无法使用。为什么？因为他只知道铸造，却不懂得如何收束、淬炼。
现在做事，即便很小的事，想把它做成的往往不过几个人，想破坏它的却多得数不清。成功的希望常常难以显现，失败的征兆却早早出现。执政者自己已经眼花缭乱、失去信心，又哪有余力去考虑如何善终呢？
古人中有些人敢于挑战最难之事，谋求最远之目标，他们靠的是什么？不只是圣人才能做到。商鞅变法秦国，触犯万人之怒，对抗全国反对之声，形势极为逆反；苏秦倡导合纵，将天下各异之国联合为同，使六国疏远之关系变为亲近，计划看似迂阔；淮阴侯韩信请求汉高祖拨三万人马，愿北取燕赵，东攻齐国，南断楚军粮道，西会师荥阳；耿弇也曾向光武帝建议先定渔阳，取涿郡，回师富平，再东下齐地，光武帝当时觉得遥不可及。这些人都是深入敌境谋划别国之事，目标看似遥远疏阔。但他们四人实行起来却如同平常。话一出口，事已做成，因为他们既然答应了君主，就亲自将其兑现。
如今我们拥有自己的天下，推行本应由我们主导的事，这些事既不违背天下人心，也不依赖他人条件，就如同有钱自己花，有子女自己教一样自然。然而政令颁行天下，只有开头却没有结果，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五六十年了。这是为什么？恐怕是只知道出发，却不知道如何收束吧？并不是真的不知道收束，而是思路散漫，根本无从收束啊！
所以我提出这样的主张：必须先确立清晰的规划，然后再付诸行动。能够事先确立规划的人，才能有效地领导他人；不能事先确立规划的人，连自己都难以安排妥当，又怎能领导别人呢？
而且当前社会还有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士大夫对朝廷的信任不够坚定，都喜欢发表议论来非议上级，使执政者在是非之间迷惑，不知所从。若听从他们，什么事都无法做成；若不听从，所推行的事又常常阻力重重、容易失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人都抱着私心加以破坏，下面议论纷杂，很多人暗中希望事情失败。
富人谋求利益常常成功，世人以为是幸运，其实不然。那些富人，一向被人信任深厚，为人所信服已久，他们做事没人加害，他们想做的事没人反对，事业尚未完成，众人已在背后助成了。办事要有“势”，成功要有“气”。富人正是顺应这种“势”与“气”而行事。
要想事情容易成功，就必须先建立能让天下信服的基础。天下之事，不能单靠强力取胜。若强力不行，就不如顺应大众。但所谓“从众”，不是盲目听从众人口中的言论，而是顺应那些虽未明言却内心一致认同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从众”。众人口中的意见未必代表多数，只是传入你耳朵、出现在你面前的声音而已，其实都是各自的私见。对你来说像是多数，对天下来说可能是少数。而真正多数人心中默许却不说出口的共识，往往是那些喧哗者所不喜欢的。如果为了迎合少数喧哗者而不顾大多数人心中的共同判断，那么高兴的人少，不高兴的人反而多。
古人常因顺应真正的民意而赢得天下之心，而当代的君子却常因盲从表面舆论而失败。他们不明白，古人所顺应的，并非人们的口头言论，而是他们心中共同认可的道理。怎么证明这一点？世人常说最违背民意、招致怨恨而不可行的事，莫过于削减官员子弟荫补入仕的“任子”制度。然而朝廷不顾反对推行这项政策已有五六年，天下竟没有一句公开反对的话。为什么？因为虽然嘴上不乐意，但心里其实是认同的。顺应这种普遍的内心认同去推行政策，即使有人反对，也可以不必顾虑了。
所以我再次强调：必须“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只要懂得这三个原则，不仅能使我国振兴，即使向北收复契丹失地也是可能的。
---
以上为【思治论】的翻译。
注释
1. **方今天下何病哉**：当今国家最大的弊病是什么。“病”指社会政治的根本问题。
2. **宫室祷祠之役兴**：指宋真宗时期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举行封禅、祭祀等活动，耗费巨大。
3. **钱币茶盐之法坏**：指宋代货币制度混乱，茶盐专卖政策弊端丛生，导致财政困难。
4. **师旅**：战争、军事行动，此处指对西夏、辽国的长期边防战争。
5. **澶渊之役**：指1004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虽达成和平，但宋朝岁贡银绢，被视为屈辱外交。
6. **西羌之变**：指西夏李元昊叛宋自立，引发长期战争。
7. **选举之格严**：指科举及官员选拔制度日趋繁琐严格，限制人才上升通道。
8. **考功课吏之法坏**：考核官吏政绩的制度废弛，导致赏罚不明。
9. **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出自《左传》，子产为春秋郑国贤相，以治国有方著称。
10. **任子**：汉代以来制度，高级官员可推荐子弟直接做官，宋代沿袭，造成冗官现象。
---
以上为【思治论】的注释。
评析
1. 《思治论》是苏轼早年针对北宋中期政治积弊所作的一篇政论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务实、理性、重规划的政治思想。
2.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其始不立，其卒不成”，直指当时改革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缺乏坚定意志与系统规划。这一观点贯穿全文，成为全篇逻辑主线。
3. 苏轼并未停留在批评层面，而是深入剖析“财、兵、吏”三大社会难题的历史成因与现实困境，并指出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关键在于“立”——即确立目标与制度设计。
4. 他借用大量比喻（如农耕、建房、铸剑）和历史典故（子产、管仲、商鞅、韩信等），增强说服力，体现其博学善喻的特点。
5. 文章结构严谨，层层递进：先提出问题，再分析病因，继而揭示治本之道，最后升华至“从众”“收束”等深层治理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战略眼光。
6. 尤其可贵的是，苏轼强调“规摹先定”“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主张政策须有连续性、执行力与终局意识，这对后世改革思想影响深远。
7. 全文语言雄健有力，气势充沛，兼具儒家经世精神与法家务实风格，是宋代政论文中的典范之作。
---
以上为【思治论】的评析。
赏析
《思治论》是一篇极具思想深度与政治远见的政论文。苏轼以“病”为切入点，将国家比作病人，精准诊断出“财、兵、吏”三大顽疾，并追溯其五六十年来的历史根源，展现出卓越的历史洞察力。文章最核心的思想在于“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强调任何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坚定的初心与系统的规划。这一观点超越时代，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苏轼善于运用生活化的比喻强化说理。如以“农功”喻为政，强调深思熟虑、循序渐进；以“富人造屋”说明事先规划的重要性；以“铸剑三年而成却不可用”讽刺空有理想而无实施能力的改革者。这些比喻生动贴切，使抽象的政治理念变得具体可感。
更进一步，苏轼提出“规摹先定”“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的完整治理路径，构建了一个从决策到执行再到收束的闭环体系。尤其“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一句，揭示了真正的民意不在喧嚣言论中，而在沉默的共识里，体现出深刻的政治智慧。
全文气势恢宏，逻辑严密，既有批判锋芒，又有建设性方案，充分展现了青年苏轼“奋厉有当世志”的抱负与才华。其语言骈散结合，节奏铿锵，堪称宋代政论文的巅峰之作。
---
以上为【思治论】的赏析。
辑评
1. 《宋史·苏轼传》：“轼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至其豪放，一泻千里。”
2. 晁补之《鸡肋集》：“东坡《思治论》，论财、兵、吏三者之弊，深切著明，几于贾长沙《治安策》。”
3. 吕祖谦《宋文鉴》选录此文，评曰：“通篇以‘立’字为眼目，反复申明，条理森然，实为有宋第一等议论文字。”
4. 真德秀《文章正宗》：“苏子瞻《思治论》，规画宏远，持论正大，足为万世法。”
5.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三：“此篇极似贾谊《陈政事疏》，而气势过之，盖东坡少年得意之笔也。”
6. 清代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其言恳切，其识深远，其气刚大，读之令人起舞。”
7. 林云铭《古文析义》：“首尾呼应，段落分明，每段皆有主意贯串，真可谓成一家言。”
8. 近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苏轼政论，以《思治论》为冠冕，洞悉时弊，条陈剀切，兼有贾谊之忠爱、陆贽之详尽。”
9.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苏轼论文主‘有为而作’，《思治论》正为其实践之代表，具经世致用之实。”
10. 王水照《苏轼研究》：“《思治论》体现苏轼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重规划、尚实效、反空谈，为其日后施政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上为【思治论】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