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臣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臣近准诏书，许臣上书言事。臣学识愚浅，不能广引深远，以明治乱之原，谨采当今急务，条为三弊五事，以应诏书所求，伏惟陛下裁择。
臣闻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故为人君者，以细务而责人，专大事而独断，此致治之要术也；纳一言而可用，虽众说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断也。知此二者，天下无难治矣。
伏见国家自大兵一动，中外骚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谓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贼日益强，并九州之力讨一西戎小者，尚无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违盟而动，其将何以御之？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此臣所谓用心虽劳，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开发言路，献计之士不下数千，然而事绪转多，枝梧不暇。从前所采，众议纷纭，至于临事，谁策可用？此臣所谓听言虽多，不如力行之果断者也。
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尚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将也，无财用也，无御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忧其未有，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术也。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伪唐、定闽岭，西平两蜀，东下并、潞，北窥幽、燕。当时所用兵财将吏，其数几何？惟善用之，故不觉其少。何况今日，承百年祖宗之业，尽有天下之富强，人众物盛，十倍国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将、有财用、有御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
何谓三弊？一曰不慎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此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臣闻号令者，天子之威也；赏罚者，天子之权也。若号令不信，赏罚不当，则天下不服。故又须责臣下以功实，然后号令不虚出，而赏罚不滥行。是以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此三者帝王之奇术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汉武帝，聪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术，而自执威权之柄，故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汉武好用兵，则诛灭四夷，立功万里，以快其心。欲求将，则有卫、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贤士，则有公孙、董汲之徒以称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则诛突厥，服辽东，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将，则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驾驭；欲得贤士，则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凡有所为，后世莫及。可谓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无他术也，惟能自执威权之柄耳。
伏惟陛下以圣明之姿，超出二帝，又尽有汉、唐之天下。然而欲御边，则常患无兵；欲破贼，则常患无将；欲赡军，则常患无财用；欲威服四夷，则常患无策；欲任使贤材，则常患无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无他，由不用威权之术也。自古帝王，或为强臣所制，或为小人所惑，则威权不得出于己。今朝无强臣之患，旁无小人偏任之溺，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爱陛下如父，倾耳延首愿听陛下之所为，然何所惮而不为乎？若一日赫然执威权以临之，则万事皆办，何患五者之无。奈何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请言三弊。
夫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今出令之初，不加详审，行之未久，寻又更张。以不信之言行难从之令，故每有处置之事，州县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则官吏或相谓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须更改”，或曰“备礼行下，略与应破指挥”。旦夕之间，果然又变。至于将吏更易，道路疲于送迎；符牒纵横，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闻而叹息，或闻而窃笑，叹息者有忧天下之心，窃笑者有轻朝廷之意。号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号令之弊也。
用人之术，不过赏罚。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虽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时，王全斌破蜀而归，功不细矣，犯法一贬，十年不问。是时方讨江南，故黜全斌，与诸将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复其官。太祖神武英断，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昨关西用兵，四五年矣，赏罚之际，是非莫分。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则诸将谁肯立功矣。裨将畏懦逗留者皆当斩罪，或暂贬而寻迁，或不贬而依旧，军中见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矣。所谓赏不足劝，罚无所惧，赏罚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赏罚之弊也。
自兵动以来，处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无实。臣请略言其一二，则其他可知。数年以来，点兵不绝，诸路之民半为兵矣，其间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兵额空多，所用者少，是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也。新集之兵，所在教习，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将领之材，所教者无旗鼓之节，往来州县，愁叹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无训齐精练之法。此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也。诸路州军分造器械，工作之际已劳民力，辇运般送又苦道涂。然而铁刃不刚，筋胶不固，长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不计所用之不堪，经历官司又无检责。此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执钝折不堪之器械，百战百败，理在不疑，临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无大小，悉皆卤莽，则不责功实之弊也。
臣故曰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万事不可尽言，臣请言大者五事。
其一曰兵。臣闻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败，少者常胜。汉王寻等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退而归许，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四五万，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之明验也。况于夷狄，尤难以力争，只可以计取。李靖破突厥于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后破颉利于阴山，亦不过一万。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数。盖兵不在多，能以计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而为多；不善用者，虽多而愈少也。为今计者，添兵则耗国，减兵则破贼。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加又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臣愿陛下赫然奋威，敕励诸将，精加训练，去其老弱，七八十万中可得四五十万数。古人用兵以一当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当十，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此所谓善用兵者以少而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胜者，以此也。今不思实效，但务添多，耗国耗民，积以年岁，贼虽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
其二曰将。臣又闻古语曰“将相无种”。故或出于奴仆，或出于军卒，或出于盗贼，惟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国家求将之意虽劳，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材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贫贱而薄之，不过与一主簿借职，使其怏怏而去，则古之屠钓饭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无人可用，则宁用龙钟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前日澶渊之卒几为国家生事，此可见也。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但云当今之无将臣。臣愿陛下革去旧弊，奋然精求。有贤豪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又何患于无将哉？此二事也。
其三曰财用。臣又闻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寻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财用困乏，其弊安在？起于用兵而费大故也。汉武好穷兵，用尽累世之财，当时勒兵单于台，不过十八万，尚能困其国力。况未若今日七八十万，连四五年而不罢，所以天地之所生，竭万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虽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计无所出矣。惟有减冗卒之虚费，练精兵而速战，功成兵罢，自然足矣。今兵有可减之理，无人敢当其事；贼有速击之便，无将敢奋其勇。后时败事，徒耗国而耗民。惟陛下以威权督责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
其四曰御戎之策。臣又闻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北虏与朝廷通好仅四十年，不敢妄动，今一旦发其狂谋者，其意何在？盖见中国频为元昊所败，故敢启其贪心，伺隙而动尔。今若敕励诸将，选兵秣马，疾入西界，但能痛败昊贼一阵，则吾军威大振，而虏计沮矣。此所谓上兵伐谋者也。今诇事者皆知北虏与西贼通谋，欲并二国之力，窥我河北、陕西。若使二虏并寇，则难以力支。今若我能先击败其一国，则虏势减半，不能独举。此兵法所谓伐交者也。元昊地狭，贼兵不多，向来攻我，传闻北虏常有助兵。今若虏中自有点集之谋，而元昊骤然被击，必求助于北虏。北虏分兵助昊，则可牵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则二国有隙，自相疑贰。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国克期分路来寇，我能先期大举，则元昊仓皇自救不暇，岂能与北虏相为表里？是破其素定之约，乖其克日之期。此兵法所谓亲而离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胜，常有轻视诸将之心，今又见朝廷北忧戎虏，方经营于河朔，必谓我师不能西出。今乘其骄怠，正是疾驱急击之时。此兵法所谓出其不意者，此取胜之上策也。前年西将有请出攻者，当时贼气力方盛，我兵未练，朝廷尚许其出师，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势，此不可失之时。彼方幸吾忧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势也。自四路分帅，今已半年，训练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屡奏小捷。是我师渐振，贼气渐衄，此可攻之势也。苟失此时，而使二虏先来，则吾无策矣。臣愿陛下诏执事之臣，熟议而行之。此四事也。
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闻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职遍于天下，其间岂无材智之臣？而陛下总治万机之大，既不暇尽识其人，故不能躬自进贤而退不肖；执政大臣动拘旧例，又不敢进贤而退不肖；审官、吏部、三班之职，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进贤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无一人得进贤而退不肖者。所以贤愚混杂，侥幸相容，三载一迁，更无旌别。平居无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临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无如今日之缪也。今议者或谓举主转官为进贤，犯罪黜责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恶之人，各以类聚。故守廉慎者，各举清干之人；有赃污者，各举贪浊之人；好徇私者，各举请求之人；性庸暗者，各举不材之人。朝廷不问是非，但见举主数足，便与改官，则清干者进矣，贪浊者亦进矣，请求者亦进矣，不材者亦进矣。混淆如此，便可为进贤之法乎？方今黜责官吏，岂有澄清纠举之术哉？惟犯赃之人因民论诉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财赂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虽诛剥豪民，尚或不及贫弱。至于不材之人不能主事，众胥群吏共为奸欺，则民无贫富，一时受弊。以此而言，则赃吏与不材之人为害等耳。今赃吏因自败者，乃加黜责，十不去其一二。至于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问，宽缓容奸。其弊如此，便可为退不肖之法乎？贤不肖既无别，则宜乎设官虽多而无人可用也。
臣愿陛下明赏罚，责功实，则材皆列于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详言之矣，惟陛下择之，天下之务不过此也。方今天文变于上，地理逆于下，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事势如此矣，非是陛下迟疑疑宽缓之时，惟愿为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翻译
某月某日，臣欧阳修谨冒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近日臣得见诏书，准许臣下上书言事。臣学识浅薄，不能广引经义、深究治乱之源，谨采当今最为紧迫的事务，条列为“三弊五事”，以响应诏书所求，恳请陛下审察裁择。
我听说，自古以来君主治国，虽有忧勤之心，若不知治国之要道，则用心愈苦而政事愈乱；虽能纳谏，若无果断实行之力，则言论愈多而听闻愈惑。因此，为人君者，应把细务交由臣下负责，专于大事而独断决行，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采纳一条可行之言，即使众人反对也不可阻挠，这才是果断力行的表现。若能明白这两点，天下便没有难以治理的道理了。
近见国家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朝廷内外动荡不安。陛下思虑社稷安危，挂念兵民疲敝，四五年来忧心劳神，可谓至极。然而士兵日益衰老，贼寇日益强盛，动用九州之力讨伐一个西边的小敌，尚且无人敢奋勇向前；如今北方的大敌又背弃盟约出兵，将如何抵御？以往所担忧的是夷狄，如今夷狄已反；所厌恶的是盗贼，如今盗贼已起；所忧虑的是水旱灾害，如今水旱频发；所依赖的是民力，如今民力困竭；所需的是财用，如今财政匮乏。陛下心中一日比一日忧愁，天下局势一年比一年危殆。这就是我所说的：虽然用心良苦，却未能掌握治国之要道。近年来朝廷广开言路，献策之人不下数千，但事务头绪纷繁，应付尚且不及。先前采纳的意见众说纷纭，等到临事之时，究竟哪一策可用？这正是所谓：听言虽多，不如果断实行。
臣深思陛下最忧心而当前最缺乏的，无非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御敌之策，没有可任用之臣。这五项，陛下忧虑其缺失，但我认为如今其实都已具备。之所以陛下未能加以任用，是因为尚未思考恰当的方法。国家初创之时，四方割据，中原地狭，兵少民寡，尚能南取荆楚、收伪唐、平闽岭，西定两蜀，东下并州、潞州，北图幽燕。当时所用的兵力、财力、将吏数量几何？只因善于使用，故不觉其少。何况今日，承袭百年祖宗基业，拥有全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产丰盛，远超建国初期十倍以上。因此臣敢于直言：现有兵、有将、有财用、有御敌之策、有可任之臣。然而陛下皆不能用，原因何在？就在于朝廷存在三大弊端。
何谓三弊？一是号令不慎重，二是赏罚不明确，三是不考核实际功效。这三大弊端若在上层延续，则万事在下层必然懈怠废弛。我听说，号令是天子的威严所在，赏罚是天子的权力所在。若号令失信，赏罚不当，则天下不服。因此还必须要求臣下有实际功绩，如此号令才不会徒然发出，赏罚也不会滥用。所以，“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这三项，乃是帝王治国的奇术。自古以来，如汉武帝之英武，唐太宗之聪慧，皆知运用此三术，并亲自执掌威权，故所求无不遂，所欲皆如意。汉武帝好用兵，则诛灭四夷，立功万里，快意于心；欲求将才，则有卫青、霍去病为其所用；欲得贤士，则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称其心意。唐太宗好用兵，则破突厥，服辽东，威震四夷；欲求将才，则有李靖、李勣为其驾驭；欲得贤士，则有房玄龄、杜如晦在其左右。这两位帝王，凡有所为，后世难及，可谓“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并无其他秘诀，只是能亲自掌握威权罢了。
今陛下圣明之资，超越汉、唐二帝，且拥有比汉唐更广阔的天下。然而欲御边疆，则常苦于无兵；欲破贼寇，则常苦于无将；欲供养军队，则常苦于无财用；欲威服四夷，则常苦于无策略；欲任用贤才，则常苦于无人。这是所求皆不得，所愿皆落空。原因何在？唯因未用威权之术。自古帝王或被强臣所制，或为小人所惑，以致威权不能出自己手。如今朝中无强臣之患，旁无小人专宠之弊，内外臣民尊陛下如天，爱陛下如父，翘首以待陛下作为，又何所畏惧而不行动？若陛下一旦赫然执掌威权以临天下，则万事可办，何愁前述五者之缺？无奈因循于三弊，致使一事无成。请允许臣详述三弊。
言语多变则令人不信，命令频繁更改则难以遵从。如今发布命令之初，不加详审，施行不久，随即更改。以不可信之言行难以执行之令，每当朝廷有所处置，州县官员皆知朝廷未必坚持到底，于是官吏之间相互议论：“暂且不必认真执行，不久必会更改”；或说：“表面走个过场，应付一下即可。”果然不久又变。至于将吏频繁调动，沿途官吏疲于迎送；文书满天飞，上下难以遵守。朝廷内外臣民，有的为之叹息，有的暗中讥笑。叹息者出于忧国之心，讥笑者则轻视朝廷。如此号令，还想威慑天下，可能吗？这是“不慎号令”的弊端。
用人之道，关键在于赏罚。若赏赐无功之人，则恩惠不足以劝勉；惩罚遗漏有罪之人，则威严不足以震慑。如此虽有人在，亦不可用。太祖时，王全斌攻破蜀地，功劳极大，但因违法被贬，十年不予任用。当时正准备讨伐江南，故贬全斌以立军法；江南平定后，才恢复其官职。太祖神武英断，之所以能平定天下，正是因其赏罚分明。然而近年关西用兵四五年，赏罚之际，是非不分。大将无功被罢者仍居原职，军中见无功者也能升官，则诸将谁肯立功？副将畏敌逗留本当斩首，却仅短暂贬谪或根本不罚，军中见有罪者不受惩处，则诸将谁肯效命？如此“赏不足以劝，罚不足以惧”，还想用人，可能吗？这是“不明赏罚”的弊端。
战事兴起以来，处置之事不少，但大多有名无实。略举一二，其余可知。数年来不断征兵，各地百姓半数为兵，其中老弱病残、矮小怯懦者不计其数，兵额看似众多，实则可用者极少——这是“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新募之兵四处训练，呼来唤去，百姓不得安居，主训者非将才，受训者不懂旗鼓节制，往来州县，民怨载道。这些兵多为老弱怯懦之人，又无严格操练之法——这是“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各地州军分造兵器，制造时劳民伤财，运输途中又苦不堪言。然而刀刃不坚，弓胶不牢，长短大小不合标准。制造部门只求凑数速成，不顾实用，上级官府又无检查问责。这是“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以草率之法训练老弱之兵，手持劣质兵器，百战百败，理所当然。临阵方悟，悔之晚矣！凡事务不论大小，皆粗疏应付，这正是“不责功实”的弊端。
因此我说：三弊若在上层延续，则万事在下层必然懈怠荒废。事务繁多，难以尽述，臣谨陈五件大事。
其一为兵。我听说攻人靠谋略而非蛮力，用兵贵智不贵多。前代用兵，兵多者常败，兵少者常胜。汉王寻等率百万大军遇光武帝九千人而败，是多败少胜之例；苻坚率百万兵遇东晋两三万人而败，亦是多败少胜；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败于吕布，后以两万人破袁绍十余万，可见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何况对夷狄作战，更难凭武力争胜，只能以计谋取胜。李靖破突厥于定襄仅用三千人，后破颉利于阴山亦不过万人。以数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胜数。兵不在多，贵在善用计谋。善用兵者，以少胜多；不善用者，虽多反少。如今添兵则耗国，减兵则难破贼。沿边驻军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但训练不精，老弱充数，十人不足当一人，七八十万实等于七八万之用。又军无统属，分散孤立，化多为寡，此乃兵法大忌。这正是“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所以常战常败。臣愿陛下奋然振作，敕令诸将精加训练，汰除老弱，七八十万中可得四五十万精兵。古人用兵以一当百，今虽不能，但若以一当十，则五十万精兵可抵五百万之用。这正是“善用兵者以少而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胜，正在于此。如今不求实效，只务增兵，耗国耗民，年复一年，贼未至而天下已困。此为第一大事。
其二为将。我又听说古语云：“将相无种。”或将出于奴仆，或出于军卒，或出于盗贼，唯有破格任用，方成名将。朝廷求将之意虽切，选将之路却太窄。今诏令近臣举荐将才，却限于资历品级，则下层英豪之士无法进用；考校将材仅限于骑射武艺，则有智谋统帅之才皆被遗漏；山林奇杰之士召至朝廷，因其贫贱而轻视，仅授主簿、借职之类小官，使其怏怏而去，则古代屠牛饭牛之豪杰皆因此流失。至于无将可用时，宁用老迈跛足、庸懦昏聩之辈，委以要地，授以兵权，连三尺孩童皆为朝廷担忧。前日澶渊守军几乎酿成大祸，可见一斑。议者不知选将之法有误，反说当今无将。臣愿陛下革除旧弊，奋发求贤：贤才不必拘于低位，智略之士不必试以弓马，山林奇士不可因其贫贱而轻视。惟有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方能以非常之效报国，何患无将？此为第二大事。
其三为财用。我听说善治病者必医其病源，善救弊者必寻其弊根。今天下财用困乏，根源何在？始于长期用兵，耗费巨大。汉武帝好战，耗尽累世积蓄，当时屯兵单于台不过十八万，尚且耗竭国力。何况今日动用七八十万兵，连年不休，天地所产、万民膏血皆不足以供。今纵有智者，也无法增产，无计可施。唯有削减冗兵虚费，训练精兵速战，功成即罢兵，自然财用充足。今兵有可减之理，却无人敢担当；贼有可击之机，却无将敢奋勇。坐失良机，徒耗国力民财。唯有陛下以威权重责，方可有望解决。此为第三大事。
其四为御戎之策。我听说兵法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北虏与朝廷通好近四十年，不敢妄动，今突然发难，其意何在？盖见我朝屡败于元昊，故启贪心，伺机而动。今若激励诸将，选兵秣马，迅速攻入西夏境内，只要痛击元昊一次，则我军威大振，敌谋自沮。此即“上兵伐谋”。今探知北虏与西夏互通谋略，欲合两国之力侵扰我河北、陕西。若二虏并寇，难以抵挡。若我能先击败一国，则敌势减半，无法独进。此即“伐交”之策。元昊地狭兵少，以往攻我，传闻常得北虏助兵。今若北虏正集结兵力，而元昊突遭我军攻击，必向北虏求援。北虏若分兵相助，则牵制其南侵之力；若不助，则二国有隙，彼此猜疑。这也是“伐交”之策。假使二虏约定分路来犯，我能先发制人，则元昊自顾不暇，岂能与北虏呼应？此即“亲而离之”，亦属伐交。元昊叛逆以来屡胜，常轻视我诸将；今又见我北防戎虏，经营河朔，必以为我无力西征。此时正因其骄怠，宜疾速出击。此即兵法所谓“出其不意”，乃取胜之上策。前年西将曾请出兵，当时贼势正盛，我兵未练，朝廷尚允其行；况今元昊已有可攻之势，时机不可错过。彼方以为我忧河北，不料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乃可攻之机。四路分帅已半年，训练有素，恩信已立，近日屡奏小捷，我军渐振，贼气渐挫，此亦可攻之机。若错失此时，待二虏先动，则我无策可施。臣愿陛下命大臣详议而行。此为第四大事。
其五为可任之臣。我听说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况今日文武官员遍布天下，岂无才智之臣？但陛下日理万机，无暇尽识人才，故不能亲自进贤退不肖；执政大臣拘于旧例，不敢越轨举荐；审官院、吏部、三班院等机构，仅掌文书差遣，亦不敢破格用人。于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竟无一人能进贤退不肖。以致贤愚混杂，侥幸之风盛行，三年一迁，毫无区别。平时嫌官多差遣难，一旦临事需人，又苦于无人可用。自古任官之法，未有如今日之谬者。今人或谓：举主升官即为进贤，犯罪被贬即为退不肖。殊不知其弊甚深。大凡善恶之人各以类聚：清廉者举清干之人，贪污者举贪浊之人，徇私者举请托之人，昏庸者举无能之人。朝廷不问是非，只要举主数足，便予升迁，则清干者进，贪浊者亦进，请求者、无能者皆进。如此混淆，岂能称为“进贤”？至于退不肖，今日罢黜官吏，岂有澄清纠举之术？唯有犯赃被民告发者才遭贬斥，十人中不过惩一二。至于无能之官，上下皆知却不问，宽容纵容。赃吏与庸官为害相当，而惩处悬殊。如此制度，岂能称为“退不肖”？贤与不肖既无区别，自然官多而无人可用。
臣愿陛下明赏罚、责功实，则人才自会显现于陛下之前。我所以说五者皆有，但陛下不能用，是因有弊在焉。三弊五事，臣已详述，惟请陛下抉择。天下政务，不出此范围。如今上天示警，灾异频现；地理失序，水旱为害；人心怨愤，内忧重重；四夷侵扰，外患加剧。形势如此，绝非陛下迟疑宽缓之时，惟愿为社稷生民深思熟虑。臣欧阳修冒死再拜。
以上为【准诏言事上书】的翻译。
注释
1. 准诏言事：指奉皇帝诏令，允许臣下就政事发表意见。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下诏求言，欧阳修应诏上书。
2. 昧死再拜：古代臣子上书时的谦辞，意为冒死进言，表示极度恭敬与忠诚。
3. 三弊五事：三弊指“不慎号令、不明赏罚、不责功实”；五事指“兵、将、财用、御戎之策、可任之臣”。
4. 王全斌：北宋初年将领，平蜀有功，后因纵兵掳掠被贬。
5. 卫、霍：指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皆以抗击匈奴著称。
6. 李靖、李勣：唐代著名将领，李靖破突厥，李勣征高丽，皆为太宗重臣。
7. 房、杜：指房玄龄、杜如晦，唐太宗时宰相，以贤能著称。
8. 元昊：指西夏景宗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屡犯宋境。
9. 澶渊之卒：指澶州（今河南濮阳）驻军，曾发生兵变或骚乱，威胁地方安定。
10. 三班：宋代官署，掌管武官差遣，即三班院，负责低级武官的任免。
以上为【准诏言事上书】的注释。
评析
《准诏言事上书》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
本文是北宋名臣欧阳修于庆历年间所上的政论奏章，题为《准诏言事上书》，系响应仁宗诏求直言而作。文章结构严谨，逻辑清晰，以“三弊五事”为核心，系统剖析当时国家积弊，提出改革纲领。全文气势恢宏，语言峻切，既有历史纵深，又有现实针对性，堪称宋代奏议文中的典范之作。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威权自持”“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主张通过整顿吏治、改革军事、整肃用人制度来扭转国势颓危。文章不仅体现欧阳修的政治远见，也反映庆历新政前后士大夫群体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
以上为【准诏言事上书】的评析。
赏析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宋代奏议体政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清晰的改革构想。全文以“三弊”为纲，以“五事”为目，层层推进，逻辑严密。开篇即指出君主虽有忧勤之心，若无治国之要，终将徒劳无功，直击当时朝廷“多言少行”“号令反复”的弊病。继而以汉武帝、唐太宗为例，说明“执威权”乃治国根本，进而揭示宋仁宗虽有圣明之资，却因三弊而致五事皆废，对比强烈，发人深省。
文章在论述“五事”时，每项皆结合史实与现状，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具体对策。如论“兵”时，强调“兵不在多而在精”，主张汰冗兵、练精锐，以“以一当十”替代盲目扩军；论“将”时，批判资历限制与武艺测试之狭隘，提倡破格用人；论“财用”时，指出“起弊之源”在于冗兵久战，主张速战速决以节财用；论“御戎之策”时，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伐谋”“伐交”“出其不意”等战略思想，极具实战价值；论“可任之臣”时，深刻揭露宋代荐举制度的弊端，指出“举主升官”实为朋党之途，非真进贤。
全文语言雄辩有力，多用排比、对比、设问，增强说服力。如“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一段，连用五句排比，层层递进，渲染危机之深重。又如“汉武好用兵……唐太宗好用兵”一段，以类比手法凸显古今反差，极具震撼力。结尾处“天文变于上，地理逆于下，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四句并列，将国家危局推向高潮，催人警醒。
整体而言，此文不仅是欧阳修个人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庆历新政时期改革派士大夫集体呼声的代表，其理性精神、务实态度与改革勇气，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以上为【准诏言事上书】的赏析。
辑评
1. 《宋史·欧阳修传》：“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
2.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一：“欧公奏议，如《准诏言事书》，皆明白切实，有补于世。”
3.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欧阳永叔《上仁宗书》，条陈三弊五事，切中时病，真经济之文。”
4.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此书论兵、将、财用诸端，皆本实务，非空谈也，读之令人起舞。”
5. 王夫之《宋论》卷六：“仁宗之世，士争言事，欧阳修之《准诏言事书》，尤为卓荦。”
以上为【准诏言事上书】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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