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
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
而定国归至江西,以其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
幽忧愤叹之作,盖亦有之矣,特恐死岭外,而天子之恩不及报,以忝其父祖耳。
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
余然后废卷而叹,自恨期人之浅也。
又念昔日定国遇余于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诗几百馀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
余亦置酒黄楼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
今余老,不复作诗,又以病止酒,闭门不出。
门外数步即大江,经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农夫也。
翻译
太史公(司马迁)评论《诗经》,他认为“《诗经·国风》虽然有许多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但却不过分;《诗经·小雅》虽然表露了百姓对朝政的诽谤愤怨之情,但却不主张公开反叛。”凭我看来,这只是了解《风》、《雅》中周衰之际的作品罢了,怎么察看《诗经》的主流呢?从前先王的恩泽衰微,然后《风》中周衰之际的作品于情理之中而发生,虽然恩泽衰微但没有竭尽,因此,还因道德礼仪而终止,认为贤在没有终止的地方罢了。在情理之中而发生,因忠孝而终止,他的诗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古今诗人非常多了,杜甫可以称第一,难道不是因为他颠沛流离忍饥受寒,终身不被重用,却连一餐饭都不曾忘记(报效)君王吗。
定国因为我的缘故而获罪,贬谪到海上三年,一个儿子死在他贬谪的地方,一个儿子死在家中,定国也生病差点死了。我猜测他非常怨恨我,不敢写信给他。可是定国回到江西,把他在岭外所作的几百首诗寄给我,这些诗都是言简义丰,语言平易和善,有治世之音,那些语言和德高望重的长者没什么不同。幽愁怨愤、寄寓感叹的作品,大概也有一些,他只担心死在岭外,而来不及报答天子的恩德,而有愧于父亲和祖先罢了。孔子说:“不埋怨天,不怪罪别人。”定国况且不埋怨我,怎么肯埋怨上天呢!我然后放下诗卷而感叹,自恨看待别人太肤浅了。
我又考虑到先前定国到彭城来拜访我,住了十天,来回往返中写了几百首诗,我苦恼他的诗作多,但又敬服他的文思敏捷,佩服他诗作的精巧啊。有一天,定国和颜长道(曾良策注:颜长道为苏轼的朋友)游览泗水,登临桓山,他们吹着竹笛,饮着美酒,乘着月色而回来。我也在黄楼上摆上酒宴来等待他们,我说:“李白死了,世间三百年没有如此快乐了。”
我年老了不再作诗,又因为生病而戒酒,闭门不出,门外几步远就是大江,过了一个月也没到大江边了,糊里糊涂地,真是一个老农夫了。可是定国的诗更加精巧,饮酒毫不衰减,所到之处安闲自在,览尽山水的胜景,不因为困厄衰老而改变他的气度。从今以后,我敬服定国的原因,不只有他的诗作啊!
版本二:
太史公评论《诗经》,认为“《国风》虽描写男女之情却不流于淫荡,《小雅》虽有怨恨批评之言却不至于混乱”。依我看来,这只是认识到了“变风”“变雅”的特点罢了,哪里真正见识过《诗经》中正统的、纯正的风貌呢?从前先王的德泽衰微之后,才产生了发自真情的“变风”“变雅”,虽然道义已衰但尚未完全断绝,因此仍能止于礼义,所以比那些毫无节制的作品要高明一些。然而,如果诗歌是发自内心情感而又归于忠孝之道的,这样的作品难道可以和前者相提并论吗?古往今来的诗人太多了,而杜甫被尊为第一人,难道不是因为他一生漂泊困顿、饥寒交迫,终身未被重用,却连吃一顿饭都未曾忘记君主吗?如今王定国因为我的缘故获罪,被贬到偏远海疆长达三年,一个儿子死在贬所,另一个儿子死于家中,他自己也病得几乎丧命。我以为他对我怨恨极深,因此不敢写信与他联系。可当定国从南方归来,到达江西时,却把他岭外所写的数百首诗寄给我。这些诗篇无不风格清和、平正、丰润,充满祥和之气,仿佛出自一个身处太平盛世之人之手,其言语志趣竟如同理想得以实现、大道得以施行者一般。当然,忧愁愤慨、叹息悲吟之作也并非没有,但他所担忧的只是恐怕自己会死在荒远之地,无法报答天子的恩德,从而愧对父祖而已。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定国尚且不怨我,又怎会去怨恨上天呢?我读完他的诗卷后不禁放下书叹息,深深悔恨自己当初对他了解得太浅薄了。我又想起当年定国在彭城与我相会,逗留十日之间,往返唱和竟作诗百余首,我觉得他写得太多,既佩服他的敏捷,又折服于他的工巧。有一天,定国与颜复(字长道)同游泗水,登上桓山,吹笛饮酒,乘着月色归来。我也在黄楼上设酒宴等待他们,曾感叹道:“李白死后,世上已三百年没有这般乐趣了!”如今我年老体衰,不再作诗,又因疾病戒了酒,闭门不出。家门外几步就是大江,但我已整月不曾登临江畔,昏昏然真像一个乡野老农。而定国的诗艺却日益精进,饮酒豪兴丝毫不减,所到之处悠然自得,尽情领略山水之美,从未因困厄、贫穷或衰老而改变自己的风度。从此以后,我敬佩王定国的,不只是他的诗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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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太史公:指司马迁,曾任太史令,著《史记》。此处引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论《诗》之语。
2.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引《关雎》为例,称其虽写男女之情但不过分,虽有批评之辞但不失秩序。
3. 变风、变雅:《诗经》中相对于“正风”“正雅”而言的概念。“正”代表西周盛世之音,“变”则指周室衰微后产生的带有哀怨色彩的作品。
4. 杜子美:唐代诗人杜甫,字子美,被后世尊为“诗圣”。
5. 定国:王巩,字定国,北宋诗人,苏轼好友,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历时三年。
6. 贬海上三年:指王定国被贬岭南边地近海之处,实际为广西宾州,古人常以“海上”泛称南方荒远之地。
7. 幽忧愤叹之作:指含有忧伤、愤懑情绪的诗作。
8. 忝其父祖:羞辱祖先,感到愧对先人。“忝”意为辱没。
9. 不怨天,不尤人:语出《论语·宪问》,表现君子在逆境中保持修养与宽容的态度。
10. 彭城:今江苏徐州,苏轼曾任徐州知州。文中所记为元丰元年(1078年)之事。黄楼:苏轼在徐州所建楼阁,用于防洪纪念及宴饮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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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王定国诗集叙》,宋代散文,作者苏轼,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底。作者把主要篇幅用来叙写他和诗人王定国的友情,赞扬了他真挚、开朗、乐观的品格。作者有选择地写了三件事以突出其性格特点:一是乌台诗案受牵连贬海上五年,子夭己病,而丝毫不存怨尤之心,对于友情的真挚和笃厚使作者发出“自恨期人之浅”的慨叹;二是追叙元丰五年王定国到彭城拜访作者,诗思敏捷,豪兴直追太白的往事,展开了他开朗豪爽的另一侧面;三是用自己作衬,突出其不以穷厄衰老而改变自己饮酒作诗,酷爱山水的诗人风度。寥寥三事写出活脱脱的一个诗人形象。
本文是苏轼为其友王定国诗集所作的一篇序言,名为《王定国诗集叙》。全文以议论为主,融叙事、抒情于一体,通过对《诗经》传统的回顾,引出对诗人品格与诗歌境界的深刻思考,并最终落脚于对王定国人格与诗品的高度赞扬。文章开篇借司马迁论《诗》之语切入,指出其局限在于仅识“变风”“变雅”,未能把握《诗》之“正”——即发乎情而止于忠孝的至高境界。由此推出杜甫为古今诗人之冠,因其身处困厄而不忘君国。接着转述王定国因受己牵连而遭贬谪,遭遇家破人亡之痛,然其诗不显怨毒,反呈“清平丰融”之象,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苏轼由此反省自己先前误以为定国会怨恨自己,实乃“期人之浅”,表达了深切的自责与钦佩。后段追忆昔日共游之乐,对照今日自身衰颓,更显定国“不以厄穷衰老改其度”的可贵。全文层层递进,由诗及人,由古及今,情理交融,气势充沛,堪称宋代散文中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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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此文是一篇典型的宋代文人诗序,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深度。结构上,文章以“论《诗》—赞杜甫—颂定国”为主线,逻辑严密,层层推进。起笔高远,借司马迁之言立论,随即翻出新意,提出“发于情止于忠孝”的更高标准,将儒家诗教推向极致。此标准既是评价杜甫的依据,也成为衡量王定国的尺度。通过对比,苏轼巧妙地将王定国置于与杜甫相近的精神高度,极大提升了其人格形象。文中叙事部分极具感染力:定国身遭巨变,亲人相继离世,自身濒死,却无怨言,反而寄来“清平丰融”之诗,这种超然态度令人动容。苏轼的自我反省——“自恨期人之浅也”——不仅体现其胸襟坦荡,也增强了文章的情感张力。回忆昔年共游情景,则以“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一句,既见豪情逸兴,又暗含今昔对比之悲凉。结尾处,苏轼写自己“老”“病”“闭门不出”,而定国“诗益工”“饮酒不衰”“翱翔徜徉”,形成强烈反差,愈发凸显后者精神之坚韧与生命之昂扬。全文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厚的友情、深沉的人生感慨以及对士人节操的崇高礼赞,语言简练而富有节奏感,骈散结合,气势贯通,展现了苏轼晚年散文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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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苏轼文章,纵横奔放,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此序述友情、论诗道、抒感慨,一气呵成,诚为抒情议论文中佳构。”
2.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卷十二:“此序以诗品见人品,以人品证诗品,层层转折,情理兼至。‘不怨天,不尤人’数语,直贯到底,非定国不足以当之,非苏子亦不能道之。”
3. 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三:“前半论诗,后半叙事,中间以杜少陵作衬,映带生姿。末段自叹衰老,愈形定国之不可及,深情厚谊,溢于言表。”
4.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四:“通篇以‘怨’字作眼,先设一疑,后破一惑,转折如环,无迹可寻。至‘废卷而叹’四字,多少惭恧、敬服、悲悯之情,尽在此中。”
5. 近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苏轼此序,不独为友人诗集增光,实亦自写其胸中块垒。于王定国之褒,即所以自贬;于昔游之忆,即所以伤今。情真语挚,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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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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