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隐显则异，而其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者。苟无济物之心，而泛然杂处于隐显之间，其不足为世之轻重也必然矣。君子处世而不足为世人轻重，是与草木等耳。草木有可以济物者，世犹见重，称为君子，而无济物之心，则又草木不若也。为君子者，何忍自处于不若草木之地哉？吾于此，重为君子之羞。草木与人，相去万万，而又不若之，虽显者亦不足贵，况隐于山林邱壑之中者耶？
吾友朱君大泾，世精疡医，存心济物，而自号曰“菊隐”。菊之为物，草木中之最微者，隐又君子没世无称之名。朱君，君子也，存心济物，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固非所谓泛然杂处于隐显之中者，而乃以草木之微与君子没世无称之名以自名，其心何耶？盖菊乃寿人之草，南阳甘谷之事验之矣，其生必于荒岭郊野之中，唯隐者得与之近，显贵者或时月一见之而已矣。而医亦寿人之道，必资草木以行其术，然非高蹈之士，不能精而明之也。是朱君因菊以隐者，若称曰：“吾因菊而显”。又曰：“吾足以显夫菊”，适以为菊之累，又何隐显之可较云。余又窃自谓曰：“朱君于余，友也。君隐于菊，而余也隐于酒。对菊命酒，世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者矣。”因绘为图，而并记之。
翻译
君子立身处世，不显达便隐居，隐与显虽然形式不同，但存心济助万物的本质并无差别。
倘若没有济世之心，而随意混杂在隐与显之间，必然不被世人所重视。
君子处世而不被世人看重，便与草木无异。
草木若有可资济世之处，世人尚且看重，若被称为君子却无济世之心，则连草木都不如。
作为君子，怎甘愿置身于不如草木的境地呢？我为此深为君子感到惭愧。
草木与人相差极远，人若反而不如草木，即使显达也不足贵，何况隐居山林丘壑之人呢？
我友朱大泾，世代精通疡医，怀济世之心，却自号“菊隐”。
菊本是草木中最微末之物，隐又是君子终身无闻之名。
朱君本是君子，存心济物，功绩甚大，名声显赫，本非那些随意混杂于隐显之间者，却以微末草木与君子无闻之名自称，其心意何在？原来菊是延年益寿之草，南阳甘谷之事可资验证，它必生于荒岭郊野之中，唯有隐者能常亲近，显贵者或仅偶尔一见。
而医术亦是延寿之道，需借助草木施行其术，然非高洁隐逸之士不能精通此道。
故而朱君借菊以寄隐逸之志，若声称“我因菊而显达”，或说“我足以使菊显赫”，反成菊之负累，又何须计较隐显之分。
我私下自忖：“朱君是我挚友。
君隐于菊，我则隐于酒。
对菊饮酒，世间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之人在。
”因而绘成图画，并作此记。
以上为【菊隐记】的翻译。
注释
南阳甘谷之事：相传南阳甘谷生长的菊花能使人延年益寿。
刘伯伦：刘伶，字伯伦，西晋竹林七贤之一，性嗜酒。
1. 济物：助益万物，《周易·系辞》“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2. 疡医：外科医生，《周礼·天官》“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
3. 南阳甘谷之事：《抱朴子》载南阳甘谷居民饮菊水得长寿
4. 高蹈之士：隐逸之人，《左传·哀公二十一年》“鲁人之皋，使我高蹈”
5. 陶渊明：东晋隐逸诗人，其《饮酒》有“采菊东篱下”句
6. 刘伯伦：刘伶字伯伦，竹林七贤之一，《酒德颂》作者
7. 没世无称：《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以上为【菊隐记】的注释。
评析
《菊隐记》是明代文学家唐寅所作的一篇散文。
此文以“隐显之辨”破题，通过草木与君子的价值对比，构建起“济物之心”为根本的处世哲学。唐寅巧妙将菊之物理特性（生荒野、具药性）与隐者精神品格相贯通，在“菊隐”与“酒隐”的呼应中，既颠覆传统隐逸观念，又开创了明代市隐文化的新范式。
以上为【菊隐记】的评析。
赏析
几千年来，孔孟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顾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处世思想，似乎已经深深渗入中国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中。即便很有些蔑视礼教的唐寅也不例外。他的这篇《菊隐记》，便弥漫着很浓的孔孟气息。
作者提出“君子之处世”，无论显隐，“而其存心济物”，则应贯一始终。继而又指出，一个人若无济物救世的心志，而只是一浑然泛然的俗夫，于隐显之间全无自觉，自然会在纭纭世间销声匿迹，低微的如同草木，甚至连草木都不如。
显隐的故事，屡见于中国的史籍。大凡真正的隐士，仍是胸怀济物之心的。唯其如此，才为世人所敬重和仰慕。在唐寅看来，“存心济物”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根本，若无此心志，“则虽显者，亦不足贵，况隐于山林丘壑之中者耶”？
唐寅的朋友朱大浸并非官位显赫的贵介，而只是一个隐于民间的君子，然而他“世精疡医，存心济物”，是一个不同凡响的高蹈之士。唐寅由他的人品医术，而赞慕他的号“菊隐”，因为“菊隐”两字的内涵确实包蕴了处于江湖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自然包括唐寅）内心孤高清芬的意味。诚然，菊没有牡丹那份“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好颜色”和富贵艳紫气，它总是同潇潇秋雨，飒飒秋风相联系，但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心目中，却透出那种孤高雅洁，清芬沁人的山林旨趣，尤为退离仕宦的人士所喜爱。唐寅说它“生必于荒铃郊野之中，唯隐者得与之近，就更突出了它的高洁之性。朱君以医行道，”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却毫不爱恋牡丹的宫廷脂粉气，而一心仰慕菊的那份山林荒野气，从中可以透视他内心的精神品格，而这正是作者自己的襟怀胸臆。
唐寅在文末说：“君隐于菊，而余也隐于酒。对菊令酒，世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者矣。”他们胸存济物之心而无以报国，行饮山水，笑傲江湖的内心体味，正是唐寅所要叹发的感慨，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精神生活的写照。
这篇记文以严谨的论说结构包裹着叛逆的精神内核。开篇以“隐显异路而同归济物”立论，通过草木与君子的价值错位，对徒具形式的隐逸作了深刻批判。中段切入朱大泾个案：“世精疡医”点明其济物之实，“菊隐”之号则形成名实之间的张力。唐寅通过解构菊的文化符号——既是“最微草木”又是“寿人之草”，既生“荒岭郊野”又为“医道所资”，在矛盾统一中揭示出隐逸精神的真谛：非避世独善，乃借微物以行大用。结尾“酒隐”的自况，既与“菊隐”构成异质同构，更将陶渊明的田园隐逸、刘伶的伴狂隐逸整合为明代市井中的新型隐逸。全文在周敦颐《爱莲说》的托物言志传统外，开创出“物性—职业—精神”三位一体的表达方式。
以上为【菊隐记】的赏析。
辑评
1. 唐仲冕《六如居士全集跋》：“此记以‘济物’二字为眼目，破尽古今隐显皮相之论，可作《桃花庵歌》注脚观。”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伯虎《菊隐记》‘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一语，真得阳明‘知行合一’之髓，在明中期隐逸文学中独树一帜。”
3. 袁宏道《狂言》：“‘对菊命酒’四字，写尽吴中才子风流，较林逋‘梅妻鹤子’更多人间烟火气。”
4.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篇在韩愈《医说》与周敦颐《爱莲说》间别开蹊径，‘医亦寿人之道’六字，尤见平民化视角。”
5.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唐寅将医者技艺纳入隐逸体系，实为明清之际‘市隐’文化思潮的先声，此文可作社会史文献读。”
以上为【菊隐记】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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