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 · 第四十八则

见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

周介存：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清代词人、词论家，常州词派重要代表人物。著有《介存斋论词杂著》。

梅溪：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南宋词人。其词以咏物工巧、辞藻绮丽著称。

偷字：史达祖词中确有多用“偷”字的习惯，如“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绮罗香·咏春雨》）、“讳道相思，偷理绡裙，自惊腰衩”（《三姝媚》）等。

品格：既指其词的格调，也指其人的品性。

刘融斋：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清代文学家、批评家。著有《艺概》。

周旨荡：周邦彦词的意旨、情趣放荡、浮艳。周邦彦，号清真居士，北宋婉约词之集大成者。

史意贪：史达祖词的意旨显得贪婪、局促。指其词过于追求字句的雕琢，境界不够开阔。

解颐：开颜欢笑。颐，面颊。

以上为【人间词话 · 第四十八则】的注释。

此则词话中，王国维引用了清代两位重要词论家周济和刘熙载对北宋词人周邦彦与南宋词人史达祖的尖锐评语，并表达了深以为然的赞同之意。

摘句评品，入木三分：王国维并未展开长篇大论，而是精准地摘录了前人中最为要害的评语。周济从史达祖喜用“偷”字（如“偷移”、“偷催”）这一语言习惯入手，直接关联到其人的“品格”，这是一种由“文”及“人”的深刻洞察。刘熙载则用“荡”与“贪”二字，分别概括了周、史二人词作所流露出的精神意趣。

知人论世，注重品格：这则评论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论中“文如其人”、“知人论世”的观念。王国维及其所引的周、刘二家，都认为词作不仅仅是文字艺术，更是词人性情、襟抱与品格的自然流露。他们对周、史词艺术成就虽有肯定，但对其品格意趣却有所保留和批评。

会心一笑，深表赞同：“此二语令人解颐”是王国维的点睛之笔。“解颐”即开颜欢笑，形象地表达了他读到这两句精辟、犀利甚至有些刻薄的评语时，所产生的强烈共鸣与快意。这表明王国维在词学批评的价值取向上，与周济、刘熙载一脉相承。

以上为【人间词话 · 第四十八则】的评析。

这则词话虽短，但内涵丰富，展现了王国维词学批评的特色。

首先，它体现了王国维对词人“内美”的重视。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不仅强调“境界”，也常论及词人的“忧生”、“忧世”之情与“赤子之心”。他激赏李后主、纳兰性德，正在于其性情之真。反之，对于周邦彦、史达祖这类在技巧上登峰造极，但在人格气象上被认为有所欠缺的词人，他则持一种审慎的批评态度。这则词话正是这种价值判断的集中体现。

其次，它展现了传统词学批评的“点悟式”魅力。 周济与刘熙载的评语，都不是逻辑严密的论证，而是基于深厚学养和鉴赏经验下的直觉把握与精炼概括。用一个字（偷、荡、贪）或一个词来定其品格，言简意赅，鞭辟入里，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和无限的回味空间。王国维本人也深谙此道，他的“解颐”正是对这种高超批评艺术的激赏。

最后，它揭示了技巧与境界的辩证关系。 周邦彦与史达祖无疑都是修辞造句的大师，但按照王国维等人的标准，若过于沉溺技巧（“贪”），或意旨格调不高（“荡”），则其词终落下乘。这提醒人们，最高的艺术成就，必然是深刻的思想情操与精湛的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以上为【人间词话 · 第四十八则】的赏析。

关于此则词话以及王国维对周邦彦、史达祖的评价，后世学者多有讨论。

近代学者 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分析道：“静安先生对南宋词人一向有微词，他之所以同意周济、刘熙载对史梅溪‘贪’、爱‘偷’的批评，乃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词人过于追求字句的雕琢，失去了五代、北宋词人那种‘以血书者’的真挚与自然，其病在于‘隔’。”

当代学者 彭玉平在《人间词话疏证》中写道：“周济、刘熙载之论，与王国维重境界、重内在德性的词学思想深相契合。‘解颐’二字，见出静安对前人此论的心领神会与激赏。其所反对者，乃在词中显露出的那种精于算计、格局狭小的‘词人之词’。”

词学专家 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一文中谈及王国维的词论时曾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对于‘品’的重视，有时更在‘工’之上。他引周、刘二人对周、史的评语而称善，正是此意。”

以上为【人间词话 · 第四十八则】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