侬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无一人能守其州者。岂其材皆不足欤？盖夫城郭之不设，甲兵之不戒，虽有智勇，犹不能以胜一日之变也。唯天子亦以为任其罪者不独守吏，故特推恩褒广死节，而一切贷其失职。于是遂推选士大夫所论以为能者，付之经略，而今尚书户部侍郎余公靖当广西焉。寇平之明年，蛮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数之，至四百万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数之，至一十馀万。凡所以守之具，无一求而有不给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为役亦大矣。盖公之信于民也久，而费之欲以卫其材，劳之欲以休其力，以故为是有大费与大劳，而人莫或以为勤也。
古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礼失，则夷狄横而窥中国。方是时，中国非无城郭也，卒于陵夷、毁顿、陷灭而不救。然则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为存也。及至喟然觉寤，兴起旧政，则城郭之修也，又不敢以为后。盖有其患而图之无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无其法，能以久存而无败者，皆未之闻也。故文王之兴也，有四夷之难，则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诸侯之患，则城于东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协于其君，于为国之本末与其所先后，可谓知之矣。虑之以悄悄之劳，而发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续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国以全安者，盖其君臣如此，而守卫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当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补弊立废之时，镇抚一方，修捍其民，其勤于今，与周之有南仲、仲山甫盖等矣，是宜有纪也。故其将吏相与谋而来取文，将刻之城隅，而以告后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记。
翻译
侬智高在南方反叛，先后攻破十二州，十二州守卫的官吏，有的死有的没死，却没一个人能守住他们的州城，难道是他们的才能都不能胜任吗？不设置城郭，不准备好装备，即使有智谋勇气，还是不能抵挡一旦有的突变。天子也认为承担（城破）罪责的不仅仅是守卫的官吏，因此特别施给恩惠，表扬那些为守节义而死的人，而且完全宽恕了他们的失职行为。于是就推举选拔士大夫所评论认为有才干的人，让他们策划处理（这些事情），而那时尚书户部吏郎余靖主政广西。
平定叛乱的第二年，蛮越互相交接，和平共处，就大规模地修建桂州城，桂州城方圆六里，建城所用的木头、砖、瓦、石头的材料，用个来计数，达到四百多万。所用的人力，用工时来计算，达到十多万。所有用来守城的器具，没有需要而不给予的，从至和元年八月开始修建，到第二年六月建成。这徭役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了。余靖获得老百姓的信任也很久了，所有的花费都想着节省资源，劳役他们也想着休养他们的体力，因此修城花费很多，徭役规模很大，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是劳苦的。
古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礼数丧失，所以四方的少数民族横行、窥视中原，在这个时候，中原地区不是没有城池，最终被夷为平地、毁灭、陷于困厄的地步却不能救助，但是城池是先王就拥有了，却不能够依靠它而存在，等到叹息觉悟，旧政兴起，那么城池的修建又不敢落后，大概是有忧患，图谋（解除）它，却没有城池，有城池但是守卫的人却不行，有守城的人却没有治理的法则，国家能够长久保存而立于不败之地，都是从未听说的，所以文王兴起的时候，有四方少数民族的灾难，在北方建立城池，任用南仲；宣王兴起的时候，有诸侯的祸患，在东方建立城池，而任用仲山甫，这两个大臣的德行，和他们的君主都相统一（协调），这对于治理国家的本末与先后，可称得上是有智慧的了。想着他们以不声张的辛劳和勤勉的劳苦，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功名，最终能排除少数民族的（进犯），使中原地区得以保全安定的原因，是有这样的君臣和有这样的城池呀。
现在余公也凭借文才武略，当圣明天子太平盛世长久了，想要补救弊失、兴办被废置的事业的时候，（他）镇守安抚一方区域，治理护卫那里的百姓，他现在勤勉，与周朝南仲、仲山甫等同，这应该有所记载的啊，所以将领官吏在一起谋划（此事），从我这儿来拿文章，把它刻在城的一角，而以此来告之后人。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长博士王某记。
版本二：
侬智高在南方叛乱，攻陷并出入于十二个州。这十二州的守官，有的战死，有的幸存，却没有一人能守住自己的州城。难道他们的才能都不够吗？其实是因为没有修筑城郭，没有整备武器盔甲，即使有智慧和勇气，也无法应付突发的变乱。就连天子也认为，应当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地方守吏，因此特别施恩，褒奖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并宽恕所有失职者的罪过。于是朝廷开始推选士大夫中被公认有能力的人，委以经略之任，而如今尚书户部侍郎余靖便被任命主管广西事务。叛乱平定后的第二年，蛮族与越人归附和睦，于是大规模修筑桂州城。城墙周长六里，所用木材、砖瓦、石料等材料，按枚计算，总数超过四百万。动用人力，按工数统计，达十余万之多。凡是防守所需的器具，无一不充足完备。工程始于至和元年八月，终于至和二年六月。这项工程的规模可谓浩大。但因为余公长期以来深得百姓信任，他花钱是为了保护百姓的财产，征劳力是为了让百姓最终得以休养生息，所以尽管耗费巨大、劳役繁重，却没有人认为这是劳民伤财。
古时候，如果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礼制丧失，夷狄就会乘机窥视中原。当时中原并非没有城池，但最终仍不免衰败、毁坏、沦陷而无法挽救。由此可见，虽然先王时代就有城郭，但仅靠城郭并不能保证国家长存。等到人们猛然觉醒，想要复兴旧政时，修筑城郭之事又不敢再拖延。因为若已有祸患却未做准备，或虽有准备却无人坚守，或虽有人在却治理无法度，那么想要长久维持而不失败，是从未听说过的。所以周文王兴起之时，面临北方夷狄的侵扰，便命南仲在北方筑城；周宣王中兴之际，面对诸侯动荡，便命仲山甫修筑东方城池。这两位大臣的德行与其君主相契合，对于治国的根本与先后次序，可谓深有认识。他们以默默辛劳谋划，终成就显赫声名；以谨慎勤勉继承，延续光明功业。最终能够驱逐外敌、保全中原，正是因为他们君臣同心，且防御设施齐备。如今余公也以文武兼备之才，适逢圣明天子长期太平之后欲改革弊政、振兴废弛之时，镇守一方，修治防卫，保护百姓，其勤勉之功，与周代的南仲、仲山甫实属相当。因此理应有所记载。于是他的将吏共同商议，请我撰写此文，准备刻于城角，以告知后人。至和二年九月初八日，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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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侬智高：北宋广源州（今广西与越南交界）壮族首领，庆历年间起兵反宋，攻占邕州（今南宁），建立“大南国”，后被狄青率军平定。
2. 十有二州：指侬智高叛乱期间攻陷或扰乱的十二个州，包括邕、宾、横、贵、浔、藤、梧、康、端、韶、英、广州等地。
3. 城郭之不设，甲兵之不戒：意谓缺乏城防建设与军事戒备。
4. 特推恩褒广死节，而一切贷其失职：朝廷特别下诏褒奖为国殉难者，并宽免其他官员因失守城池而应受的惩罚。
5. 经略：即经略安抚使，掌管一路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
6. 余公靖：余靖，字安道，北宋名臣，曾任集贤校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等职，以通晓边事著称，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
7. 桂州：唐代以来对今广西桂林地区的称呼，宋代为静江府治所。
8. 枚数之，至四百万有奇：按件数计算，材料总数达四百万余件。“奇”读jī，表示零头。
9. 至和元年：宋仁宗年号，公元1054年。至和二年为1055年。
10. 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作者自署官职。王安石时任群牧司判官、太常寺博士。“群牧”即群牧司，掌全国马政；“太常博士”为礼官，掌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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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桂州新城记》是北宋王安石的作品，该书记载桂州新城的落成，借此援引周文王和宣王派大臣南仲、仲山甫修城的典故，将兴建城池说成是关乎国家安危的功德无量的大事业。
《桂州新城记》是一篇典型的宋代碑记类散文，由王安石撰于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文章记述了广西安抚使余靖主持修筑桂州新城的始末，表面上是纪功之作，实则借题发挥，阐述政治理念与治国之道。全文结构严谨，层层递进：先述侬智高之乱暴露边防空虚，引出修城必要性；继而详述工程规模与民众支持，强调“信于民”的重要性；再转入历史反思，指出单靠城池不足以救亡，必须礼法修明、用人得当、制度健全；最后将余靖比作南仲、仲山甫，高度评价其文武功绩。文章融合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体现王安石早期务实重治的思想倾向，也为后来变法主张埋下伏笔。语言简练庄重，逻辑严密，具有典型的政治散文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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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虽为记体，实则融记事、议论、比兴于一体，展现出王安石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气质。开篇直陈侬智高之乱中诸州失守的事实，不避时政之痛，立论沉痛有力。通过追问“岂其材皆不足欤”，引出根本原因在于“城郭不设，甲兵不戒”，揭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接着转写余靖受命经略、修筑桂州新城的过程，突出其“信于民”的执政基础，说明民心向背决定政令能否推行。文中对工程数据的具体罗列（四百万材、十余万工），既增强真实感，又衬托出工程之巨，而“莫或以为勤”一句，则反衬出百姓自愿效劳，侧面赞颂余靖之德政。
更进一步，文章并未止步于具体工程本身，而是上升到历史哲学层面，指出“城郭非所以恃而为存”，唯有礼制修明、用人得当、法度有序，方能长治久安。此乃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体现。随后援引周文王命南仲北伐、周宣王遣仲山甫东征的历史典故，将现实人物与古代贤臣相比，赋予余靖以“协于其君”“知本末先后”的政治智慧，使其形象超越一般地方官，成为中兴之臣的象征。结尾点明立碑之意——“以告后之人”，体现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全文气势恢宏，议论精辟，既有史笔之实，又有儒者之思，堪称宋代记体文中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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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安石文章以议论见长，尤善断制事理，剖析毫厘。如《桂州新城记》，借修城之事，发经世之议，非徒侈土木之功而已。”
2.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临川文钞》卷五：“此记非专记城也，借城以寓经略之旨。其言‘城郭非所以恃而存’，真得治本之论。至于引南仲、仲山甫，以拟余靖，亦不为过誉。”
3. 吕留良《古文精选·王临川》评：“此文结构谨严，自乱后修城，说到修城之难，再转出修德为本，层层翻进，愈出愈深。末段以三代之事结之，气象堂皇，的是大手笔。”
4. 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四：“通篇以‘具’字为眼目：有具而无人，有人而无法，皆不可久。惟余公能具其具，又能得其人，行其法，故可纪。”
5.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临川全集录》卷三：“安石早年文字已见担当。此记于功成之后，不忘根本，谓非修城所能恃，必本于礼法修明，其识高出时流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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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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