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各有是非,犯时为患害。
唯诗以谲谏,言者得无悔。
汾王昔监谤,变雅今尚载。
末俗忌讳繁,此理宁复在。
翻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一旦触犯时忌就会招来祸患。
唯有诗歌可以委婉进谏,使进言者免于后悔。
昔年周王监谤于汾水之畔,变雅之诗至今仍被记载。
如今世俗忌讳繁多,这种以诗讽谏的道理哪里还能存在?
《南山》诗中借咏种豆讥议律法,竟被指为四罪之过。
玄都观桃花诗戏谑成祸,致使母子颠沛流离。
仅凭模糊影射尚且如此获罪,何况还要诚恳地谆谆劝诫?
世事变化固然不同,但杨亿、刘筠的遭遇足以为戒。
以上为【杨刘】的翻译。
注释
1. 杨刘:指北宋初期诗人杨亿与刘筠,二人皆为“西昆体”代表人物,以辞藻华丽、用典繁复著称,曾因诗文风格及政治立场遭非议。
2. 唯诗以谲谏:语出《毛诗序》:“主文而谲谏。”意为借助文辞委婉劝谏,不直言过失。
3. 汾王昔监谤:典出《诗经·大雅·桑柔》,相传周厉王暴虐,禁止国人批评朝政(“监谤”即监视诽谤),终致民怨沸腾、国破身亡。“汾王”或指周王子晋,此处借指厉王。
4. 变雅:《诗经》中反映政治衰乱时期的雅诗,分为“大雅·变雅”与“小雅·变雅”,内容多为讽喻时政。
5. 南山咏种豆:指韩愈《南山诗》,实则此处或有误记,更可能指苏轼因《荔枝叹》等诗被指讥刺新法而遭贬;然亦有学者认为“南山”泛指隐逸之诗,借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讽刺新政扰民。
6. 议法过四罪:或指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罗织四大罪状,因其诗被认为讥讽新法。
7. 玄都戏桃花:典出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成后被权贵视为讥刺,遭贬连州。
8. 母子受颠沛:或指刘禹锡因诗屡贬,致其母随子流离,晚年不得安养。
9. 谆谆诲:诚恳反复地劝告。
10. 事变故不同,杨刘可为戒:尽管时代不同,但杨亿、刘筠等人因文招忌的教训仍值得警惕。
以上为【杨刘】的注释。
评析
本诗是王安石借古讽今之作,通过回顾历史上因诗获罪的案例,揭示言论环境的严酷与政治压迫对文人表达自由的限制。诗人以“诗以谲谏”开篇,肯定诗歌作为讽喻工具的价值,继而举出《诗经·大雅·桑柔》中“汾王监谤”和唐代刘禹锡“玄都观桃花”等典故,说明即便委婉含蓄,文人仍难逃政治迫害。末句点明“杨刘可为戒”,既是对前代文人的同情,也是对当时文网森严的深刻忧虑。全诗语言凝练,用典精当,体现出王安石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下的深沉思考。
以上为【杨刘】的评析。
赏析
此诗结构严谨,层层递进。首联提出“人各有是非”的普遍困境,引出“诗以谲谏”的特殊功能,奠定全诗基调。颔联追溯古代“监谤”与“变雅”的历史对照,凸显讽谏传统的断裂。颈联转入具体案例,以“南山种豆”与“玄都桃花”两个著名诗祸为例,揭示文字狱之荒诞与残酷。尾联由远及近,落脚于“杨刘可为戒”,将历史教训转化为现实警示。全诗用典密集而自然,情感内敛却深沉,体现了王安石一贯的理性风格与忧患意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变法主导者,王安石在此诗中表现出对言路闭塞的警觉,显示出其思想的复杂性与批判精神。
以上为【杨刘】的赏析。
辑评
1. 《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一收录此诗,题作《读〈春秋〉有感》或异本作《咏史》,然通行本多题为无题或《题杨刘事》。
2. 清代沈钦韩《王荆文公诗笺注》云:“此诗盖感于庆历、熙宁间党争之烈,借杨刘以讽时事。”
3. 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评曰:“借古抒怀,意在言外,荆公晚年诗格益高,此类最见风骨。”
4. 钱钟书《宋诗选注》未选此诗,但在论述王安石咏史诗时指出:“安石好以议论入诗,往往借题发挥,寓现实感慨于历史评判之中。”
5. 傅璇琮主编《宋诗鉴赏辞典》虽未收此篇,但相关研究论文指出:“此诗反映了王安石对文人命运与政治生态关系的深刻洞察。”
以上为【杨刘】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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