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土，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馀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翻译
有人在我这里问谏议大夫阳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不用求教于人。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晋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几千人善良。有大臣听说了便举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很光彩，阳子并没有喜色。待在这个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还是在野一样。他岂是因富贵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韩愈我回答他道：“这就是《易经》的柔顺的恒卦所说的长久不变它的德操对男人是坏事啊。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在《易经·蛊》的上九卦中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说：‘国家的臣子处境艰险，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为了国家和君主啊。’这也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段境况，而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象《蛊》的上九卦，处在无所作为的境地，却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业；象《蹇》的六二卦，处在国家臣子的位子，却将不理国事作为高尚的心志，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对为官不作为的现象的讽刺就会很多。这样的样板可不能作为标准，而且其过错的遗害终久难以消除的。如今阳先生在职不算不久了，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谓不是厚爱有加了，而他却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国的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轻飘飘在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喜忧的感受。问他的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就说：‘下大夫级别的薪俸’；问他的职责，就说：‘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这样的吗？而且我还听说：有官职的人，不称其职就离开；有进言责任的人，进言而无作用就离开。今天的阳先生认为他自己进言了吗？该进言而不言语，与不用他的进言而不离开，没有一样是值得肯定的。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出仕吧？古人有话说：‘为官不是因为贫穷，而有的时候又是因为贫穷’，说的就是为了俸禄的官员。这种官员应当辞去尊贵的官职而呆在卑下的地位，离开富有处身贫穷，象那些守关打更的人一样就行了。孔子曾经做粮仓主管，曾经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误他的职守，必定说：‘统计停当了才算完啊’，必定说：‘牛羊生长好了才行啊’。象阳先生的俸禄，不是卑下和贫穷，这是非常明显的，却如此作为，他这样可以吗？”
有的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不讽谏皇帝的原因，是作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过错来得到名望的行为，所以虽然有谏有议论，让人不得而知啊。《书经》说：‘你有好谋划好的策略，就进到里面告诉你的君主，你在外面夸奖君主，说：‘这么好的谋划这么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来。’阳先生的用心，也和这是一样的。”
韩愈我回应道：“如果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更让我迷惑的了。进去讽谏君主，出来不让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先生适合做的事。阳先生本来以百姓的身份隐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奖赏他的行为适宜，提拔他到这个职位。官职以谏作为名称，完全应该有行动来尽他的职守，让全国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误赏、顺遂地听从讽谏的美德。那些山林隐居的人士，听了便羡慕他，绑好衣带扎起头发打扮整齐，愿意来到朝廷申述他们的见解，致使我们的皇帝成为尧舜一样的贤帝，英明名声流芳万古。如同《书经》所说的，那么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适合去做的。而阳先生的用心是要让君主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吧？是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啊。”
有的人说：“阳先生的不求闻名而人们宣扬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来的。他坚守他的原则不变，为什么您责备他这么严厉呢？”
韩愈我说：“自古圣人贤士都没有有求于闻名、被任用。为当时的不平而忧患、为民众不得治理而忧患，按照他们的原则，是不敢独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劳不懈，到死才算结束。所以禹过家门不入，孔子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继续赶路游说列国，而墨子家烟囱都熏不黑长年累月奔波在外。这两为圣人一位贤士，岂会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乐吗？实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责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贤能的才能，难道是使他自己优于旁人就完了吗？其实是要用他们补救这个世上的不足之处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来听而眼睛是用来看，听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险和易，然后身体才得安宁啊。圣贤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耳目啊；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圣贤的身体啊。而阳先生如果不贤能，就要受贤能的人役使来效力他的上级啊。如果他真的贤能，就本该敬畏天命而为人们的困苦忧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有的人说：“我听说君子不喜欢强加于人，而且不揭发别人的阴私指责别人的过失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象先生这样的言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不是损伤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费唇舌吗？喜欢和盘托出揭示别人的过错，国武子之所以在齐国被杀，先生也听说了吧？”
韩愈我说：“君子处在他的职位上，就想的是为他的职责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要想着说好他的言论来阐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不是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而强加于人。而且国武子不能亲近获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欢在内乱的国家说出所有的言论，所以被杀。古书上说：‘只有善良的人能够接受所有的言论。’是说他们听了能够改正缺点。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现在虽然不能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高度，阳先生难道不是一个善人吗？”
版本二：
有人问韩愈：“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广博、见闻丰富，却不追求名声；践行古人的道德，在晋地的边远乡野居住，当地百姓受他德行的熏陶而变得善良的，将近有上千人。大臣听说后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别人都认为这是荣耀的事，阳城却面无喜色。他在职位上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德行，仍像在民间时一样。他难道是因富贵而改变本心的人吗？”
韩愈回答说：“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恒其德贞’，但结果却是‘夫子凶’的情况啊！怎么能称得上是有道之士呢？《易·蛊》卦的上九爻辞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蹇》卦的六二爻辞则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应履行的德行也应不同。如果一个人处在无官无职的地位，却去追求‘不事王侯’的高洁，那是可以的；但如果身居朝廷大臣之位，却还抱着‘不事王侯’的心态，那就容易导致越位冒进或玩忽职守的批评。志向不合于法度，过失也就难以避免。
如今阳城居官已不算短，对天下政事的得失也十分了解，天子对他也不薄，但他却从未就政事发表过一句意见，看待国家的成败得失，就像越国人看待秦人的胖瘦一样，毫不放在心上。问他官职，他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说是下大夫的级别；问他对政事的看法，却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吗？
况且我听说：担任官职的人，如果不能尽职，就应当辞职；负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进言不被采纳，也应当离去。现在阳城算是尽到了进言的责任了吗？如果他已经尽言而未被采纳，却不辞职，那也是不对的；如果他根本就没有进言，更是失职。这两种情况，没有一种是可以接受的。难道阳城只是为了俸禄做官吗？
古人曾说：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确实是因为贫穷才做官，这就是所谓‘禄仕’。如果是为禄而仕，那就应该避开高位而居卑位，避开富禄而守清贫，就像守门打更的小吏那样才行。孔子曾经做过管仓库的小吏，也做过管理畜牧的小官，尚且不敢荒废职责，一定要说‘账目清楚就可以了’，一定要说‘牛羊养得肥壮就可以了’。而阳城现在的官阶和俸禄，并不算卑微贫困，这是明明白白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无所作为，难道可以吗？”
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城厌恶那种讥讽君主的人，厌恶做臣子的故意张扬君主的过错来博取名声的行为，所以他虽然进谏议论，却让人无法知晓。《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就先在宫内告诉君主，然后在外顺从地说：这些好主意，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阳城的用心，大概就是这样。”
韩愈回答说：“如果阳城真是这样用心，那就更是糊涂了。在宫中劝谏君主，出来却不让人知道，这是宰相大臣的事，不是阳城这种职位的人应该做的。阳城原本是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草野之中，皇上欣赏他的品行道义，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他的官名叫‘谏议’，本来就该切实履行职责，让天下四方和后世之人知道朝廷中有敢于直言、刚正不阿的大臣，天子有不滥赏、善于纳谏的美德。这样，那些隐居山林的贤士听到了，才会心生仰慕，整肃衣冠，前来朝廷陈述自己的主张，从而帮助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的圣治，使美好的声誉流传千秋万代。至于《尚书》所说的那种做法，是大臣宰相应有的风度，不是谏议大夫的本分。而且，阳城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助长君主不愿听自己过错的心理吗？这实际上是开启了这种风气。”
有人说：“阳城并不追求名声，但人们却传颂他；他并不主动求用，但君主却任用了他；他是不得已才出仕，却始终坚守自己的道义不变，你怎么批评得这么严厉呢？”
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为了名声或被任用才行动的。他们忧虑时代动荡不安，百姓不得安宁，一旦掌握了正确的道理，就不敢只顾自己安好，而必定要兼济天下。他们勤勉不懈，直到生命终结。所以大禹路过家门都不进去，孔子席子还没坐暖就要出发，墨子烟囱都来不及熏黑就得离开。这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安逸舒适是快乐的吗？实在是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苦啊。上天赋予人贤能与才智，难道只是让他们自己过得好就算了吗？实在是希望他们去弥补世间的不足。耳朵和眼睛对于身体来说，一个负责听，一个负责看，辨别是非，观察险易，然后身体才能安全。圣贤，就是时代的耳目；这个时代的人们，就是圣贤的身体。如果阳城真的不够贤德，那他就该服从贤者去服务君主；如果他真是贤人，那就必然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苦，怎么还能安心闲逸呢？”
又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愿意强加于人，也讨厌那种以揭发别人为直率的行为。像你的议论，虽然是直率的，恐怕有损于德行，也过于尖锐了吧？喜欢把话说尽，从而招致别人的过失，国武子就是在齐国因此被杀的，你难道没听说过吗？”
韩愈说：“君子在职位上，就应想到为职守而死；不在职位上，就应思考如何修辞以阐明大道。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阐明道理，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正直而去苛责他人。再说，国武子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不能识别善人，而在乱国中一味直言，所以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说：‘只有善人才能接受彻底的直言。’意思是听了能够改正。你告诉我阳城可以称为有道之士，那么即使现在他还达不到理想境界，难道连‘善人’也算不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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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争臣论】的翻译。
注释
谏议大夫：官名，执掌议论政事，对皇帝进行规劝。
阳城（公元736年—公元805年）：原隐居中条山（今山西南部），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唐德宗召为谏议大夫。《旧唐书·阳城传》载，阳城就任谏议大夫之后，其他谏官纷纷论事，细碎的问题都上达到皇帝那里。阳城则与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饮，人们猜不着他的意图。及贞元十一年。德宗听信谗言，要处分贤相陆贽，任命奸佞裴贤龄为相，阳城拼死极谏，使事态有所改变，他则受到贬谪。
晋：周时古国名，辖境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及陕西一角。
鄙：边境。
熏：熏陶，影响。
大臣：指李泌。《顺宗实录》载，德宗贞元三年六月，李泌为相，次年举阳城为谏议大夫。
阳子：即阳城。
“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句：引文见《易·恒卦》：“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意思是说，永远保持一种行为的准则，对妇人来说是好事，对男子来说并不是好事。据封建礼义，妇人应该从一夫而终身，而男子应该因事制宜，有应变能力，不可一味顺从。
上九：《周易》每卦有六条爻辞，“上九”和下文的“六二”都是爻的名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蛊卦》的上九爻辞，即隐居不仕之意。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做臣子的不避艰难，辅助国君，是由于他能不顾自身的缘故。蹇蹇，尽忠的样子；匪，通“非”；躬，自身。
蹈：践，此处为履行、实行之意。
旷：空缺。
越、秦：周时两个诸侯国，相隔很远，越在东方，今浙江一带。秦在西北，今陕西一带。
下大夫：周时的职级名，列国的国卿。唐制，谏议大夫称为正五品，年俸二百石，秩品相当于古代的下大夫。
“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句：出自《孟子·公孙丑下》。
匪躬：谓忠心耿耿，不顾自身。
旷官：空居官位。指不称职。
肥瘠：亦作“肥膌”，谓肥瘦。
戚：忧愁，悲哀。
禄仕：为食俸禄而居官。禄，古代官吏的俸给。
“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句：见《孟子·万章下》。意为仕宦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救贫，但有时为了解脱贫困而去仕宦，也是允许的。
“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句：古人认为为了解决生活而出仕，即以官为业，不应居高位，取厚禄。
抱关击柝：守关巡夜的人。比喻职位卑下。抱关，守关；击柝，打更巡夜；柝，木梆。
委吏：古代管理粮仓的小官。
乘田：春秋时鲁国主管畜牧的小吏。
章明：昭著；显扬。
恶讪：犹毁谤。
嘉谟：高明的经国谋略。
嘉猷：治国的好规划。
布衣∶平民百姓。
蓬蒿：蓬草和蒿草。亦泛指草丛、草莽。
行谊：品行，道义。
擢：提拔，提升。
直言骨鲠：言辞正直，气节刚劲。
僭赏：谓无功受赏或赏过其功。
从谏如流：听从规劝像流水一样自然。形容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谏，直言规劝。
岩穴之士：指隐士。古时隐士多山居，故称。
束带结发：束系衣带，挽起发髻。指出仕。
阙下：宫阙之下。借指帝王所居的宫廷。
鸿号：大名；美称。
闵：同“悯”，忧虑。
独善其身：原意是做不上官就修养好自身。现指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独，唯独；善，好、维护。
孜孜矻矻：勤勉不懈的样子。
席不暇暖：连席子还没有来得及坐热就起来了。原指东奔西走，不得安居。后形容很忙，多坐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席，坐席；暇，空闲。
墨突不得黔：原指墨翟东奔西走，每至一地，烟囱尚未熏黑，又到别处去了。后用其事为典。形容事情繁忙，犹言席不睱暖。
天命：上天之意旨；由天主宰的命运。
讦：揭发别人的隐私或攻击别人的短处。
1. 谏议大夫：唐代官职，属门下省，掌谏诤、议论朝政得失，有进言之责。
2. 阳城：字亢宗，唐代著名隐士，后被召为谏议大夫，以清廉著称，但久不言事，韩愈此文即为此而作。
3. 晋之鄙：晋地边境，指今山西一带，阳城原居于此。
4. 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受其德行感化而向善者达数千人。“薰”通“熏”，意为熏陶。
5. 恒其德贞，夫子凶：出自《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韩愈反用其意，指固守旧德而不变通，反而招凶。
6. 《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见《周易·蛊卦》上九爻辞，形容隐士不仕，保持高洁。
7. 《蹇》之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见《周易·蹇卦》六二爻辞，意为臣子历尽艰险，非为自身利益。
8. 会计当而已矣：语出《孟子·万章下》，孔子任委吏时所说，意为账目核对准确即可。
9. 牛羊遂而已矣：同上，孔子任乘田时语，意为牲畜繁殖顺利即可。
10. 墨突不得黔：典出《淮南子》，墨子奔走救世，烟囱尚未熏黑（即未久居一地）就得离开，形容其勤于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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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争臣论》作者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作品又名《诤臣论》。该文采取问答形式，在形成辩论过程中，逐步推出作者的观点。《争臣论》是一篇从当时的政治出发、有的放矢的重要论文，其中，评论的人是真人，事也是真事。韩愈本人直言不讳地发表了意见，表现了敢于面对现实、并且评论当时对于“所有者缺位”所形成的民风不振、朝政不清、税收下降、官员腐败等政治现状的进行政治建议。
1.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论说文，题为“争臣论”，实则是对当时著名隐士出身的官员阳城长期沉默不言政事的深刻批评。
2. 韩愈借“或问”形式展开层层辩驳，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体现了唐代古文运动中“文以载道”的精神追求。
3. 文章核心在于探讨“有道之士”的真正标准——不仅要有德行修养，更要在其位谋其政，勇于担当社会责任。
4. 韩愈反对空谈道德而不履实务，强调“官守”与“言责”的统一性，主张士人应积极入世、匡扶时弊。
5. 对比儒家经典中的理想人格（如禹、孔、墨），韩愈指出真正的贤者不会因富贵而改节，也不会因避嫌而缄默。
6. 他批判阳城虽有隐士之名，却居谏官之位而不尽责，实为“尸位素餐”，违背了“在其位，谋其政”的政治伦理。
7. 文中引用《易经》《尚书》《左传》等经典，既增强说服力，也展现作者深厚的经学功底。
8. 韩愈通过设问与反驳的方式推进论述，语言犀利而不失理性，情感激昂而有节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9. 全文不仅是对阳城个人的批评，更是对整个士大夫阶层逃避责任现象的警示，反映了中唐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10. 最终落脚点在于“明道”而非“讦直”，表明韩愈的批判动机出于公心，旨在唤醒士人的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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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1. 本文采用“问答体”结构，设“或问”三次，逐层深入，形成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极具思辨色彩。
2. 韩愈以儒家道统自任，将“有道之士”的标准从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担当，体现出鲜明的入世精神。
3. 文章开篇看似褒扬阳城，实则埋下伏笔，转折自然，至“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一句陡然发力，振聋发聩。
4. 引经据典精准恰当，《易》《书》《传》信手拈来，既增强权威性，又服务于论点，毫无堆砌之感。
5. 韩愈善用比喻，“耳目之于身”一段形象生动，将圣贤比作社会的感官系统，揭示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
6. 对比手法突出：以禹、孔、墨的勤政对比阳城的沉默，以隐士之道与谏官之责对照，凸显角色错位之弊。
7. 语言风格刚健有力，句式多用反问与排比，节奏紧凑，气势充沛，体现韩文“气盛言宜”的特点。
8. 在批评中蕴含期待，末段强调“将以明道也”，表明目的非攻讦个人，而是弘扬正道，立意高远。
9. 全文兼具哲理深度与现实针对性，既是思想论战之作，也是士人精神的宣言书。
10. 虽名为“争臣”，实则“诤臣”之训，一字之差，寓意深远，呼唤敢于直言、勇于任事的真正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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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韩退之《争臣论》，正言谠论，足以激励风俗，使贪夫廉、懦夫立。”
2.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退之《争臣论》，非独责阳城，实警天下之备位者也。”
3.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韩退之作《争臣论》，说得极好，人须是有担当始得。”
4. 刘熙载《艺概·文概》：“昌黎《争臣论》，层层驳诘，如怒涛叠浪，不可遏制，此所谓‘气盛’者也。”
5. 林云铭《韩文起》评：“此文专为‘不言’二字发论，反复推勘，直欲令千古怠官汗颜。”
6.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六：“退之此论，辞严义正，真可破世间许多含糊道理。”
7. 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集》评：“一部《春秋》责备贤者之意，尽于此篇。”
8. 过珙《古文评注》卷七：“借阳城一事，立万世敢言者之榜样，其意深远。”
9.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评：“此文妙在始终不说破阳城不言之非，而反复诘难，令人自悟。”
10.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韩公此论，持义甚严，虽似少恕，然救弊必需重药。”
以上为【争臣论】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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