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
翻译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幹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幹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幹（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幹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幹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版本二：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傅毅与班固相比，本来才能相近，但班固却看不起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武仲因为擅长写文章而担任兰台令史，可是下笔就不能自己停止。”人都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精通所有文体，因此各自凭借自己所长，轻视别人的短处。民间谚语说：“家里的破扫帚，也当作千金之宝。”这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弊病。
当今的文人：鲁国的孔融（字文举）、广陵的陈琳（字孔璋）、山阳的王粲（字仲宣）、北海的徐幹（字伟长）、陈留的阮瑀（字元瑜）、汝南的应瑒（字德琏）、东平的刘桢（字公幹），这七位先生，在学问上无所遗漏，在辞章上不假外求，都自认为能在千里之途上驰骋骏马，齐头并进。要他们彼此心服，实在很难！大凡君子能够审察自己，进而推度他人，所以才能避免这种互相轻视的弊病，我于是写下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辞赋，徐幹的文章带有齐地舒缓之气，但也是能与王粲相匹敌的人。比如王粲的《初征》《登楼赋》《槐赋》《征思》，徐幹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即使张衡、蔡邕也未必超过他们；然而他们在其他文体上的创作，却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陈琳和阮瑀所作的章、表、书、记等应用文书，是当代最杰出的。应瑒的文风温和而不雄壮，刘桢则雄壮而不细密。孔融气质高远超妙，有超越常人的地方；但他不善于立论，道理往往压不住文辞；又喜欢夹杂嘲讽戏谑；不过当他发挥所长时，可与扬雄、班固并列。
普通人总是重视古人而轻视今人，仰慕虚名而忽视实际，再加上缺乏自知之明，总以为自己贤能。其实文章的根本相同，枝末各异。大抵奏议类应当典雅，书论类应当条理清晰，铭诔类崇尚真实，诗赋则追求华美。这四类文体不同，所以擅长者往往偏于一端；只有通才才能兼备各种文体。
文章以“气”为主导，“气”有清朗与浑浊之分，这是天生的特质，不能靠勉强获得。譬如音乐，曲调虽然一致，节拍也合乎规范，但气息运用各有差异，技巧的高低本就存在，即使父兄也无法传授给子弟。
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业，是千古不朽的盛事。寿命总有终结之时，荣华欢乐仅限于一身，这两者都是必然到来的期限，不如文章那样可以流传无穷。因此古代的作者，将生命寄托于笔墨之中，让思想显现在典籍之内，不必依赖优秀史官的言辞，也不必依托权势地位的显赫，名声自然流传后世。所以西伯（周文王）被囚禁时推演《周易》，周公旦在显达时制定礼乐，他们不因处境困顿而放弃事业，也不因安乐而增加用心。正因为如此，古人才会轻视一尺长的美玉而珍视一寸光阴，害怕时光白白流逝。然而人们大多不肯奋发努力；贫贱者被饥寒所迫，富贵者沉溺于安逸享乐，于是只顾眼前事务，而忽略了可以传之后世的功业。日月在天上流逝，身体容貌在人间衰老，忽然之间与万物一同变化消亡，这是有志之士最大的悲哀！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只有徐幹著书立说，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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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典论：曹丕所著政论性文集，《论文》是其中一篇，原书已佚，仅存数篇，此为其一。
2. 傅毅：东汉文学家，字武仲，曾为兰台令史，参与修史。
3. 班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汉书》。与其弟班超通信中贬低傅毅。
4. 班超：班固之弟，东汉著名外交家、军事家。
5. 兰台令史：汉代掌管图书、档案的官职，多由文士担任。
6.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即“敝帚自珍”，比喻人对自己之物极为珍视，即使破旧亦视为贵重。
7. 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因主要活动于汉末建安年间，被曹丕列为当时代表文人。
8. 齐气：指齐地文风舒缓悠长，带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息，徐幹为北海人，属齐地，故称其文有“齐气”。
9. 张、蔡：指东汉辞赋家张衡、蔡邕，皆以辞赋著称。
10. 扬、班俦也：扬指扬雄，班指班固，均为汉代重要文学家与学者；“俦”意为同类、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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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但是很可惜，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性的文学理论专论，由魏文帝曹丕撰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启。全文围绕“文人相轻”的现象展开，批判了文坛上互相贬低的陋习，并通过对建安七子的具体品评，提出“文以气为主”“文体各有宜”“文章乃不朽盛事”等重要观点。文章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也体现了曹丕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眼光。其语言简洁有力，逻辑严密，既有哲理深度，又富情感力量，是中国早期文学批评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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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典论·论文》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其意义深远。首先，它首次明确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强调作家个性与天赋在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开启了后世“文气说”的先河。其次，曹丕指出“文本同而末异”，对不同文体提出不同的审美标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体现出对文体功能与风格差异的深刻认识，为后世文体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中对“建安七子”的逐一评价，既客观公允，又具个人见解，如称王粲长于辞赋，陈琳、阮瑀擅章表书记，孔融“体气高妙”而“理不胜辞”，皆精准到位，展现了曹丕卓越的文学鉴赏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肯定诸人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其局限，体现了“审己度人”的理性态度。
更进一步，曹丕将文章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突破了传统“立德立功立言”中“言”居末位的观念，赋予文学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这种对文学永恒价值的肯定，反映了建安时期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文学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
此外，文章语言凝练，善用比喻，如以音乐比文气，以“敝帚千金”喻自矜，形象生动；结构层层递进，从现象批判到理论建构，再到人生感慨，逻辑清晰，情理交融，既有理性思辨的力量，也有感时伤逝的深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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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子桓思缓而才足，各其菁华也。况《论文》审矣，故位在鼎足。”
2.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3. **钟嵘《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4. **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典论》**：“今之文人……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
5.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光盘郁，使人不敢轻视。”
6.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典论·论文》始以文章名家，区别流品，品藻人物，于是文苑单独成科，而儒林、文苑判然二途矣。”
7.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8.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典论·论文》为我国最早之文学批评文字，提出‘文以气为主’，实为千古名言。”
9. **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曹丕《论文》首次系统论述文学性质、文体区别、作家风格及文学价值，是中国文学批评走向独立的里程碑。”
10.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典论·论文》标志着文学观念的重大转变，从政教工具论转向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关注，特别是‘文气’说的提出，影响深远。”
以上为【典论 · 论文】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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