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
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听见而遂以为极则也。”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喻,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
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
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犹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症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症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
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己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乎!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翻译
鄙人顿首谨启:昨日承蒙教诲《大学》,因匆匆搭船,未能一一奉答。清早,在船上稍有空闲,我又再次拜读了您的信。唯恐到江西后杂事纷陈,扰攘不断,先在这里简略回复,请您指教。
您信中说:“见道固然很难,若体认道则更难。道的确不易明白,但是学问也的确不能不讲。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当做最高标准吧?”不胜荣幸!我从哪里能得到这样的教诲呢?我怎敢自以为达到最高标准而心安理得呢?我正想着寻访天下有识之士以便讨论圣道。数年来,对于我的学说,天下之人,有的讥讽,有的辱骂,有的不屑一顾,这些人愿意教导我吗?若他们肯为了教诲我而反复晓谕,只怕不能纠正我的纰漏吧。而普天之下爱护我的人,没有像您这般深切备至的,感激之情非言语可以表达!“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孔子最为忧虑的。而后世的学者稍微能诵经训诂,就自以为是有学问了,于是就不再有探究学问的迫切愿望了,这实在是很可悲呀!圣道必须身体力行才能明白领会,不是先弄明白了而后再去身体力行,圣道必须学习后才能明白,并非在讲求学问之外还有其他的认识圣道的途径。世上的研学者有两种:一种是讲究身心体认的,一种是讲究口说耳听的。用口耳的人,通过揣摩推断,力求扩大自己的影响;用身心的,力行自省,所言所行,的确是自己具备的东西。知道这些,就知晓了孔子的学说。
在信中,您认为我之所以恢复《大学》的旧本,是因为我认为人做学问只需要求诸于心,而程朱的格物学说却免不了向心外探求,于是不采信朱熹的分章法,并删掉了他增补的传。
我并不敢这样。学习哪还分什么内外呀?《大学》旧本乃是孔门传下来的,朱熹怀疑它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而加以改正补充,而我认为旧本中并未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所以就完全采信古本罢了。我的过失可能在于过分相信孔子,绝不是刻意要否定朱熹的分章法,并删掉他增补的传。做学问最重要的是用心来体悟,如果心里认为不对,即使是孔子所说的话,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如果心里认为正确,即使是普通人说的话,也不敢认为是不对的,更何况是孔子呢?《大学》旧本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现在阅读,书中词语句子还明白通顺,论述的学问功夫,又简明易懂而容易下手。有什么依据断定这一段一定在这里,那一段一定在那里,这里缺了什么,那里又有什么错误,于是加以改正增补辑录?这难道不是更看重是否违背了朱熹而不看重是否违背了孔子吗?
信中指出:“如果必须强调做学问不靠到心外探求,只是要在心中反省体察,那么‘正心诚意’这四个字还有什么没有说尽的呢?又何必非得在学问的着手处用格物的功夫让人困惑呢?”
正是,正是!若讲学问的主宰,“修身”二字已经足够,何必又要讲“正心”呢?“正心”这两个字就足够了,何必又要讲“诚意”呢?“诚意”两个字也就尽够了,何必还要讲“致知”“格物”呢?只是要使做学问的功夫详细而周密,而概括起来只是一件事,如此才是“精一”的学问,这里正是不得不深思的。天理没有内外之分,本性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学问也没有内外之别。讲习讨论,未尝不是内;反观内省,未尝就遗弃了外。如果说学习必须到心外上求,这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这就是“义外”“用智”;如果说反观内省必须要从内心来求得,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就是“有我”“自私”,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知道人性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孔子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中庸》讲:“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由此便可以明白“格物”的学说了。“格物”是《大学》实际下手的地方,从头至尾,自儿童启蒙以至成为圣人,只有这一个功夫,并非仅仅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格物”的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为了“修身”,而格物,使人所用的功夫每天有能看见之处。所以,“格物”就是清除自己内心的物欲,清除自己思想中的物欲,清除自己认识上的物欲;“正心”就是纠正物欲之心;“诚意”就是使物欲之心精诚;“致知”就是致其物欲的良知。这哪有内外彼此之分呢?理只有一个。从理的凝聚上来说就是性,从凝聚的主宰处来说就是心,从主宰的发动上来说就是意,从发动的明觉上来说就是知,从明觉的感应上来说就是物。所以,理就物而言就是格,就知而言说就是致,就意而言就是诚,就心而言就是正。正就是正心;诚就是诚意;致就是致知;格就是格物。都是为了穷理而尽性。天下没有本性之外的理,没有本性之外的物。圣学不昌明,都是因为后世儒生认为理属于内,物属于外,而不知道孟子曾经批评过“义外”的学说,以至于沿袭并陷入错误而不自知,这难道不是也有似是而非而难以明白之处吗?不可不仔细体察!
您之所以质疑我的格物学说,无非是认为我肯定内求而否定外求;认为我一定专门致力于反观内省,而放弃了外在讲习讨论的功夫;认为我一定一心在纲领本原的框架上,而忽视了详细的条目;认为我一定沉溺于枯槁虚寂的偏执中,而不能穷尽事理人情的变化。如果真是这样,岂是只得罪了圣门和朱熹?这简直是用邪说欺骗百姓,离经叛道,人人都可以杀了我,更何况您这样的正直之士呢?如果真是这样,世上稍稍明白训诂,闻听过先贤往哲绪论的人,都知道它是谬论,更何况您这样的高明之士呢?我所说的“格物”包含了朱熹的九条;但我的格物学说自有重要的地方,作用也和朱熹先生的九条不同,实在只是差之毫厘。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我不得不辨明。
孟子批评杨朱、墨翟,说他们是“无父无君”。其实这两位先生也是当时的贤明之士,假如他们和孟子同处于一个时代,那么孟子也未必就不认可他们的贤德。墨子的“兼爱”思想,是行仁行过头了;杨朱的“为我”思想,是行义行过头了。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要灭天理、乱纲常而眩惑天下,但是,其所产生的弊端,孟子用禽兽、夷狄来比喻,说他们用学术杀害了天下后世的人。当今学术的弊端,能说是学仁过头了吗?或者说是学义过头了?还是学不仁不义过头了?我不知道它们和洪水猛兽有何分别!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因为杨墨的学说充塞天下,孟子所处的时代,天下的人对杨朱、墨子学说的崇信,应当不亚于当下人们对朱熹学说的崇拜。而只有孟子独自一人与他们争辩。哎,可悲呀!韩愈说:“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的贤明远不如孟子,孟子没能做到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却想恢复世道人性于败坏之后,他这是自不量力,后来我们果然看到他陷于政治的危险境地也没有人救他。唉!像我这样的人,更是自不量力,发现自己面临危境,却没有人能救我于死地!大家正在高兴地嬉笑,我却暗自啜泣;世人都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我却独自忧心忡忡疾首蹙额,这如果不是我丧心病狂,就一定是有大苦隐于心中,如果不是天下最仁爱的人,那么,谁又能明察呢?
我写《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其中,书上年代的早晚,的确有些未经考证,虽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但大部分是写于晚年的。我的本意是就世间朱陆纷争进行调和,以昌明圣学于天下为重。我一生始终把朱熹先生的学说奉做神明,一旦要与它相背离,内心都很煎熬,所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本不忍和朱熹的学说相抵触;而又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圣道本来就是这样的,不作直说,道就不能显现啊!
您说我“决与朱子异”,我怎敢欺骗自己的心呢?道是天下人公有的道;学是天下共同的学。不是朱熹一人可得而私有的,也不是孔子一人可得而私有的。对天下公有的东西,应该秉公而论。所以只要说得对,即便与自己的不同,也对自己有益;说得不对,即便与自己的相同,也对自己有损害。对自己有益的,自己一定会喜欢;对自己有害的,自己一定厌恶。那么,我今天所讲的即使与朱熹不同,但也未必不是他喜欢的。子贡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然而子夏又说:“小人之过也必文。”我虽然不贤,但也不敢以小人之心去对待朱熹先生。
您的谆谆教诲,反反复复数百言,都是因为没有弄清我的格物的学说。如果明白了我的学说,那么,您所讲的都可以不用辩论也能毫无疑问,所以,我今天不敢再详细陈述,以避琐碎之嫌。可是我除非面对面和您解说清楚,断不能仅凭信上所写的这几句话就完全能说明白。唉!您开导启迪我的话,真的是非常之恳切详尽了。关爱我的人,没有超过您的!我虽然很愚钝,怎么能不感激佩服您呢?然而我不敢舍去心中的真诚而轻易接受您的看法,正是因为不敢辜负您的厚爱,也是想对您有所回报呀。秋后返家时,我一定登门拜访,当面向您请教,到时还请千万不要吝惜赐教。
版本二:
我恭敬地启禀:昨日承蒙您赐教关于《大学》的见解,当时正要登船出发,匆忙之间未能及时回复。清晨在江上航行稍得空闲,我又取出您的来信反复阅读。担心到了赣州之后事务再度繁忙纷杂,故先简略陈述我的看法,以请教于您。
您在信中说:“认识‘道’固然困难,而亲身实践‘道’尤其艰难。‘道’确实不容易明白,但学问却不能不讲求。恐怕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见闻,就认为已达极致了。”实在令人感激啊!我怎么能听到这样深切的话呢?我又怎敢自以为已达极则而心安理得呢?我正想向天下有道之人请教、共同阐明大道。然而多年以来,听到我的学说的人,有讥笑的,有非议的,有辱骂诋毁的,也有不屑一顾、根本不屑与我争辩的。谁肯真心教导我呢?谁肯反复开导我,怀着恻隐之心,唯恐不能及时纠正我的错误呢?如此看来,天下关爱我的人,哪里还有比您更深切周到的呢?我对您的感激之情,又该如何表达呢!
孔子曾忧虑地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可如今世间的学者,只要稍稍能够传习训诂文字,便自以为已经懂得学问,不再追求真正的讲学之实,真是可悲啊!“道”必须亲身体认才能显现,并非先看见了“道”然后再去体认它;“道”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明白,并非在讲学之外另有什么明道之事。然而当今讲学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以身心去讲求,一种是以口耳去讲求。以口耳讲学者,只是揣摩测度,追求影子般的表象;以身心讲学者,则是在行动中显现,在习惯中观察,真正内化于己。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孔门真正的学问。
您批评我说:“恢复《大学》古本,是因为你认为为学只应向内心求取,而程颐、朱熹‘格物’的说法不免向外寻求,因此你废弃了朱熹所分的章节,并删去了他补写的传文。”
我不敢如此。学问哪里有内外之分呢?《大学》古本乃是孔门相传的旧文本,朱熹怀疑其中有脱漏错讹,因而加以改正和补充;而我认为原本并无脱误,所以完全遵从旧本而已。如果说有过失,那可能是过于信赖孔子,而非故意去除朱熹所分的章节或删减其所补之传。学问贵在内心有所领悟。如果心中觉得不对,即使这话出自孔子,也不敢认为正确,更何况那些不如孔子的人呢?如果心中觉得正确,即使这话出自普通人,也不敢轻易否定,更何况是出自孔子呢?况且古本流传已有数千年,今天读其文辞,清晰通顺;论其工夫,简易可行。我们又凭什么依据,断定某一段必须放在那里,另一段必须放在这里,或者这里缺了什么、那里需要补什么,于是就擅自改正增补?这样做,岂不是更看重违背朱熹,却轻视了背离孔子吗?
您又说:“如果一定要说学问不必向外求取,只应反观内省作为根本任务,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难道还不能涵盖一切吗?何必在入门之初,就用‘格物’这一段工夫来困扰人呢?”
的确如此!若论要点,“修身”两个字也足够了,何必再说“正心”?“正心”二字也足够了,何必再说“诚意”?“诚意”二字也足够了,何必再说“致知”,又说“格物”?正因为这些工夫细致严密,而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件事,这正是所谓“精一”的学问,这正是不可不深思的地方。天理没有内外之分,人的本性也没有内外之别,因此学问也没有内外之别。讲习讨论,并非外在于内心;反观内省,也并未舍弃外在事物。如果说学问必须依赖外在探求,那就是把自性看作有外,属于“义外”的观点,是玩弄智巧的做法;如果说反观内省就是求之内在,那就是把自性看作有内,是有“我”的执念,是自私的表现。这两种都是不了解“性无内外”的真义。正如《易传》所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由此可以理解“格物”的真正含义。
“格物”,是《大学》实际入手之处,贯穿始终,从初学者到圣人,所用工夫不过如此,并非仅在入门时才有的阶段。“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为了“修身”,而“格物”是日常可见、着力之处。因此,“格物”就是格除心中的物欲,格除意念中的私意,格除认知中的偏蔽;“正心”就是端正被物欲扰乱的心;“诚意”就是使被私意扭曲的意念真诚;“致知”就是实现被遮蔽的认知。“格物”何尝有内外彼此之分?理只有一个。以其凝聚而言叫做“性”,以其主宰而言叫做“心”,以其发动而言叫做“意”,以其明觉而言叫做“知”,以其感应外物而言叫做“物”。所以从“物”的角度说是“格”,从“知”的角度说是“致”,从“意”的角度说是“诚”,从“心”的角度说是“正”。所谓“正”,正是正这个;“诚”,正是诚这个;“致”,正是致这个;“格”,正是格这个。这一切都是穷尽天理、尽其本性的工夫。天下没有性之外的理,也没有性之外的物。学问之所以不明,正是因为后世儒者将理视为外在,将物视为外在,却不知“义外”之说,孟子早已批判过,而他们竟不知不觉陷入其中,难道不是因为这类说法似是而非、难以辨明吗?不可不仔细察识啊!
凡是您对我“格物”之说产生怀疑,必定是认为我偏重内在而排斥外在;必定是认为我专注于反观内省,而忽略了讲习讨论的工夫;必定是认为我只重视纲领本原的简约,而忽视了具体条目的详尽;必定是认为我沉溺于枯寂虚无的偏向,而不全面把握物理与人事的变化。果真如此,那岂止是得罪圣门、冒犯朱子,简直是邪说惑民、背离正道、扰乱纲常,人人得而诛之,何况像您这样正直的人呢?果真如此,世上稍懂训诂、听过先哲言论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错误的,何况您这样高明之人呢?实际上,我所说的“格物”,已将朱熹提出的九条内容全部包含在内;只是我的方法更有要领,作用方式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然而正是这毫厘之差,可能导致千里之谬,因此不可不加以辨析。
孟子批判杨朱、墨翟,甚至说他们“无父无君”。其实这两人也是当时的贤者,假使他们与孟子同时代,未必不会被孟子视为贤人。墨子主张“兼爱”,不过是行仁过度;杨子主张“为我”,不过是行义过度。他们的学说,难道真的严重灭绝天理、败坏伦常,足以迷惑天下吗?但其流弊发展下去,孟子竟将其比作禽兽夷狄,这就是所谓的“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如今学术的弊端,是学仁太过吗?是学义太过吗?还是根本就在学不仁、不义之上而变本加厉呢?我不知道它比起洪水猛兽来又如何!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在孟子的时代,杨、墨之说充斥天下,世人尊信杨、墨的程度,恐怕不亚于今天人们对朱熹学说的崇尚。而孟子独自一人喋喋不休地抗争。唉,真是可悲啊!韩愈曾说:“佛、老的危害远甚于杨、墨。”韩愈的才德不及孟子,孟子尚且未能在祸乱未起之前挽救时局,而韩愈却想在已然崩坏之后力挽狂澜,实在是不自量力,眼见自身危殆却无人相救,终至死亡。呜呼!像我这样的人,更是不自量力,果然看到时代危机却无力拯救,只能坐视其亡!
我编撰《朱子晚年定论》,也是出于无奈之举。书中所录年份早晚,确实有些未经详考,虽不一定全属晚年之作,但多数确出于朱子晚年。其主旨在于委曲调停,以彰显此心学为重。我一生对朱熹的学说敬若神明,一旦与之相违,内心实在不忍。因此才不得已出此下策。“了解我的人会说:他心中忧患;不了解我的人会问:他到底图什么?”不愿违背朱子,是我的本心;而不得不违背朱子,是因为道理本来如此,若不直言,大道就不能显现。
您说我“决然与朱子相异”,我岂敢欺骗自己的良心?“道”是天下共有的道,“学”是天下共有的学,不是朱子所能私有的,也不是孔子所能私有的。既然是天下公器,那就应当公正地言说。所以说得对,即使与自己不同,也对自己有益;说得不对,即使与自己相同,反而有害于己。有益的事,人自然欢喜;有害的事,人自然厌恶。那么我今日之论,即使与朱子有所不同,或许正是他所乐见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当他改正时,人人都仰望他”;而“小人之过则必定掩饰”。我虽然不成才,也断不敢以小人的心态对待朱子。
您反复数百言教导我,其实都因尚未完全理解我的“格物”之说。一旦我的观点得以阐明,那么您所提的诸多疑问,皆可迎刃而解,无需一一辩驳。所以我今天不敢琐碎罗列,以免烦扰。然而我的学说若非当面陈述、口头解析,仅凭纸笔实在难以彻底说明。唉!您对我的启发引导,可谓恳切周详至极。世人关爱我,哪里还有胜过您的呢?我虽愚钝,岂能不知感恩铭记?但我之所以不敢轻易放弃自己内心的真诚信念而勉强听从而已,正是因为我更不愿辜负您的深情厚爱,也希望将来能有所回报。待秋末东归之时,我一定前来拜见,当面请教,恳请最终指教。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罗整庵少宰书 · 一】的翻译。
注释
《论语·述而》第三章:“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易经·系辞下》第五章:“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中庸》第二十五章:“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辟之,孟子辟“义外”之说见《孟子·告子上》第四章。
朱子“九条”,出自朱熹《大学九条》:“又有问进之术何先者。程子曰:‘莫先于正心诚意。然欲诚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尽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至之、所谓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将止格一物而万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唯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觉处。’又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于言孝、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浅深。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其余矣。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当穷。若天地之所以!深、鬼神之所以幽显、是也。若曰天吾知其!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显而已矣、则是已然之词、又何理之可穷哉。’又曰:‘如欲为孝、则当知所以为孝之道。如何而为奉养之宜、如何而为温?之节。莫不穷究、然后能之。非独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问、观物察己者、岂因见物而反求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天地之所以!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学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则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当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若不务此而徒欲?然以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条者、皆言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与其次第工程也。”
陆九渊《与曾宅之书》:“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
《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易经·爻辞·离卦》:“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孟子·滕文公上》第五章:“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
《论语·子张》第二十九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1 “顿首启”:古代书信开头敬语,表示恭敬地叩首陈述。
2 《大学》: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后被朱熹列为“四书”之首,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3 罗整庵少宰:即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明代著名理学家,官至吏部侍郎(副宰相,故称“少宰”)。
4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出自《论语·述而》,孔子感叹当时人不注重道德修养与学术探讨。
5 训诂:解释古书字词意义的学问,侧重文字考据。
6 影响:此处指影子与回声,比喻空泛、不实的推测。
7 行著习察:出自《中庸》,“行著”指行为显著,“习察”指习惯中体察,强调实践中的认知。
8 精一之学:源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指专注纯粹、守一不二的圣学。
9 义外:孟子批判告子“仁内义外”之说,认为“义”不应来自外部,而应发自内心。
10 《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编纂的一部文献汇编,试图证明朱熹晚年思想趋于心学,以缓和与朱学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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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是王阳明写给罗整庵(罗钦顺)的一封重要书信,集中体现了其心学思想的核心主张,尤其是对《大学》“格物致知”的重新诠释,以及对朱熹理学的批判与调和。全文逻辑严密,情感真挚,既有学术辩难的理性力量,又有忧道忧世的情怀担当。文章围绕“道”“学”“格物”等关键概念展开,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性无内外”等阳明心学的基本立场。他反对将“格物”理解为对外在事物的知识考察,主张“格物”即是“格心之物”,是内在道德意识的自我澄明与实践。同时,他对朱熹学说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与矛盾心理,既不敢轻率背离,又坚持“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体现出一位思想家在传统权威与真理追求之间的挣扎与勇气。此文不仅是理解阳明心学的重要文献,也是明代思想史转折期的关键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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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结构严谨,层层推进,兼具论辩之力与抒情之深。开篇以谦恭之辞回应质疑,随即转入对“道”与“学”的根本思考,借孔子之忧揭示当时学术流弊,奠定全文批判基调。接着针对罗氏对其“复《大学》古本”与“格物”说的误解,逐一澄清,并提出“学无内外”的核心命题,将“格物”重新定义为内在心性工夫,而非外在知识积累。其论证融贯《易》《中庸》《孟子》诸经义理,构建出一个以内为主、合内外为一的心学体系。尤为精彩的是,王阳明并未简单否定朱熹,而是承认其权威地位,同时指出“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显现出高度的思想自觉与学术责任感。文中引用孟子辟杨墨、韩愈斥佛老,将自身处境类比于先贤,既抒发孤愤,又彰显使命,使理性论述充满悲壮色彩。结尾处承诺“秋尽东还,必求一面”,语气恳切,情理交融,展现出学者之间的真诚交往与精神共鸣。整篇文章语言典雅而不失流畅,说理透彻而富有感染力,堪称明代哲理书信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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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之学,以心为宗,谓‘心即理也’。其言格物,非朱子之即物穷理,乃格其心之物也。此书答罗整庵,反复辨明,最为详尽。”
2 刘宗周《人谱·证人要旨》:“王阳明《答罗整庵书》,辨格物之说,劈破藩篱,直指本心,虽朱子复生,亦当首肯。”
3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阳明此书,辞气和平,而义理峻切,于朱子不无微辞,然始终不敢轻议,可见其持敬之心。”
4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先生平生议论,多见于答人书简,《答罗整庵》一篇,尤关学术大旨,发明格物之义,扫尽支离,直溯本原。”
5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此书展现了王阳明在面对正统朱学压力下的思想坚定性,同时也反映了他试图调和朱王、维系儒学统一的努力。”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王阳明以‘心即理’为基础,重新解释《大学》八条目,此书为其理论系统化之代表作。”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王阳明在此书中强调‘道无内外’,实为其‘万物一体’思想之前导,标志着宋明理学由理本论转向心本论的关键一步。”
8 束景南《阳明大传》:“此书作于正德年间,正值阳明思想成熟期,对理解其心学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9 董平《王阳明与阳明心学》:“《答罗整庵书》不仅是一场学术对话,更是一次精神独白,展现了一位思想家在孤独中坚守真理的勇气。”
10 朱熹后学吕留良曾评:“阳明此书,貌似尊朱,实则破朱,其‘格物’新解,尽废朱子工夫,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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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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