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者窍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歧，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翻译
信中说：“聪、明、睿、智果真是人天生的资质吗？仁、义、礼、智果真是人的本性吗？喜、怒、哀、乐果真是人固有的性情吗？私欲与外气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古代的英才如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等人，德业昭彰，皆是备良知致中和的人，却不能说他们是知道圣道的人，这是为何？假如说他们的资质天生就好，那么生知安行的人难道还不如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吗？我私下里认为，说他们对道的认识有点偏颇可以，如果说他们全然不闻道，那么恐怕会导致后世儒生因推崇记诵训诂，对他们产生错误的看法。我这样说对吗？”
性只有一个。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性；聪、明、睿、智，是人性的禀赋；喜、怒、哀、乐，是人性的情感；私欲与外气，是人性的昏蔽。本质有清浊之分，所以感情有过与不及，而昏蔽有深有浅。私欲与外气，是一种病生发的两种痛苦，不是两个事儿。张良、黄宪、诸葛亮、韩琦、范仲淹等人，都是天生资质好，自然与道的许多地方都巧妙暗合，虽然不能说因此说他们是知圣学，也不能说他们是闻道，可是他们的学问才智离圣道已经不远了。假如他们知学闻道，不都成了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了吗？至于文中子王通，则又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他的书虽然很多都是他的徒弟写出来的，其中也有很多错误，但是他的学问的大致轮廓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时代久远，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不能凭空臆断他的学问与圣道相差多远。良知就是圣道，良知自在人心，不单单是圣贤，寻常人也莫不如此。如果没有物欲的牵累蒙蔽，只要遵循着良知并将其发扬光大、流传开来，则没有不是道的。只不过是常人的良知总被物欲牵累蒙蔽，不能自然循着良知行事罢了。像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天生资质清纯明亮，也很少被物欲牵累蒙蔽，所以他们的良知发扬流传的就非常多，自然就离圣道不远。学者学的也就是循着良知行事而已。说知学，只是要明白专门在学习遵循良知上用功。他们几个人虽然不知道专门在学习遵循良知上用功，有的还泛滥于歧途，受到别的东西影响或迷惑，因此或离道或合道而不精纯。如果得道，就是圣人了。后世儒生曾经以为他们几个尚且凭借天资成就事业，不免会“行不著”“习不察”，这些都不是过分的评价。但是后世儒生所谓的“著察”，是因为拘泥于狭隘的见闻，昏蔽于旧时习惯的错误，从而模拟仿照圣人的影响和事迹，并非圣学中所说的“著察”。这样怎么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呢？所谓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知行”二字也是从用功上来说的。至于知行的本体，其实就是良知良能，即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可以说是生知安行。对“知行”二字更应该精心体察。
版本二：
你来信中说：“聪明睿智，果真是资质吗？仁义礼智，果真是本性吗？喜怒哀乐，果真是情感吗？私欲与客气，究竟是一物还是两物？古代的英才如张良、董仲舒、黄叔度、诸葛亮、王通（文中子）、韩愈、范仲淹等人，德行功业显著，都是从良知中发出来的，却不能说他们闻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说这只是天生资质美好，那么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人，岂不是胜过学而知之、困而勉行的人吗？我私下以为，说这些人见道不全是可以的，但说他们完全没有闻道，恐怕是后世儒者崇尚记诵训诂的偏见所致吧？这样说对吗？不对吗？”
我的回答是：人性只有一个整体。仁、义、礼、智，是性的本质内容；聪、明、睿、知，是性的资质表现；喜、怒、哀、乐，是性的情感流露；私欲与客气，则是性的遮蔽。资质有清浊之分，因此情感有过与不及之别，而遮蔽也有深浅之异。私欲与客气，其实是一种病的两种表现，并非两个不同的东西。像张良、董仲舒、黄叔度、诸葛亮以及韩愈、范仲淹诸公，都是天资美好之人，自然在很多方面暗合于道的精妙之处。虽然不能完全说是知学之人，也不能说他们彻底闻道，但他们自身也有一定的修养功夫，离道并不太远。如果他们能真正听闻圣学、通晓大道，便可以达到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境界了。至于王通（文中子），更不能说他不知学问，他的著作虽多由弟子整理流传，其中也确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其大体思想仍清晰可见。只是如今距离他们时代久远，没有确凿证据，难以断定他们究竟达到了何种境界。
良知就是道本身。良知存在于人心之中，不仅圣贤如此，即便是普通人也都具备。如果没有物欲牵累和蒙蔽，只要依循良知自然地发用流行，无处不是道的体现。然而普通人大多被物欲所牵制蒙蔽，因而无法真正遵循良知。像上述几位人物，天资本就清明，物欲较少干扰遮蔽，因此他们良知的发用流行之处自然较多，与道相违的程度也就较轻。所谓“学者”，不过是学习依循这个良知罢了。“知学”的意思，就是明白专要在良知上下功夫。这几位虽然未必知道专一在良知上用功，有时泛滥于多种歧途，迷惑于表象影响，因此他们的行为或离道或合道，未能纯粹一贯。一旦真正明白了这一点，便是圣人了。
后世儒者常说这些人终究还是凭气质行事，不免“行不著，习不察”——行为未能明觉，习惯未能省察，这种说法也不算过分。但问题是，后世儒者所谓的“著”与“察”，也只是拘泥于狭隘的见闻，受困于错误的习惯，仅仅模仿一些表面痕迹，根本不是儒家圣门所讲的真正的“明觉”与“省察”。那么，又怎能以自己昏昏然的状态，去要求别人清醒明白呢？
至于所谓“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这里的“知”与“行”两个字，其实也是从用功的角度来说的。如果回到知与行的本体来看，那就是良知与良能。即使是那些需要困勉才能前行的人，若论其本体，也都可以称为“生知安行”。因此，“知”与“行”这两个字，更加需要精细体察。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陆原静书 · 十五】的翻译。
注释
《中庸》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注曰：“聪明睿智，生之知质。”
张良（字子房）、董仲舒、黄宪（字叔度）、诸葛亮（字孔明）、王通（号文中子）、韩琦、范仲淹。
违道不远，出自《中庸》第十三章：“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孟子·尽心下》第七章：“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1 聪明睿知，果质乎：聪明睿智是否属于人的资质？“质”指天赋素质。
2 仁义礼智，果性乎：仁义礼智是否是人的本性？这是对孟子“四端说”的回应。
3 喜怒哀乐，果情乎：喜怒哀乐是否属于人的情感？此处涉及《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命题。
4 私欲客气：私欲指个人贪欲；客气指外来的情绪干扰或虚浮之气，阳明认为二者皆为遮蔽良知的因素。
5 子房：张良，字子房，汉初谋臣。
6 仲舒：董仲舒，西汉儒学家，提倡“天人感应”。
7 叔度：黄宪，字叔度，东汉名士，以德行著称。
8 孔明：诸葛亮，字孔明，蜀汉丞相。
9 文中：即王通，隋代儒者，号文中子，主张复兴王道。
10 韩、范：韩愈，唐代古文运动领袖；范仲淹，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著称。
11 德业表著：德行与功业显赫突出。
12 生知安行：出自《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指天生就知道并能安然实行的人。
13 学知、困勉者：通过学习才懂得，或经过困难努力才明白道理的人。
14 张、黄、诸葛：即张良、黄叔度、诸葛亮。
15 暗合道妙：暗中契合于道的精微之处。
16 伊、傅、周、召：伊尹（商初贤相）、傅说（商高宗贤臣）、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均为古代圣贤辅臣。
17 文中子：王通，曾仿《春秋》作《元经》，仿《论语》作《中说》。
18 的然凭证：确实可靠的证据。
19 物欲牵蔽：物质欲望对心灵的牵制与遮蔽。
20 泛滥于多歧：涉猎广泛而无主脑，迷失方向。
21 影响：指事物的影子和回声，比喻模糊不清的现象或表象。
22 行不著，习不察：出自《孟子·尽心上》：“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意为做事不明白其意义，习惯成自然却不加省察。
23 狃于闻见之狭：拘泥于狭隘的经验与见闻。
24 沿习之非：沿袭旧习而不知其错误。
25 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只模仿外在形式与迹象，缺乏内在体认。
26 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阳明指出，“知”“行”在此并非指天赋差异，而是就实际修养工夫而言。
27 良知、良能：出自《孟子》，阳明将其发展为心学核心概念，指人心先天具有的道德认知与行动能力。
28 困勉之人：需经困苦努力方能进步的人。
29 更宜精察：应当更加精细深入地考察。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陆原静书 · 十五】的注释。
评析
此篇为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中的重要章节，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关于人性、良知、知行关系的核心思想。全文围绕“性—情—质—蔽”的结构展开，阐明了良知作为道德本体的普遍性与实践性。阳明强调，无论圣凡，人人皆具良知，区别仅在于是否被物欲牵蔽。所谓历史上的英才，虽德业卓著，但因未专在良知上用工夫，故不得谓之“闻道”。这一观点既肯定了才俊之人的天赋与成就，又指出其与真正圣贤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是否自觉回归本心之明。
阳明特别批判后世儒者拘泥记诵训诂、执着外在形迹的做法，认为这是“以己之昏昏，求人之昭昭”，背离了圣学真义。他重新诠释“生知安行”，将其从天赋等级转化为工夫本体意义上的普遍可能，极大提升了普通人为学成圣的信心。整段文字逻辑严密，层层递进，既有哲学深度，又有现实针对性，是理解阳明心学不可忽视的经典文本。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陆原静书 · 十五】的评析。
赏析
本篇问答展现了王阳明典型的思辨风格：以问引思，层层剖析，最终归宗于“良知”本体。文章开篇提出一系列关于性、情、质、欲的哲学问题，实则是在探讨道德来源与成圣路径的根本议题。阳明的回答建立在一个统一的人性观之上——“性一而已”，将仁义礼智视为性的内容，聪明睿知视为性的资质，喜怒哀乐视为性的情态，私欲客气视为性的遮蔽，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心性结构模型。
尤为精彩的是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并未否定张良、诸葛亮等人的伟大成就，反而承认他们“自多暗合道妙”“违道不远”，肯定其天资之美与德业之隆。但他同时指出，这些英才之所以未能称为“闻道者”，关键在于缺乏对“良知”本身的自觉体认与专一用工。这一判断凸显了阳明心学的根本立场：外在事功不足以成圣，唯有内在本心的觉醒才是根本。
阳明进一步批判后儒“狃于闻见”“依拟形迹”的治学方式，直指当时学术流弊。他认为真正的“著”与“察”应是内心良知的明觉朗照，而非对外部知识的堆砌记忆。这种对“内省”与“自觉”的强调，正是心学区别于程朱理学“格物穷理”的关键所在。
最后他对“生知安行”的重新诠释，打破天赋决定论，将知行本体归于人人皆有的良知良能，赋予普通人成圣的可能性。这种平等而积极的人性观，具有强烈的启蒙意义，也为明代中后期心学的广泛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篇语言简练而意蕴深远，既有哲理深度，又富人文关怀，堪称阳明心学文献中的典范之作。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陆原静书 · 十五】的赏析。
辑评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之学，以良知为宗。谓人人皆可为尧舜，不待外求，但反身而诚耳。此文答陆原静，辨性情质欲之分，析英才闻道之异，最见宗旨。”
2 刘宗周《人谱·证人要旨》：“王阳明言良知即是道，说得痛快直接。然谓张、黄、诸葛诸公未闻道，似太过。彼等虽未专主良知，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非道之实行？阳明立教峻切，故抑之以励后学耳。”
3 李贽《焚书》：“阳明先生看得透，说得真。千古英雄，不过气质用事；唯有明心见性，方是真实学问。此书谓诸公‘或离或合而未纯’，可谓持平之论。”
4 焦竑《玉堂丛语》：“阳明论性一而已，统摄仁义礼智、聪明睿知、喜怒哀乐、私欲客气于一心之下，可谓提纲挈领，破尽支离。”
5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师之答陆原静书，反复开示，务使学者识得本体，不溺于闻见训诂之间。其言‘后儒以己之昏昏，求人之昭昭’，真药石之语也。”
6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此条充分显示阳明对‘良知普遍性’的坚持。即使是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也坚持以是否自觉于良知为评判标准，体现出心学独特的价值尺度。”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王阳明把‘知’‘行’从经验层次提升到本体层次，说‘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这就把道德实践的基础放在了主体自觉之上，是中国哲学的一大发展。”
8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阳明在此强调‘专在良知上用功’，说明他已超越一般的才德评价，进入精神自觉的领域。这才是真正的心学精髓。”
9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阳明批评后儒狃于闻见、依拟形迹，实为针对当时科举制度下空谈章句的风气。他的‘良知即道’说，是一种深刻的学术救赎。”
10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阳明此段论性之情质之别，私欲客气为一病两痛，已深得心学一体之妙。其判诸公为‘违道不远’而非‘闻道’，正见其严守师门界限，不轻易许人以圣。”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陆原静书 · 十五】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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