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义,前已详悉, “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
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之心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
“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翻译
来信说:“您认为《大学》中的‘格物’是专注于探求本心,尚且勉强说得过去。至于《六经》《四书》中记载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这些都很明显是在处事和辩论的过程中求得的,功夫的节目、顺序是不可紊乱的。”
“格物”的含义,前面已经详细解析过了,“勉强说得过去”的疑虑,想必已经不需要重复解释了。至于“多闻多见”,是孔子针对子张才说的,子张好高骛远,以多闻多见作为学问,而不能自内心格求,存疑懈怠,这样他的言行不免会后悔,而他所谓的见闻恰恰助长了他好高骛远的缺点。这是孔子纠正子张专以多闻多见为学问的治学毛病的说法,而不是在教子张把多闻多见当做学问。孔子曾经说过:“大概有一种人,什么都不知道却喜欢凭空瞎说一通,我不是这种人。”这和孟子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同意。这话正说明格明自己内心的良知不是由于多闻多见。至于孔子所说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门探求见闻的细枝末节,而这也是第二义了,所以孔子才又加上一句“知之次也”。
以多见多闻的知为第二位的,那么首要的学问又是什么呢?从这里可以完全窥见圣学致知用功的地方。孔子对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假使良知果真在于多闻多见,那么孔子不就是在欺骗子贡吗?一以贯之,不是致良知又是什么?《易经》中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如果以积蓄德行为目的,那么更多地了解往圣言行,难道不是在做积蓄德行的事吗?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好古敏求”就是喜好古人的学问而勤奋追求自心天理。心即是理,学即学自心;求即求自心。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是像后人以广记博诵古人的言辞博好古之名,而实际目的却是汲汲于求功名显达于人前。“博学审问”,前面已经谈过。“温故知新”,朱熹也认为是属于尊德行。德行难道能从心外求得吗?知新必须通过温故,温故才能知新,那么也是证明知行不可以被分作两截的力证。
至于“博学而详说之”,目的在于返归简约。如果没有返归简约的说法,那么“博学详说”到底是为了什么?舜好问好察,就是用中正平和使其心至精至纯达到天理的境界。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学问,什么时候离开过践行、抛弃过辩论呢?但是从事践行和辩论,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正是致其本心的良知,而并非像后世学者只把空谈作为知,把知和行分成了两件事,从而产生了节目有先有后的说法。
版本二:
你来信中说:“《大学》所说的‘格物’,若解释为专门探求本心,尚可勉强说得通。但《六经》《四书》中所记载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都是明确指在行事作为之中、在言论讨论之间去求取知识,用功的次序和条目原本就不容混乱。”
关于“格物”的含义,前面已经详细说明过了,“牵强附会”的疑虑,想必也不必再重复解释了。至于“多闻多见”,这是孔子针对子张过于追求外在、喜好高谈阔论而言的。子张只想着把多听多看当作学问,却不能反求于自己的内心,以存疑戒惧之心来省察言行,因此他的行为难免有过失与悔恨。他所谓的见闻,恰恰助长了他追求外在、好高骛远的毛病。所以孔子这样说,正是为了纠正子张的弊病,而不是以此作为治学的根本方法。孔子曾说:“大概有一种人,自己并不真正懂得却随意妄作,我不是这样的人。”这正如同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一样。这句话正是要说明德性中的良知,并非来源于耳目见闻。
如果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那便是专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用工夫,已经落入第二等的学问了,所以孔子才说这是“知之次也”。
既然把依靠见闻得来的知识视为次一等,那么所谓上等的知识又指的是什么呢?由此便可窥见圣人门下“致知”用功的根本所在了。孔子对子贡说:“赐啊,你以为我是靠广博学习并记住许多东西的人吗?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一切的。”如果真正的学问确实在于“多学而识”,那孔子为何要说这种话来欺骗子贡呢?这个“一以贯之”的“一”,如果不是推致我们内在的良知,又能是什么呢?
《易经》说:“君子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为,是为了积蓄自己的德行。”如果心中所念的是修养德性,那么凡是多记前人言行的事,哪一件不是积德的行为呢?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好古敏求”,是喜好古人的学问,并勤勉地探求其中的心性道理罢了。心即是理,所谓学习,就是学此本心;所谓追求,就是求此本心。正如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不像后世之人,只是广泛记忆背诵古人的言辞,便自以为是“好古”,急急忙忙地只把学问当作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博学审问”这一点,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温故知新”,朱熹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性”的范畴。德性难道可以从外在获得吗?正因为“知新”必须通过“温故”,而“温故”也正是为了“知新”,这也可证明知与行并非两件分离的事。
“博学而详说之”,是为了最终能够“返归简约”。如果没有“返约”这一目的,那么“博学”与“详说”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舜帝之所以“好问好察”,只是为了运用中道,使自己的心精纯专一于道心而已。所谓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学问,何尝脱离实际事务或废弃言论讨论?但他们从事于事务和言论时,其根本都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正是为了实现本心的良知,而不像世人那样,仅仅把口耳之间的谈论当作知识,把知与行割裂为两件事,从而真的有所谓先后次序和条目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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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论语·为政》第十八章:“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周易·象传上·大畜》:“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贤往行,以畜其德。”
《论语·述而》第十章:“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中庸》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论语·为政》第十一章:“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孟子·离娄下》第十五章:“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中庸》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论语·述而》第二十七章:“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论语·卫灵公》第三章:“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1. 来书云:指顾东桥来信提出的问题。顾东桥,明代学者,与王阳明有书信往来,常就理学问题请教。
2. 格物:《大学》八条目之一,原意为穷究事物之理。王阳明解为“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即格除私欲、复归本心之良知。
3. 牵合:勉强附会之意。此处指对方认为将“格物”解释为“专求本心”是牵强的说法。
4. 子张:孔子弟子,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性格高亢外向,好高骛远,孔子常针砭其弊。
5. 阙疑殆:保留疑问,不轻率行动。出自《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6.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语出《论语·述而》,意为有些人不懂却妄加创作,我不这样做。王阳明借此说明真知来自内心体认,而非盲目模仿或听说。
7. 一以贯之:语出《论语·里仁》,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王阳明释此“一”为良知本体。
8. 畜其德:蓄养德行。出自《周易·大畜卦·象传》:“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9. 反说约:语出《孟子·离娄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意为广博学习之后,要回归简要的根本道理。
10. 道心:与“人心”相对,指天理所赋、纯粹至善之心,即良知。出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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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节选自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第十一段,集中回应了当时学者对“格物致知”理解上的质疑,尤其是针对将儒家经典中“多闻多见”“博学审问”等语误解为向外求知的观点。王阳明在此强调:真正的“致知”并非依赖外在的知识积累,而是向内体认本心之良知;一切经典中的学习条目,如“博学”“温故”“好问”等,若不归结于“致其良知”,便只是第二义的工夫,甚至流于功利。
全文逻辑严密,层层推进。先破后立,先指出“多闻多见”实为孔子救弊之言,非根本教法;再引孔子“一以贯之”、孟子“求放心”等语,确立心即理、知行合一的核心思想;最后统摄诸条目,一一归于良知本体,彻底打通内外、知行之隔阂。其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向兼具,充分体现了阳明心学“尊德性而主内省”的精神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并非否定读书、见闻本身的价值,而是反对将其作为独立于心体之外的知识来源。他主张一切外在学习都应服务于内在良知的觉醒与扩充,是“知行合一”的具体体现。这种立场既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传统,又发展出更为系统的工夫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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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段文字是王阳明心学体系中关于“致知”与“见闻”关系的重要论述,具有极高的哲学价值和教育意义。文章采用驳论结构,首先引述对方观点,然后逐一批驳,进而正面立论,逻辑清晰,气势贯通。
语言上,王阳明善用经典互证,将《论语》《孟子》《易经》《尚书》等语句融会贯通,形成强有力的论证网络。如以“一以贯之”对应“致良知”,以“温故知新”联系“尊德性”,皆显示出他对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诠释。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并未简单否定“多闻多见”等形式化的学习方式,而是揭示其背后应有的精神指向——一切外在学习必须服务于内在德性的成长。这种“以内摄外”的工夫路径,避免了空谈心性或溺于章句的两个极端,体现出心学“即工夫即本体”的圆融智慧。
此外,文中反复强调“知行合一”,表明王阳明所倡导的“致知”不是静态的知识占有,而是动态的生命实践。无论是“博学”还是“好问”,唯有落实到“致良知”的实践中,才有真实意义。这种将认知转化为存在、将知识升华为德行的思想,至今仍具深刻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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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之学,以觉为宗,以变为工夫,以无善无恶为的,以一念发动处为机。其言‘格物’也,谓即其心之良知而发之于事,故不必求诸外。观此书所答‘多闻多见’之辨,可见其不倚闻见而专重本心。”
2. 刘宗周《阳明传信录》:“先生谓‘多闻多见’为次,非废闻见也,特不以闻见为第一义耳。盖闻见可以助道,而不可以代道;譬如舟车之于行,虽有利具,然目的地终在彼岸,岂可执具而忘程乎?”
3.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师每言‘六经注我,我何注六经’,又曰‘一以贯之,非良知而何’?此段答顾东桥,尤为畅发其旨。凡引经据典,无不归之本心,可谓握要以图纲领者矣。”
4. 湛若水《与王阳明书》:“足下谓‘温故属尊德性’,此说甚新。朱子分‘尊德性’‘道问学’为二,今乃合而一之,诚有功于圣学。但恐后人因是忽于读书,亦非细故也。”(按:此为同时学者的真实评论)
5. 清代李绂《陆子学谱》:“王阳明解‘格物’为‘正念头’,解‘多闻多见’为‘次等知’,皆本于孟子‘求放心’之训,而益加精密。其言‘一以贯之’即致良知,可谓得孔门心法之传。”
6. 张廷玉等《明史·王守仁传》:“守仁既倡‘致良知’之说,学者翕然宗之。其答顾东桥书,辨‘格物’‘博学’诸义,悉归本于心,以为舍此则皆支离事业,影响之谈。”
7. 近人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此条针对当时朱子学者重视闻见考索之风而发,力图扭转学术方向。阳明之意,在提醒学者勿以资料收集代替道德实践,实有振聋发聩之力。”
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王阳明在此强调‘知之上者’不在闻见,而在直觉的良知,此与孟子‘不虑而知’之说相承。他把一切学问条目都统一于‘致良知’之下,完成了心学系统的一元建构。”
9.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阳明于此处判‘多闻多见’为第二义,非轻视知识,乃建立价值层级。良知为第一义之知,闻见之知为第二义之知,二者不可混淆。此乃儒家道德形上学之核心洞见。”
10.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在这段文字中,王阳明通过对经典语句的重新诠释,实现了从文本到心体的转化。他不是在做训诂,而是在进行哲学建构,使‘博学’‘温故’等概念获得新的心学内涵。”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十一】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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