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诚甫问：“先儒以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问，是立万世常行之道，如何？”
先生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放郑声，远佞人’。盖颜子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若在他人，须告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工夫，方始做得，这个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又问个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翻译
黄诚甫问：“《论语》中孔子回答颜渊关于治国的问题，朱熹认为乃传之于万世的真理，先生怎么看？”
先生说：“颜回具备了圣人的基本条件，他对治国兴邦的大计方针都已悉数掌握，这一点孔子平日十分了解，在此也就无须多言了，上文仅是孔子就制度、礼乐等方面简单补充说一说。这方面也是不可忽略的，必须注意才算完善。不可因为自己的治国方略已经很得当了，就在细节防范上疏于醒察，必须‘放郑声，远佞人’才行。颜回是个克己遵礼的人，孔子对此深知，只是怕他在细枝末节上偶有疏漏，这才就他不足之处提醒一下。如果对于其他人，孔子一定会告诉他‘为政在人，取人以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以及‘诚身’等许多功夫，这才可以去治理国家，也才是万世不悖之道。不然，只去用夏代历法，乘商代车舆，穿周代礼服，享舜时韶乐，天下岂能大治？后人因为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又是问治国安邦的问题，就把孔子这番有针对性的几句话当成天大的事来看了。”
版本二：
黄诚甫问：“以前的儒者认为孔子回答颜渊‘为邦’之问，是确立了万世都可以通行的治国之道，这种看法怎么样？”
先生说：“颜回已经具备了圣人的全部素质，对于治国的根本原则和核心要义早已完备。孔子平日对他了解得很深，到了这个时候，那些根本的大道理就不用再说了，只从礼乐制度、典章文物这些具体方面加以说明。但这些具体制度也不能忽视，必须做到这些才算尽善。同时，也不能因为自己内在修养已经到位，就在防范外邪方面有所松懈，仍须做到‘摒弃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奸佞小人’。因为颜回是个专注克己、向内用功、注重德行修养的人，孔子担心他在外在的细节上可能有所疏忽，所以就他不足之处加以补充提醒。如果是对其他人，就必须告诉他‘为政在于得人，取人在于修身，修身在于循道，修道在于仁心’，以及‘达道’‘九经’，还有‘诚身’等一系列功夫，才可能真正做好治国之事。这才是万世常行的治国之道。否则，仅仅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子，穿戴周代的礼冠，演奏《韶》乐，天下就能治理好了吗？后人只看到颜回是孔子门下第一高徒，又问了一个关于治国的问题，就把这件事看得天一样大。”
以上为【传习录 · 捲上 · 门人薛侃录 · 三十四】的翻译。
注释
常行之道，出自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卫灵公》第十章注：“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
具体，出自《孟子·公孙丑下》第二章：“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意为颜渊有圣人全体而无圣人之广大。
诸上出自《中庸》第二十章。
1 先儒：指宋代以来的理学家，如朱熹等人，他们推崇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为万世治国纲领。
2 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问：出自《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3 立万世常行之道：指建立可以永远通行不变的治国原则。
4 颜子具体圣人：颜回已具备圣人的全体德性，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有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后世称颜回“具体而微”，即已具圣人体段。
5 大本大原：根本原则，核心精神。
6 制度文为：指典章制度、礼仪文物等外在表现形式。
7 放郑声，远佞人：出自《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意为摒弃淫靡之音，远离谄媚小人。
8 克己向里：克制私欲，专注于内心修养。
9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语出《中庸》第二十章，强调治国根本在于人才，而人才源于自身修养，修养依循道，道根于仁。
10 达道九经：亦出《中庸》，“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五种人伦关系；“九经”指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九项治国准则。
以上为【传习录 · 捲上 · 门人薛侃录 · 三十四】的注释。
评析
1 本段出自《传习录·卷上》，记录王阳明与弟子黄诚甫的对话，核心在于辨析“为邦”之道的本质与层次。
2 王阳明并不否定孔子所言“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的制度意义，但强调这些只是“末节”，是针对颜回这样已具圣人之体者所作的具体补充。
3 他认为真正的“万世常行之道”不在于模仿古代制度形式，而在于“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这一系列由内而外的根本工夫。
4 阳明突出“心学”立场：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在于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尤其是“诚身”与“克己”的实践。
5 他对“先儒”拘泥于外在礼制、将孔子对颜回的个别教诲泛化为普遍法则的做法提出批评，体现其反对僵化复古、主张活学活用的思想倾向。
6 此段也反映出阳明对“因材施教”的深刻理解——孔子对颜回所说的话，是基于其已有高度而作的点拨，不可误作普适公式。
7 强调“放郑声，远佞人”不仅是政治措施，更是内在修养的延伸，体现“内外交养”的修养观。
8 文中“本领是当了”指颜回德性已立，但仍需注意外在防范，说明阳明重视“知行合一”中的“行”的落实。
9 阳明指出后人误解的根源：因颜回地位崇高，便将其所闻奉为金科玉律，实则忽略了语境与对象的特殊性。
10 整体体现了王阳明“重本轻末”“以心统物”的哲学思想，是其心学在政治伦理领域的典型应用。
以上为【传习录 · 捲上 · 门人薛侃录 · 三十四】的评析。
赏析
王阳明此段议论，看似回应一个经典诠释问题，实则深入揭示其心学体系的核心关切——什么是真正的“道”。他并未否定古代礼制的价值，但坚决反对将其视为治国的根本。在他看来，夏时、殷辂、周冕、韶舞之类，不过是“制度文为”的外在形式，只有当主体之人已具圣德，这些形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徒具其表，无异于虚文。
阳明巧妙地区分了“对颜子而言”与“对他人而言”的不同教法，体现出深刻的教育智慧与哲学洞见。他对颜回的高度肯定，反衬出一般学者的不足；而对“后人”的批评，则直指学术流弊：将圣人因材施教的权宜之言，误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
语言上，层层推进，逻辑严密。先立颜回之高，再转出孔子之教非根本，继而提出“万世常行之道”应为何物，最后归结于“诚身”“修道”等内在工夫，结构完整，说理透彻。尤其“只去行了夏时……天下便治得？”一句，以反诘收束，语气峻切，极具批判力量。
此段不仅是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更是阳明心学“尊德性而道问学”“本立而道生”思想的生动体现。它提醒我们：任何制度文明，若无内在德性的支撑，终将沦为空壳。
以上为【传习录 · 捲上 · 门人薛侃录 · 三十四】的赏析。
辑评
1 《明史·王守仁传》：“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旨，遂深契焉。及谪龙场，穷荒无书，日坐石穴中，默记旧闻，思其义理，忽悟格物致知之旨，不假外求，遂笃信圣人之道可学而至。”此段可见阳明重内省而非拘于外在制度之一贯立场。
2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之学，以良知为宗，谓人人皆可为尧舜，不待外铄。故其言政治，必归本于身心；其论制度，必先正其心术。”此评正合本段主旨。
3 刘宗周《人谱》：“王阳明先生之教，令人自求本心，不倚于言语文字之间。”可见阳明反对将圣人片言只语当作固定教条。
4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先生之教，因人而施，因时而发，未尝执一以概天下。”此正解释为何对颜渊所说不能泛化为普遍原则。
5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阳明强调‘知行合一’，认为外在行为必须根植于内在德性的真实发动。”此可解“放郑声，远佞人”非仅政策，更是德性要求。
6 束景南《阳明学述要》：“阳明虽不废礼乐制度，然始终以心为本，以德为先。”此段正是此思想之体现。
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此所谓万世常行不易之典也。”此即阳明所批评之“先儒”观点，两相对照，可见理学与心学之别。
8 董玚《碧里杂存》：“阳明先生每言，后人读《论语》，多不得圣人之意，以其拘于文而遗其意。”此与本段批评“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相呼应。
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王守仁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必须出于内心的自觉，而不是模仿外部的形式。”此即本段反对徒行古礼之意。
10 李贽《焚书》：“阳明先生真得孔门血脉，不在章句训诂间。”此赞正契合阳明超越形式、直探本源之精神。
以上为【传习录 · 捲上 · 门人薛侃录 · 三十四】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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