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翻译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徒建成“都”，第三次迁徒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
版本二：
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贫穷就难以治理。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百姓富裕了就会安于乡土、重视家庭；安于乡土、重视家庭，就会尊敬君主、畏惧犯罪；尊敬君主、畏惧犯罪，国家就容易治理。百姓贫穷就会轻视乡土、不顾家庭；轻视乡土、不顾家庭，就敢于违抗上级、触犯禁令；违抗上级、触犯禁令，国家就难以治理。所以安定的国家常常富足，动乱的国家常常贫困。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先使百姓富裕，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历代七十九位君主，他们的法律制度不同，号令也不一样，但都能统一天下，为什么呢？必定是因为国家富足、粮食充足。国家富足、粮食充足来源于农业，所以古代圣王重视农业。凡是治国最紧迫的事，就是必须禁止工商业和奇巧之技。工商业和奇巧之技被禁止，百姓就没有其他谋生途径，没有其他谋生途径就必然从事农业。百姓从事农业，田地就会开垦，田地开垦粮食就多，粮食多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则军队强大，军队强大就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就能拓展疆土。因此古代圣王明白：人口众多、兵力强盛、疆域广阔、国家富足，都来源于粮食生产，所以禁止工商业，遏制奇巧技艺，以利于农业生产。如今从事工商业和奇巧技艺的人，干一天活可以吃五天；而农民终年劳作，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一来，百姓便舍弃农业本业而去从事末业。舍弃农业而从事末业，田地就会荒芜，国家就会贫穷。
从事农业的人，每月收入不足而每年尚有结余；但如果朝廷征收赋税急迫且无定时，百姓就不得不加倍借贷来缴纳赋税。耕种需要时间，而雨水未必及时，百姓又要借贷雇人耕作。秋天粮价低时买进五斗，春天粮价高时卖出一束，这又是加倍借贷。因此，朝廷征税导致百姓四次加倍借贷：关卡和市场的租税，官府仓库征收的十分之一粮食税，杂役劳作，这四项每年相当于一次加倍借贷。一个农民要供养四个“债主”，所以即使逃亡迁徙会被惩罚，君主也无法制止，原因在于粮食少而百姓没有积蓄。
嵩山以东、黄河与汝水之间，作物早生晚收，是五谷繁茂成熟的地方，一年可种四次收获五次。中等年成每亩产两石，一个农夫可产二百石粮食。如今却是粮仓空虚、百姓无积储，甚至有农夫卖掉儿子来维生，这是因为君主没有办法均衡财富。所以古代圣王让农、士、商、工四种人互通技能、交换产品，使他们全年的收益不至于相差悬殊，因此百姓专心务农而获得公平。百姓专心务农，田地得以开垦，奸诈巧伪之事就不会发生。田地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强；没有奸巧之事则百姓易于治理。国家富足而又治理有序，这才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会灭亡，生产粮食但人民死亡的国家只能称霸，生产粮食而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才能称王。粮食，是百姓所依归的；粮食，是财富所依归的；粮食，是土地所依归的。粮食多了，天下万物都会汇聚而来。所以舜迁移一次形成城邑，第二次迁移形成都城，第三次迁移形成国家。舜并非依靠严刑峻法或严厉禁令使百姓归附，而是因为离开他会受害，跟随他则得利。古代圣王善于为百姓消除祸害、兴办有利之事，所以天下百姓都归顺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止妨害农业的行为。农业兴旺则缴纳的粮食多，粮食多则国家富强，国家富强则百姓安于乡土、重视家庭。即使改变风俗习惯，调动民众迁移，乃至处死某些人，百姓也不会怨恨。这就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君主如果不重视农业，粮食就会减少；粮食少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就会轻视家庭；轻视家庭就容易逃离故土；容易逃离则君主的命令不能贯彻执行；命令不能贯彻，则禁令无法制止；禁令无法制止，则作战不能取胜、防守不能稳固。命令不能贯彻，禁令不能制止，战不能胜，守不能固，这就叫做寄生的君主。这是由于不重视农业、缺少粮食所造成的祸害。粮食，是称王的根本事业，是君主最重要的政务，是养育人民的途径，也是治国的根本道理。
以上为【治国第四十八】的翻译。
注释
1 奚以知其然也：凭什么知道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呢？奚，何；以，凭借。
2 危乡轻家：不安于乡土，轻视家庭。危，不安；轻，轻视。
3 凌上犯禁：冒犯上级，违反禁令。
4 七十九代之君：泛指古代众多君主，并非确数，意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5 末作文巧：指工商业及雕饰技巧等非农业活动。“末作”即末业，相对于农业“本业”而言。
6 游食：游荡谋生，指不事生产而靠工商技艺糊口。
7 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耕种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充足。
8 秋籴以五，春粜以束：秋天低价买入（籴）五斗，春天高价卖出（粜）一束。反映粮价波动带来的剥削。
9 厮舆之事：杂役劳作，如仆役、车夫等公共劳役。
10 粟十一：征收粮食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即“什一之税”。
以上为【治国第四十八】的注释。
评析
本文出自西汉刘向所编《说苑·政理》，题为《治国第四十八》，实为一篇论述治国根本在于“富民”与“重农”的政论散文。文章系统阐述了“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的核心观点，并进一步论证农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主张抑制工商末业、鼓励农耕，强调粮食生产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全文逻辑严密，层层递进，从民生心理到政治秩序，从经济结构到国家战略，构建了一个以农立国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思想深受先秦儒家、法家重农思想影响，尤其是管仲、商鞅以来的“富国强兵”理念，体现了汉代初期黄老与儒法融合的政治思潮。文章语言质朴有力，善用对比与排比，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指导意义。
以上为【治国第四十八】的评析。
赏析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先秦至汉初政论文，风格近于《管子》《商君书》，强调实用主义与国家控制力。全文围绕“治国必先富民，富民必重农”展开，结构清晰，层层推进：先立论——民富则易治；再析因——贫富导致民心向背；继而提出对策——禁末作、兴农事；接着举例说明现实问题与历史经验；最后升华主题，将粮食提升到“王之道”的高度。文中运用大量对仗句式，如“民富则安乡重家，民贫则危乡轻家”，增强说服力与节奏感。同时通过具体数据（如“四种而五获”“亩二石”“一夫二百石”）增强论证的真实性和冲击力。尤为深刻的是，作者不仅看到经济基础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还洞察到心理层面的变化：“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揭示了物质条件与道德服从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文章批判当时社会“一日作而五日食”的工商业者与“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的农民之间的巨大反差，体现出对社会公平的关注。整体而言，此文不仅是治国方略的陈述，更是一种价值观的确立——以农为本、以粟为根，代表了中国古代主流政治哲学的核心取向。
以上为【治国第四十八】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苑》：“其所载皆儒家遗闻轶事，足以资考证，亦足以明义理。”本文作为其中篇章，体现儒家重民思想与法家务实精神的结合。
2 清代学者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指出：“凡言‘粟多则国富’者，皆本于《管子》《商君》之说，此篇尤明显。”说明其思想渊源清晰。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称：“汉人论政，多推本于生计，如刘向谓‘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已得现代政治学之精义。”肯定其超越时代的洞察力。
4 钱穆《国史大纲》评价：“西汉儒者渐趋经世致用，刘向《说苑》诸篇，皆可见其欲以古训匡时弊之心。”认为此文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
5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指出：“此篇专主重农抑末，与贾谊、晁错论积贮之意相表里。”将其纳入西汉初年重农思潮的整体脉络中理解。
以上为【治国第四十八】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