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绮。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
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纳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翻译
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的含义是扶持，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汉朝初年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它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柏梁诗》。当时有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时朝野的作品，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班婕妤的《怨诗》，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暇豫歌》，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邪径谣》，都是五言的。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十九首》，写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说是傅毅所作。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朴质而不粗野，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则颇有新的特点。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至如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
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诗人们所追求的。
因此，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主。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
总之，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这样，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
版本二：
虞舜曾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歌是延长语言的声音。”圣人的教诲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意义也已明确。因此，内心所怀的是“志”，用言语表达出来就是“诗”；通过文辞来承载真实的情感与思想，大概就在这里吧？“诗”的含义也可以理解为“持”，即持守人的情性；《诗经》三百篇的主旨，归结起来不过是“无邪”二字。“持”这个字作为解释，是与此相符的。
人禀受七种情感（喜怒哀惧爱恶欲），接触外物就会产生感触，因感于外物而吟咏心志，没有不是自然发生的。从前葛天氏时代的乐歌中有“《玄鸟》在曲”之语；黄帝时有《云门》之乐，其理不会只是华美空虚。到了唐尧时代，有《大唐之歌》；虞舜创作了《南风之诗》。看这两篇作品，只是言辞通达而已。
等到大禹治水成功，九功皆可入歌；太康道德败坏，五子同生怨愤。以诗歌赞美美德、纠正恶行的传统，由来已久。从商朝到周朝，《雅》《颂》体制完备，风、赋、比、兴、雅、颂六义环环相扣、内涵深远。子夏能领会“素以为绚兮”的深意，子贡能悟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哲理，所以孔子认为子夏和子贡是可以谈论《诗》的人。
自从王政恩泽断绝，采诗官停止采集民歌，《春秋》时代人们通过诵读旧章观察志向，在宾客往来中酬答吟诵，以此为荣，借诗歌修饰自身言行。到了楚国，讽谏与怨刺盛行，《离骚》便成为批判现实的作品。秦始皇毁灭典籍，自己却也作仙道之诗。汉初四言诗兴起，韦孟首开其声，继承周代劝谏的传统。汉武帝喜爱文学，《柏梁诗》开创联句押韵之体。严助、司马相如等人写作辞赋，文辞自由无定式。到成帝时整理诗文，收录三百余篇，朝廷典章与国家采风可谓周备；但文人遗留的手笔中，却不见五言诗的踪迹，因此后人对李陵、班婕妤的诗作多有怀疑。
考察《召南·行露》一篇，已有半章五言句式；孺子唱《沧浪歌》，也是完整的五言诗。春秋时期的《暇豫》优歌，早已出现；成帝时代的童谣《邪径》，近在眼前。按时间考证，则五言诗的历史其实已经很久远了。又见古诗优美动人，有人说是枚叔（枚乘）所作，其中《孤竹》一篇，实为东汉傅毅的作品。比较文采风格推断，应属两汉之作。观其结构体制、遣词造句，质朴而不粗俗，婉转贴切于事物，惆怅之情深切感人，确实是五言诗中的最高典范。至于张衡的《怨篇》，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等作品，也展现出新的声调。
到了建安初期，五言诗蓬勃兴起：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如同驾驭骏马驰骋于节奏之中；王粲、徐幹、应玚、刘桢等人，争相奔赴诗坛前线。他们都喜爱清风明月，游乐池苑，记述君臣恩荣，描写宴饮欢聚；慷慨激昂地抒发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才华；抒发情怀、指陈事理时，不追求细密精巧；驱遣辞藻、描摹形象时，只求清晰明了——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正始年间倡导名理之道，诗歌中掺杂了神仙思想，何晏等人大多浮泛浅薄。唯有嵇康志趣清高峻洁，阮籍诗意深远幽微，因而能够卓然独立。至于应璩的《百一诗》，敢于直言不惧，言辞谲诡而义理贞正，也是曹魏时期遗留下来的刚直之风。
晋代众多才士，逐渐趋向轻巧绮丽。张华、潘岳、左思、陆机等人并肩于诗坛之上，文采繁缛超过正始，气势柔弱不及建安；有的以雕饰文辞为妙，有的以流畅靡丽自炫。这是大致的情况。
东晋时期的作品体制，沉溺于玄学风气，讥笑那些关心世务的志向，推崇所谓超脱生死机心的空谈。袁宏、孙绰以下诸人，虽各有文采雕琢，但情致趣味一致，无人能与之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脱颖而出，成为俊杰之作。
刘宋初期的诗歌创作，在体制上有继承也有变革，庄子、老子的思想退居幕后，山水诗开始兴盛。讲究对偶工整，百字成对，争奇斗艳于一句之工；情感上力求极尽描绘外物之貌，辞藻上务必竭力追求新颖。这是近代诗人竞相追逐的方向。
综览历代诗歌发展，情感变化的规律可以看得清楚；概括其中相同与不同之处，就能把握其核心要领。至于四言诗作为正体，以典雅温润为根本；五言诗作为流行体裁，则以清新秀丽为主导。华丽与质实各有用途，取决于作者的才性所适。因此张衡得其雅正，嵇康含其润泽，张华凝其清秀，张协显其华美。兼擅众长的是曹植、王粲，偏胜一端的是左思、刘桢。然而诗歌有一定的体制规范，思维却没有固定模式，随个性而发挥，很少有人能达到圆融贯通的境界。若能深刻认识其中的难点，那么容易之处也将随之而来；若轻视它以为简单，真正的困难就会接踵而至。
至于三言、六言及杂言诗，源于《诗经》中的篇章；离合诗的兴起，明显见于图谶之中；回文诗的创始，始于道原；联句共韵的形式，则是《柏梁台诗》的遗制。无论篇幅大小，形式各异，但情感与道理相通，总归属于诗歌范畴，故不再赘述。
赞曰：人生而有志，咏歌承载其中。诗歌兴起于上古盛世，《周南》《召南》流传风雅。神明之理与诗相契合，政治秩序与诗相参证。精华越来越丰富，万代之人永远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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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诗言志，歌永言”：出自《尚书·舜典》，意为诗歌表达人的志向，歌曲延长语言的节奏。
2 圣谟所析：指古代圣贤（如舜）对诗歌功能的阐释。
3 持人情性：“持”通“恃”或引申为“秉持”“持守”，意为诗歌能涵养、节制人的情感与性情。
4 三百之蔽，义归无邪：语出《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刘勰略改其辞。
5 七情：传统说法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
6 葛天氏乐辞：传说中上古部落葛天氏的乐舞歌词，《吕氏春秋·古乐》载其八阕。
7 《玄鸟》在曲：指葛天氏乐中有名为《玄鸟》的曲目，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
8 黄帝《云门》：相传黄帝作《云门大卷》，为周代六乐之一，用于祭祀天神。
9 《大唐》之歌：传为尧时民歌，歌颂尧德广大。
10 《南风》之诗：相传舜作《南风歌》，有“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句，体现仁政理想。
11 九序惟歌：大禹治水成功后，划分九州，制定九功之序，皆可入乐歌唱。
12 太康失国：夏王太康荒淫失政，被后羿驱逐，其弟五人作《五子之歌》以示怨叹。
13 四始彪炳：《毛诗序》称《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象征政教之始。
14 六义环深：《诗大序》谓《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结构严密，含义深远。
15 子夏监绚素之章：子夏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启发他理解礼后于质的道理。
16 子贡悟琢磨之句：子贡引用《诗》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说明学问修养的过程，受到孔子称赞。
17 商、赐二子：即子夏（卜商）、子贡（端木赐），均为孔子弟子，善于以《诗》明理。
18 风人辍采：指周代设有“采诗之官”（风人），采集民间歌谣以观民情，后世废止。
19 讽诵旧章：春秋时期贵族常在外交场合背诵《诗经》章句以表情达意。
20 酬酢以为宾荣：宾主之间互相赋诗应答，被视为荣耀之事。
21 《离骚》为刺：认为屈原《离骚》是对当时政治黑暗的讽刺之作。
22 秦皇灭典，亦造仙诗：秦始皇焚书坑儒，却命人制作歌颂神仙的诗歌。
23 韦孟首唱：西汉初年诗人韦孟作《讽谏诗》《在邹诗》，开汉代四言讽喻诗先河。
24 《柏梁》列韵：汉武帝与群臣登柏梁台联句赋诗，每人一句，句句押韵，史称《柏梁台诗》。
25 严、马之徒：指严助、司马相如等辞赋家，擅长铺陈文辞。
26 成帝品录：汉成帝时命刘向校理图书，整理诗文三百余篇。
27 李陵、班婕妤见疑：后人怀疑托名李陵与苏武的赠答诗、班婕妤的《怨歌行》为伪作。
28 《召南·行露》：《诗经·召南》中的一篇，部分句子接近五言形式，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29 孺子沧浪：《孟子·离娄》记载楚国渔父歌《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30 《暇豫》优歌：春秋时卫国宁殖临死让乐官唱《暇豫》，讽刺国君不明。
31 《邪径》童谣：汉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反映社会现实。
32 枚叔：即枚乘，西汉辞赋家，传《古诗十九首》中部分为其所作，今多不取。
33 《孤竹》一篇：指《古诗·冉冉孤生竹》，刘勰误以为傅毅所作。
34 傅毅：东汉文学家，与班固齐名。
35 张衡《怨篇》：已佚，据《艺文类聚》引残句，内容抒发失意之怨。
36 《仙诗》《缓歌》：可能指汉代流行的游仙诗或乐府中的缓声歌曲。
37 建安：东汉献帝年号（196–220），代表建安文学时期。
38 文帝、陈思：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
39 王、徐、应、刘：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幹、应玚、刘桢。
40 望路而争驱：比喻争相投身诗坛创作。
41 正始：三国魏齐王曹芳年号（240–249），代表正始玄风时期。
42 何晏之徒：何晏、王弼等玄学家，兼有文才，但诗风浮浅。
43 嵇志清峻：嵇康诗风清高刚烈。
44 阮旨遥深：阮籍《咏怀诗》寓意深远，难以测度。
45 应璩《百一》：应璩作《百一诗》，讽谏时政，百中有一幸免之意。
46 魏之遗直：保留曹魏时期正直敢言的传统。
47 轻绮：文风轻巧绮丽，偏向形式美。
48 张、潘、左、陆：西晋四大诗人：张华、潘岳、左思、陆机。
49 采缛于正始：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复。
50 力柔于建安：气势不如建安诗人雄健有力。
51 江左：即东晋，因地处长江以东而得名。
52 玄风：崇尚老庄玄学的社会风气。
53 徇务之志：致力于政务、世事的理想，被玄谈者嘲笑。
54 亡机之谈：指泯灭机心、超然物外的玄理之谈。
55 袁、孙：袁宏、孙绰，东晋玄言诗人。
56 景纯：郭璞字景纯，著有《游仙诗》十四首，摆脱纯玄理束缚，富有想象与文采。
57 宋初：指南朝刘宋初期，约公元5世纪前期。
58 庄老告退：老庄玄言诗退出主流。
59 山水方滋：谢灵运等人开创山水诗派，日益兴盛。
60 俪采百字之偶：注重对仗工整，连百字都要讲求骈偶。
61 争价一句之奇：竞相追求警句佳句。
62 平子：张衡字平子。
63 叔夜：嵇康字叔夜。
64 茂先：张华字茂先。
65 景阳：张协字景阳。
66 子建：曹植字子建。
67 仲宣：王粲字仲宣。
68 太冲：左思字太冲。
69 公干：刘桢字公干。
70 三六杂言：三言、六言及长短句混合的诗体。
71 出自篇什：源自《诗经》等早期诗歌。
72 离合之发：离合诗，拆字组合成诗，常见于谶纬文献。
73 明于图谶：图谶书中已有离合体。
74 回文所兴：回文诗可正读反读，传为前秦苏蕙《璇玑图》最著，但刘勰归于道原（可能为传说人物）。
75 柏梁余制：沿袭《柏梁台诗》的联句形式。
76 诗囿：诗的园地，比喻诗歌领域。
77 赞曰：《文心雕龙》每篇结尾均有“赞”，用韵语总结主旨。
78 兴发皇世：诗歌兴起于上古盛世。
79 风流《二南》：《周南》《召南》流传下良好的诗风。
80 神理共契：诗歌与天地神明之理相契合。
81 政序相参：诗歌参与政治教化秩序。
82 英华弥缛：文采越来越华丽繁盛。
83 万代永耽：千秋万代都沉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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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中另以专篇论述。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分四个阶段：一、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第二段），二、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第三段），三、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第四段），四、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第五段）。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第六段）。
《明诗》是《文心雕龙》第六篇，旨在系统梳理中国诗歌的发展脉络，阐明诗歌的本质、功能与发展规律。刘勰以“诗言志”为核心理念，强调诗歌是人类情志的自然流露，并具有持守人性、匡正社会的功能。全文采用历史演进的方式，从上古传说讲起，历述尧舜、三代、楚汉、建安、正始、两晋、东晋、刘宋各时期的诗歌风貌，条理清晰，视野宏阔。
文章不仅关注诗歌内容与情感的变化，更重视文体演变、风格特征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如指出建安诗歌“慷慨任气”“磊落使才”，正始诗歌“诗杂仙心”，晋代“稍入轻绮”，东晋“溺乎玄风”，宋初“山水方滋”，皆精准把握了各个时代的审美倾向。同时，刘勰提出“四言正体”“五言流调”的分类标准，肯定五言诗的艺术成就，尤其推崇曹植、王粲等大家，体现出他兼容并包而又有所甄别的批评眼光。
此外，文中还涉及诗歌技巧问题，如“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既揭示趋势，也隐含批评。最后总结出“诗有恒裁，思无定位”的辩证观点，强调创作既要遵循规范，又要因性适分，体现其理论深度。全篇逻辑严密，议论精当，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论述诗歌史的专论之一，具有极高的文学批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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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明诗》是一篇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诗歌史纲领性文字。刘勰并未局限于单一文本的解读，而是以宏观视角勾勒出从上古至南朝的诗歌发展历程，构建了一个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批评框架。其最大特色在于将“情志”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强调诗歌是“感物吟志”的自然产物，反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
文章结构严谨，层层推进：先立宗旨——“诗言志”；再溯源头——上古歌谣；继而分期论述——周代《诗经》、楚汉转变、建安风骨、正始玄风、两晋绮靡、东晋玄言、刘宋山水；最后归纳体裁特征与创作规律。每一阶段均抓住典型作家与时代风格，评价中肯，褒贬分明。
尤为可贵的是，刘勰并不一味崇古贬今，而是客观承认五言诗的成熟过程及其艺术优势，充分肯定建安诗人“慷慨任气”“磊落使才”的人格力量与艺术表现。他对“清典可味”的张衡、“怊怅切情”的古诗、“挺拔为俊”的郭璞、“穷力追新”的宋初诗人，均有细致辨析，显示出开阔的审美胸襟。
同时，他也警惕文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文以为妙”“流靡自妍”“溺乎玄风”等现象，体现了儒家诗教立场下的批判意识。但他并非保守主义者，而是主张“因革”并重，在继承中创新。这种辩证态度使其理论超越了一般复古论者的局限。
语言上，《明诗》本身即具文学之美，骈俪工整，音韵和谐，大量使用对仗、排比、典故，充分展现“文丽而不淫”的审美追求。结尾“赞曰”四言短韵，凝练有力，收束全篇，余韵悠长。
总体而言，《明诗》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重要文献，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诗学通论，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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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文心雕龙 · 明诗】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心雕龙》体例精密，论证详明，千古论文之祖。”
2 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此书剖析源流，斟酌古今，实文章之准绳，词林之圭臬。”
3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明诗》一篇，综括历代，条理井然，非博通文变者不能为。”
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刘勰论诗，本于‘诗言志’，贯以‘持人性情’，立论正大。”
5 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明诗》展现了刘勰对文学发展的动态把握能力，尤以建安、正始、晋宋诸段最为精彩。”
6 饶宗颐：“刘勰以‘情变’为主线考察诗史，实启后世风格史研究之先河。”
7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明诗》对中国诗歌体制演变的叙述，至今仍是权威参考。”
8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刘勰在此篇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文体自觉。”
9 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明诗》对建安风骨的概括，准确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
10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明诗》堪称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断代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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