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居易白。
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所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
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
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馀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
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泄,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
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
就六经言,诗又首之。
何者?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上自贤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
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掲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
于时六义寖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噫!
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
顾所用何如耳。
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
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
反是者可乎哉!
然则「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篇,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仆尝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嗟乎!
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
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
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
盖以苦学力文所致。
又自悲矣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
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大率如此,不可遍举。
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
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馀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
呜呼!
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
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
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弮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
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馀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
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
」由是增价。
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
」仆是何者?
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
今之迍穷,理固然也。
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迍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
彼何人哉!
彼何人哉!
况仆之才,又不逮彼。
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
仆数月来检讨囊袠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
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仆虽不肖,常师此语。
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
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
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
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
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
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人贵之。
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
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
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最要,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馀,樊李在傍无所措口。
何则?
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
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
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馀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
嗟乎!
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
又可为之叹息矣。
又仆尝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蚩,益又自惑。
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
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
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
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
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
翻译
月日,白居易,微之足下: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你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诗来,你还不辞辛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你的诗,又理解了你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一封信,送到足下面前。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你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象和你会面谈心一样。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你还在面前,竟忘记了你是在遥远的通州。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真是太久远了。三才都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就拿六经来说,《诗经》又是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
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分。韵律协调言语就通顺,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串着隐密细微的事物。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这样的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汭这样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人可以作为戒鉴。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这时候,六义就缺欠了。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大唐已经兴盛两百年了,其间的诗人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人把他们并称称为「李杜」。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普通人没办法与之相比!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多首。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的马诗道恢复起来。唉!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甚至于嘴和舌头都生疮,手和肘都磨成茧。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你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你的情况了,而你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行赞扬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娶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施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象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难到死。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自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又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足生活,保养元气,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的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的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全部送给你。
微之,古人说:「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时机不来,就是深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地,引身而退。仕进退隐,往何处而不怡然自乐呢?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行为是在只顾自我修养。我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自我修养的思想。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其余的杂律诗,有的是为一时一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一笑一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生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用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现在选编之时,本能删去。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这些诗文,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行,除去才气超拨,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手法表达讽谕的意义。他的五言诗又高超雅正,安详适静,是自成一家的体制。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珍重他的作品。现在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至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文词迂缓。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象足下这样的人出现,而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自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大都由于诗呵!
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互相轮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诗的声音一直不断。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为什么呢?心灵劳苦,声气耗费,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与志趣相同的人结伴,而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橛的仙山,那种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那不是仙又是什么?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你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人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你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十八的古乐府,李二十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的律诗,窦七、元八的绝句,广泛地搜集,精心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白往还诗集》。诸位君子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高兴的,把这看做一件大事。唉!计划没有实现,你就被降职调离,不几个月我也接着被贬官了。性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又要为这件事叹息了。
我曾经跟你说,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为自己的好,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好坏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评价而不加宽容,进行讨论删削,这样以后繁简恰当不恰当才能处理合适。况且我与足下,写文章特别怕繁多,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呢?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人都拿出自己编辑过的东西,以完成过去的心愿。但是,又不知何年能相遇,何地能相见,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
浔阳腊月,江风吹来,感到凄苦寒冷。岁末很少欢趣,长夜无眠。拿来笔铺下纸,寂静地坐在灯前,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语无伦次,请不要厌烦我的繁杂,暂且用以代替一夕之话吧。微之微之,知我心吗?乐天再拜。
版本二:
某月某日,白居易谨启。
微之足下:自您被贬江陵至今,我们之间的赠答诗作已有近百篇。每次收到您的诗,或承蒙您作序,或附书信置于卷首,都是在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叙述自己写作的缘由及年月先后。
我收到您的诗作后,又明白您的心意,常想回应您的来信,粗略谈谈诗歌的要旨,并陈述自己为文的志向,总成一书,呈送于您面前。但多年来因事务牵绊,少有闲暇,偶有空隙想动笔,却又自觉所言未必超出您的见解,几次提笔又放下,终未能完成心愿,直到如今。
现在我被贬居浔阳,除洗漱饮食外别无他事,于是翻阅您赴通州时留下的新旧文章二十六卷,开卷欣喜,恍如重逢,心中积聚的情感,顿时想要畅快倾诉,常常自疑我们相隔万里竟如此亲近。
不久之后,胸中愤懑郁结之气,也想有所宣泄,于是追续旧志,勉力写下这封长信,希望您能稍加留意,仔细阅读。
文章源远流长。天地人三才各有其“文”:天之文,以日月星三光为首;地之文,以金木水火土五材为首;人之文,则以六经为首。就六经而言,诗歌又居首位。为什么呢?因为圣人用诗歌感动人心,从而使天下和平。能感动人心的,莫过于情感,发端于言语,切近于声律,深入于义理。诗歌,是以情为根,以言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果。
上自贤人圣者,下至愚昧之人,细微至于猪鱼,幽深至于鬼神,虽群体不同而气质相通,形体各异而情感一致,没有声音传入而不回应,情感交流而不感动的。圣人深知此理,因此用“六义”来规范诗歌的语言,用“五音”来编织其声律。音有韵脚,义有类别;韵脚协调则语言顺畅,语言顺畅则声律易于入耳;类别明确则情感显现,情感显现则感通容易达成。于是诗歌能包容广大、蕴含深远,贯通细微、洞察幽密,上下沟通而元气通畅,忧乐交融而百志欢欣。
五帝三皇之所以能依正道而行,垂衣拱手而治天下,正是将此作为根本法器和至宝。所以听到“元首明,股肱良”的歌谣,就知道虞舜时代昌盛;听到“五子洛汭”的吟唱,就知道夏朝政事荒废。说话的人无罪,听的人足以警戒,说者与听者都能尽展其心。
然而到了周朝衰落、秦朝兴起之时,采诗官制度废弃,君主不再用诗歌来观察时政,百姓也不能用歌谣来抒发情感,于是谄媚之风盛行,补救缺失的途径断绝,此时“六义”开始残缺。
《国风》演变为骚体辞赋,五言诗起于苏武、李陵。他们都是不得志之人,各自寄托情怀而写作诗文。因此“河梁”之句只表达离别之伤,“泽畔”之吟归于怨恨思绪,徘徊抑郁,无暇顾及其他。然而距离《诗经》尚不远,大体风貌仍存。所以表达离别之情时,便以双凫一雁为比喻;讽刺君子小人时,便以香草恶鸟为比拟。虽义类不全,仍可得“风人”遗风的两三分。此时“六义”已开始缺失。
晋宋以后,能继承者更少:谢灵运学问渊博,却多沉迷山水;陶渊明高古脱俗,却偏重田园;江淹、鲍照等人又更为狭窄。像梁鸿《五噫歌》那样深切的作品,百中无一二!此时“六义”逐渐衰微。
衰落到梁、陈之际,诗歌大都不过是嘲弄风雪、玩赏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之类事物,《诗经》三百篇难道舍弃了吗?只是看如何运用罢了。比如“北风其凉”,是借风来讽刺暴政;“雨雪霏霏”,是因雪而哀悯征役;“棠棣之华”,是见花而讽兄弟之情;“采采芣苢”,是赞美草以喜庆多子。都是由此兴起,而意义归于彼处。
反之可以吗?然而像“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样的诗句,华丽倒是华丽了,但我却不知其有何讽喻之意。所以我称之为“嘲风雪、弄花草”而已。此时“六义”已完全丧失。
唐朝建立二百年来,诗人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有:陈子昂《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首。世人称诗坛豪杰者,莫过于李白、杜甫。李白之作,才华横溢,奇绝非凡,无人能及!但若论风雅比兴的传统,十首中难有一首具备。杜甫诗作最多,可传者千余篇,在贯通古今、详述格律方面,技艺尽善尽美,甚至超过李白。然而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篇章,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句子,也不过三四十首而已。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者呢!
我曾痛心于诗道崩坏,愤然奋起,有时吃饭停下筷子,夜里停止睡眠,不顾才力浅薄,一心想要振兴诗道。唉!世事却大相径庭,难以一一细说!但仍不能不在您面前粗略陈述:
我出生六七个月时,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玩耍,有人指着“无”“字”二字给我看。我虽口不能言,心中却已默记。后来再问这两个字,即使反复测试上百次,我也能准确指出。可见我与文字的宿缘,早已注定。
五六岁开始学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才知道进士科举,从此刻苦读书。二十岁以后,白天写赋,夜晚读书,中间还练习作诗,昼夜不停,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结茧。壮年时身体瘦弱,未老先衰,眼前飞蝇乱舞,如珠垂目,数量成千上万!这都是苦学力文所致。
又自叹家贫多难,二十七岁才参加乡试。考中之后,虽专注于科举考试,也未放弃作诗。任校书郎时,诗作已达三四百首,曾拿给朋友如您这样的人看,大家都说工巧,其实尚未进入真正作者的境界。
自从入朝为官,年龄渐长,阅历渐多,每次与人交谈,多询问时政;每读史书,多探求治国之道。这才明白:文章应当为时代而写,诗歌应当为现实而作。
当时皇帝初即位,朝廷中有正直之臣,屡次下诏书,访求民间疾苦。我那时任职翰林,身为谏官,每月领取谏纸,除正常奏章外,凡有可救济百姓、弥补时政缺失却又不便直言之事,便通过诗歌咏叹,想逐步进献给皇上:上可拓宽圣听,分担君主忧劳;中可报答恩宠,履行言官职责;下可实现我平生之志。
岂料志向未竟而悔意已生,话未传达而诽谤已成!
再向您彻底说明:人们听说我写《贺雨诗》,便纷纷议论,认为不合时宜;听说我写《哭孔戡诗》,众人面面相觑,都不高兴;听说《秦中吟》,权贵近臣互视变色;听说《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扼腕痛恨;听说《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者咬牙切齿。大抵如此,无法尽数。
不与我同心的人,说我沽名钓誉,指责攻击,讥讽诽谤。即便与我相好的人,也像牛僧孺那样劝诫我。乃至骨肉妻儿,都认为我不对。不认为我错的,天下不过两三个人:邓鲂看到我的诗很高兴,不久就去世了;唐衢看到我的诗流泪,没多久也去世了;其余就是您,而您十年来也困顿如此。
唉!难道“六义”“四始”的诗风,上天将要毁坏而不可挽救了吗?还是上天不愿让百姓的苦难传达到君主耳中?否则,为何有志于诗的人遭遇如此不利?
然而我又想,我只是关东一介男子,除读书作文外,其他一无所知,甚至连书画棋艺这类可与人交往的娱乐都不通晓,可见我是多么愚笨。
当初应进士试时,朝中无亲戚,达官无旧识,在竞争激烈的仕途上跛足前行,在文章战场上拉开空弓作战。十年之间,三次登科,名声传入众人之耳,足迹升入清贵之列,外出结交贤才俊士,入内侍奉天子冕旒。最初因文章成名,最终也因文章获罪,这也是理所当然啊!
近日又听亲友说:礼部选拔举人,很多人把我的私拟赋判当作标准范本,其他诗句也常被人传诵。我惭愧不已,不敢相信。等到再回长安,又听说军使高霞寓想娶妓女,那妓女夸耀说:“我能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怎能与其他妓女相同!”因而身价倍增。
您来信也说:到通州时,看见江边旅馆柱子上题有我的诗,那是谁写的呢?昨日路过汉南,恰逢主人设宴款待宾客,众妓见到我来,指指点点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之间,无论乡校、佛寺、逆旅、舟船之中,常有题写我诗作的地方;士人、百姓、僧侣、寡妇、少女口中,也常有人吟诵我的诗。
这本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足称道,但当今世俗所看重的正是这些。即使是前代贤人如扬雄、王褒,前辈如李白、杜甫,也不能完全超脱于此。
古人说:“名是公共之器,不可多取。”我是什么人?窃取当世之名已经太多。既已窃取时名,还想再窃取富贵,倘若我是造物主,肯同时给予我名与利吗?今日的困顿,道理本该如此。
况且诗人多坎坷:陈子昂、杜甫都只做过拾遗官,却困顿至死;李白、孟浩然连一命之官都未得,终生穷困。近年孟郊六十岁才任协律郎,张籍五十岁仍是一太祝。他们是什么人啊!他们是什么人啊!何况我的才能还不及他们。
如今虽被贬为偏远州郡的佐官,但官阶已至第五品,月俸四五万钱,冷有衣穿,饿有饭吃,供养自身之外还能照顾家人,也可以说不负白氏子孙了!微之微之,请不要再为我担忧。
近几个月来,我整理旧稿,将新旧诗分类编排:自任拾遗以来,凡所遇所感,涉及美刺兴比的内容,又从武德年间至元和年间,因事立题,命名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称为“讽谕诗”;有时退朝独处,或因病闲居,知足保和、吟咏性情者一百首,称为“闲适 诗”;又有外物牵动,内心感发,随遇而感而叹息咏怀者一百首,称为“感伤诗”;另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从一百韵到两韵者四百余首,称为“杂律诗”。
共十五卷,约八百首。将来相见时,定当全部送给您。
微之!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虽不才,常以此语为师。大丈夫所坚守的是道义,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便如云中之龙、风中之鹏,勃然奋起,施展才能;时机不来,便如雾中之豹、冥空之鸿,寂静寥落,洁身而退。无论进退出处,何处不能自得其乐?
所以我志在兼济天下,行为上则力求独善其身。奉行并始终坚守,就是“道”;用语言表达并阐明它,就是“诗”。所谓“讽谕诗”,体现的是兼济之志;所谓“闲适诗”,体现的是独善之义。因此读我的诗,便可了解我的人生信念。
至于其余“杂律诗”,或是受一时一物触发,出于一笑一吟,随意而成,并非我平生所崇尚之作,只是在亲友聚散之际,用以排解忧愁、助兴欢乐。此次编集时未能删去,将来若有人为我编纂文集,略去即可。
微之!世人往往贵耳贱目,尊古卑今,这是普遍心理。我不能远溯古代,仅以近年为例:韦应物的歌行,除了才华美丽之外,颇近兴讽;他的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体,当今执笔之人谁能相比?然而他在世时,人们也并不特别珍重,必待死后才被推崇。
如今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都不过是“杂律诗”和《长恨歌》之类。正是当下所重视的,却是我所轻视的。至于“讽谕诗”,情感激烈而语言质朴;“闲适诗”,思想淡泊而词句迂缓。质朴加上迂缓,自然不为人所喜爱。
如今真正懂得并喜爱我诗的,同代之中只有您一人。但千百年后,怎知不会再有像您这样的人出现而喜爱我的诗呢?
因此八九年来,我们稍有通达便以诗相互规劝,稍遇困顿时便以诗相互勉励,独居时以诗安慰彼此,相聚时以诗娱乐彼此。了解我最重要的,大多是诗。
比如今年春天游城南时,与您骑马同行嬉戏,各自吟诵新作艳丽的小律诗,不夹杂其他作品,从皇子陂回到昭国里,轮流吟唱,歌声不绝二十多里,樊宗师、李建在旁都插不上嘴。
了解我的人称我为“诗仙”,不了解的说我“诗魔”。为什么?耗损心神,役使气息,日夜不停而不知其苦,不是“魔”是什么?偶然与友人共赏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即使乘鸾驾鹤游历蓬莱瀛洲,快乐也无法超越此刻,又怎能不是“仙”?
微之微之!这正是我与您超脱形骸、摆脱俗迹、傲视高位、轻忽人世的原因所在。
当时您还有余力,想与我全面搜集往来诗作,选取其中最出色的,如张籍的古乐府、李绅的新歌行、卢戡杨巨源的律诗、窦巩元稹的绝句,广泛搜罗,精心挑选,编辑成册,名为《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知无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
唉!话未说完,您就被调任他方;不到几个月,我也再次被贬。心愿落空,何时才能实现!又怎能不为之叹息!
我又曾对您说:凡人作文,往往自我偏爱,不忍删削,或失之繁冗。其中优劣,自己也常迷惑。必须依靠有公正眼光而不姑息的朋友,共同讨论加以删改,才能使繁简得当,合乎尺度。
何况我和您作诗尤其担心数量过多,自己尚且觉得负担,何况他人?现在暂且各自整理诗文,粗略编成卷册,待与您相见之日,各自拿出所有,完成夙愿。又不知何年相遇,何地相见,若猝然离世,又该如何!
微之微之,您懂得我的心啊!
浔阳腊月,江风凛冽,岁末少欢,长夜难眠。执笔铺纸,静坐灯前,有感即书,言语无序。请勿因繁杂而厌倦,姑且当作一夜长谈。
微之微之,您懂我的心思啊!
白居易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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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与元九书】的翻译。
注释
谪:封建时代特指官吏降职,调往边外地方。
梗概:大概、概略。
胝:胼胝,手上脚上因为劳动或运动被摩擦变硬了的皮肤。
瞀然:垂目下视的样子,形容眼睛昏花。
擢:提拔。
裨补:增加补益。
籍籍:形容喧哗纷乱的样子。
困踬(zhì):受挫,颠沛窘迫。
铨(quán)次:编排次序。
1. 元九:即元稹,排行第九,故称“元九”。唐代习惯以行第称呼友人。
2. 足下:古代下对上或同辈间敬称对方,相当于“您”。
3. 三才:指天、地、人。出自《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
4. 三光:日、月、星。《白虎通·封公侯》:“天有三光,日、月、星也。”
5. 五材:金、木、水、火、土五种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
6. 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此处泛指儒家经典。
7. 六义:《诗经》的六种表现手法,即风、雅、颂、赋、比、兴。《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8. 五音:宫、商、角、徵、羽,中国古代五声音阶。
9. 元首明,股肱良:出自《尚书·益稷》,形容君圣臣贤,政治清明。
10. 五子洛汭之歌:相传夏太康失国,其弟五人在洛水之滨作歌哀叹,见《尚书·五子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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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与元九书】的注释。
评析
1. 本文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字微之)的一封长信,系统阐述了他对诗歌本质、功能、历史演变及个人创作理念的深刻思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之一。
2. 全文结构宏大,逻辑严密,从友情引出话题,继而纵论古今诗道,结合自身经历,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具有强烈的政治理想与社会责任感。
3. 白居易以“六义”为核心标准,批判六朝以来诗歌脱离社会现实、趋于形式化的倾向,高度评价《诗经》传统中的“美刺”精神,并以此衡量唐代诗人,即使对李白、杜甫亦不盲目崇拜,体现出独立清醒的批评意识。
4. 文中坦率披露自己因讽喻诗触怒权贵而遭谤毁的政治困境,揭示了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下面临的言论风险,展现了诗人“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人格理想。
5. 同时也表现出白居易对文学传播效应的敏锐感知——他的《长恨歌》《秦中吟》广为流传,甚至影响市井价值,但他对此保持清醒,自称“窃时之名”,反映其名实之辨的思想深度。
6. 信末流露出深沉的孤独与期待:当世唯有元稹理解其诗心,寄望千百年后或有知音,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守望,极具感染力。
7. 全文融理论、自传、抒情于一体,语言质朴而气势恢宏,情感真挚而思辨深刻,不仅是个人心迹的剖白,更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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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与元九书】的评析。
赏析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堪称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经典文本。全文以私人书信的形式展开,却承载着宏大的文化使命与个体生命体验的双重重量。
文章开篇由友情切入,娓娓道来多年诗文往还之情,自然过渡到对诗歌本质的探讨。白居易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著名比喻,将诗歌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强调情感为根本,语言为枝干,声律为花朵,义理为果实,构建了一个完整而深刻的诗学体系。
他追溯诗歌发展史,以“六义”为标尺,评判历代诗风变迁:从《诗经》的“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到楚骚的“怨思彷徨”,再到六朝“嘲风雪、弄花草”,直至唐代虽名家辈出,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表达了对诗道沦丧的深切忧虑。
尤为可贵的是,白居易并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将自己的创作实践纳入反思框架。他坦承早年“苦节读书”以致“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只为追求功名;及至为官,方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遂以诗歌为武器,针砭时弊,为民请命。
然而现实残酷——《秦中吟》令权贵变色,《宿紫阁村》招致军阀切齿,知己邓鲂、唐衢相继离世,唯余元稹一人相知。这种“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的悲慨,既是个体命运的写照,也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挤压下的集体困境。
但白居易并未因此消沉。他将人生分为“讽谕”与“闲适”两类诗歌,分别对应“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儒家理想,实现了政治抱负与精神自由的辩证统一。即便身处贬谪,仍能“马上相戏,迭吟递唱”,自称“诗仙”“诗魔”,展现出超脱物外的生命境界。
整篇文章情感跌宕,理性深邃,既有慷慨激昂的社会批判,也有细腻温婉的私人情谊;既有对文学功用的严肃思考,也有对传播现象的幽默观察。其语言虽质朴无华,却字字千钧,句句含情,堪称“文以载道”与“诗缘情”完美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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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与元九书】的赏析。
辑评
1. 【宋】洪迈《容斋随笔》:“白乐天《与元九书》,论文最为亲切,其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可谓知言。”
2.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乐天《与元九书》,实唐人诗学纲领,其论六义兴废,直溯本原,非徒为诗话者比。”
3. 【清】赵翼《瓯北诗话》:“白香山《与元九书》,洋洋数千言,自述平生志事,兼论诗道源流,最为详尽。其谓‘讽谕诗’为兼济之志,‘闲适诗’为独善之义,足见其用心之大。”
4.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白居易《与元九书》,专主美刺,几于以诗为谏书,虽过乎直,然其忧世之心可敬也。”
5. 【近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唐代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这确是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6. 【现代】钱锺书《谈艺录》:“《与元九书》为居易集中最长之文,亦其诗论之总汇。其持论似狭而实严,看似浅而实深,盖将以诗救世,非徒以诗娱己也。”
7. 【现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与元九书》乃研究白氏思想及其新乐府运动之最重要材料,不可忽视。”
以上为【与元九书】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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