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能称往古以广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之，曰：“寡人获先人之功，寄于众贤之上，夙兴夜寐，未尝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将以辅治寡人，诚窃嘉之，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欲闻流议者三年于兹矣。今先生进无以辅治，退不扬主誉，窃为先生不取也。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听焉。”先生曰：“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者有悖于目而佛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矣？”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先生试言，寡人将览焉。”
先生对曰：“昔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飞廉、恶来革等。三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雕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墟，杀戮贤臣，亲近谗夫。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喣喣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将俨然作矜庄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深山之间，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齐避周，饿于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戄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先生曰：“接舆避世，箕子被发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宴之闲，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谊，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摠远方，壹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曰：“嗟乎！余国之不亡也，绵绵连连，殆哉，世之不绝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亲节俭，减后宫之费，损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与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罚。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馀，囹圄空虚；凤皇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翻译
非有先生在吴国做官，进不能称述古代圣贤来开阔君主的心胸，退不能弘扬君主的美德以彰显其功业，默默无言已经三年了。吴王感到奇怪，问他：“我继承先人的功业，位居群臣之上，早起晚睡，从未敢懈怠。如今先生突然来到吴地，本以为能辅佐我治理国家，内心十分欣喜，以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不看美色，不听音乐，虚心静气，渴望听到高论，已经三年了。可现在先生既不进言辅政，又不宣扬君主声誉，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怀才而不表现，是为不忠；有谏言而不实行，说明君主不明。或许是我昏庸吧？”非有先生伏地应声，只是唯唯诺诺。吴王说：“现在可以说了，我将恭敬倾听。”先生答道：“唉！可以吗？可以吗？谈何容易啊！言论有时违背眼见、逆耳难听，虽合心意却利于自身；有的则悦目顺耳、令人心快，却有害于行为。若非英明圣主，谁能听得进去呢？”吴王说：“为何如此？《论语》说：‘中等以上资质的人，可以与之谈论高深道理。’请先生试为我言，我愿聆听。”
先生回答说：“从前关龙逄极力劝谏夏桀，比干直言规劝商纣，这两位大臣都竭尽忠诚，忧虑君恩不能泽及百姓，导致民心动荡，因此直指君过，切谏邪行，原想使君主荣耀，免除祸患。但现在不同了，这种话反而被视为诽谤君主，不合臣礼，结果自身受害，蒙受冤名，连累祖先，被天下耻笑。所以说‘谈何容易’！于是辅弼之臣瓦解，奸邪谄媚之人得势，像飞廉、恶来革之类便乘机而入。他们三人皆虚伪狡诈，巧言令色，靠阿谀奉承取得信任，暗中迎合君主雕饰奢华的喜好，投其所好，只求满足耳目之欲，以苟且容身为目标，终至覆亡而不自知，身死被杀，宗庙崩塌，国家化为废墟，贤臣遭戮，亲近小人。《诗经》不是说吗：‘谗人无极，交乱四国’，正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些卑躬屈膝、察言观色、花言巧语的人，终究无助于治国，志士仁人不屑为之。若要端庄严肃，直言极谏，上纠正君主之邪，下减少百姓之苦，则必触怒邪僻之主，违背衰世之法。因此保全性命之人不肯进言，只得隐居深山，堆土为屋，编蓬作门，在其中弹琴，歌咏先王之道，也可乐而忘死。所以伯夷、叔齐逃避周朝，在首阳山下饿死，后世称赞他们的仁德。由此可见，邪主之行实在可怕，所以说‘谈何容易’！”
这时吴王惊惧变色，撤去坐席和几案，端正跪坐，专心聆听。先生又说：“接舆避世隐居，箕子披发装疯，这两人都是为了躲避浊世以保全自身。倘若遇上明君圣主，得以在清闲之时从容陈辞，君主和颜悦色，他们便会倾吐肺腑，分析安危，权衡得失，上可安定君主，下可便利万民，那么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也就差不多可以实现了。所以伊尹甘受羞辱，背着鼎俎，调和五味去谒见成汤；姜太公在渭水之北垂钓以待文王。君臣心意相通，谋略无不成功，计策无不采纳，实在是遇到了合适的君主。深谋远虑，以道义规范自身，推恩惠于百姓，以仁爱为本，崇尚道义，褒奖有德之人，任用贤能之士，诛除奸恶叛乱，统御远方，整齐制度，美化风俗，这才是帝王兴盛的原因。上不违天性，下不悖人伦，则天地和谐，远方归附，故称‘圣王’。臣子职责既尽，于是裂土封爵，位至公侯，子孙世袭，名扬后世，人民至今称颂他们，正因为他们遇上了成汤与周文王。太公、伊尹如此显达，而关龙逄、比干却那样惨死，岂不令人悲哀！所以说‘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肃然沉思，低头久久思索，抬头时泪水纵横而下，感叹道：“唉！我的国家没有灭亡，延续至今，真是危险万分，社稷几乎断绝啊！”于是整顿朝廷礼仪，整肃君臣名分，举荐贤才，广施德政，推行仁义，奖赏有功之人；亲身节俭，削减后宫开支，减少车马耗费；摒弃淫靡音乐，疏远奸佞小人，精简厨房，去除奢侈，降低宫馆规格，拆毁园林池沼，填平沟堑，把土地财物分给无产业的贫民；打开内库，赈济贫困，赡养老人，抚恤孤寡，减轻赋税，省减刑罚。实行这些政策三年之后，国内安宁，天下大治，阴阳调和，万物各得其所；国家无灾异之变，百姓无饥寒之色，家家富足，积蓄丰盈，监狱空虚；凤凰飞来栖息，麒麟出现在郊野，甘露降下，红色灵草萌生，远方异族之人仰慕道义，纷纷前来朝贺。所以治乱之道、存亡之机，原本如此明显，但统治者却往往不肯实行，我私下认为这是极大的过错。因此《诗经》说：‘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正是这个道理。
以上为【非有先生论】的翻译。
注释
1. 非有先生：虚构人物，意为“并非有所作为之士”，反讽命名，实则德高望重。
2. 吴王：泛指诸侯之君，非特指春秋吴国之君，此处为托古设喻。
3. 关龙逄（páng）：夏末忠臣，因谏桀暴政被杀，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谏而死的大臣。
4. 比干：商纣王叔父，因强谏被剖心而死，后世尊为忠烈典范。
5. 飞廉、恶来革：皆殷纣宠臣，善于逢迎，助纣为虐，后被周武王所诛。
6. 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孔子过楚，接舆歌而讽之，后避世不仕。
7. 箕子：纣王诸父，谏而不听，遂披发佯狂，被贬为奴，后奔朝鲜。
8. 伊尹：商初贤相，曾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汤王天下。
9. 太公：即吕尚，姜子牙，年老垂钓于渭水，遇文王而起用。
10. 朱草：古代传说中的祥瑞植物，赤色，生于太平盛世，象征天命所归。
以上为【非有先生论】的注释。
评析
《非有先生论》是汉代东方朔创作的散文赋。赋中虚构非有先生回答吴王的问题，引经据典，借古讽今，以耸人听闻的笔力，表达其施政方略。全文纵横捭阖，气充辞沛。在艺术风格上，不以嬉笑怒骂的尖利讽刺见长，而更加表现出深味仕途艰难的感慨。结尾所展示的吴王听后“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痛下革弊的决心，三年之后出现“海内晏然，天下大治”的太平盛况，实际是集中阐发了东方朔一生的政治理想。此赋写于武帝晚年已经国事日非，皇皇大汉无可挽回地由极盛渐入衰微之时，所以倍显沉重而耐人寻味。
西汉辞赋普遍具有夸饰的风尚，喜铺陈夸张。《非有先生论》借非有先生之口，以耸人听闻的笔力，表达了东方朔的政治理想和施政方略。文章写非有先生在吴王手下做官，“默然无言者三年”，引起吴王的不满和责备。非有先生认为自己的话忠言逆耳，只有明王圣主才有可能采纳，以此迂回教导吴王，一位明王圣主必须有虚心纳谏的气度，才可能得到臣下的直言进谏。接着以古代关龙逄、比干直言进谏而遭杀身流放，遇邪主乱世伯夷、叔齐退隐，国王君主最终身死国灭的严重后果，令吴王愀然动容，危坐而听。
这时非有先生才正面谈论治国安邦的主张，他强调君贤臣良君臣遇合的难得，举商代伊尹、西周吕望为例。伊尹之于商汤，吕望之于周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他们“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褒有德，禄贤能”，帝业由是而昌。“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于是，伊尹、吕望“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与太公、伊尹相比，关龙逄、比干的下场，不是太悲哀了吗！在非有先生的谏词中，四次用到“谈何容易！”强调帝王能够虚心纳谏的难得。说得“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
听取了非有先生的建议，吴王发愤图强，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亲节俭，减后宫之费，损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罚。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社会安定，囹圄空虚，远方异俗响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文章以吴国之例，阐述治乱之道，存亡之端，把东方朔清明政治的理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1.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汉代讽谕赋，借“非有先生”之口，通过与吴王的对话，揭示君主纳谏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治乱兴亡的主题。
2. 全文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由“默然三年”引出疑问，继而以历史教训说明“谈何容易”，再以理想君臣关系展示治国蓝图，最后以吴王悔悟施行善政收束，体现儒家“格君心之非”的政治理念。
3. 文章融合寓言、史论与政论于一体，既有文学色彩，又具强烈现实批判意义，反映了汉代士人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和对专制君权的警示。
4. “谈何容易”四字反复出现，构成全文核心警句，强化了直言进谏之难与明主治国之贵，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哲理性。
5. 结尾描绘的太平盛世图景，不仅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写照，也暗含对当时政治现状的委婉批评，寄托作者改良社会的愿望。
以上为【非有先生论】的评析。
赏析
1. 本文采用主客问答体，继承《楚辞·卜居》《渔父》及枚乘《七发》传统，通过虚拟对话展开议论，增强说服力与戏剧性。
2. 语言骈散结合，气势恢宏，多用排比、对仗、典故，如“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凤皇来集，麒麟在郊”等，营造庄重典雅的氛围。
3. 历史对比手法突出：以关龙逄、比干之悲与伊尹、太公之荣对照，凸显“得遇明主”的重要性，深化主题。
4. 心理描写细腻：从吴王初之疑惑，到惊惧变色，再到流泪悔悟，层层推进，展现其思想转变过程，极具感染力。
5. 理想政治图景的描绘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诸如“囹圄空虚”“甘露既降”“远方异俗……来朝贺”，既是儒家大同理想的体现，也是汉代祥瑞思想的反映。
6. “谈何容易”一句三次重复，形成回环节奏，既是情感高潮的爆发点，也成为贯穿全文的精神主线，极具警醒作用。
7. 文章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既可视为政论文，亦可视作讽谕赋的代表作，在汉赋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
8. 虽托名东方朔，实为后人依托之作，风格近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的儒学化赋风，强调道德教化与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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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文选》李善注引《汉书》曰：“东方朔设虚辞，作《非有先生论》，讽于政也。”
2. 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云：“枚乘《七发》云构，邹阳《七激》联采，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至于东方朔之《非有》，可谓辨切矣。”
3.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称：“汉人文章，质实有余，风韵不足，独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婉而多讽，近《国风》遗意。”
4.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此篇结构全仿《七发》，而立言更正，归本仁义，盖欲以讽世主，非徒骋辞而已。”
5. 林云铭《古文析义》评曰：“通篇以‘谈何容易’四字作骨，反复申明，令人凛然生畏，而后写吴王感悟，次第井然，真有移山倒海之力。”
6. 近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指出：“东方朔作《非有先生论》，托讽时政，辞虽夸而意甚切，实汉代讽谕之遗风。”
7. 马积高《赋史》谓：“此赋借古讽今，融史论、政论于辞赋之中，体现了汉代大赋向抒情言志转化的趋势。”
8. 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称：“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其辞若滑稽，其志在匡救，所谓‘外似无用，内怀忧患’者也。”
9.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纪昀语：“此赋议论正大，波澜壮阔，较之《七发》尤为切实有用。”
10. 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史讲话》评：“《非有先生论》以寓言形式表达深刻政治见解，是汉代知识分子干预现实的重要文本之一。”
以上为【非有先生论】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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