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特有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乎？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翻译
周王朝日渐衰微，先王们的遗存也就消亡了。到了汉代，六艺经传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复出，读书人于是可以跟着百家继续学习。谈道论德的人，自恃德行崇高远大隐逸山林不被任用；议论为政之道的人，总是浅近低贱又不效法古代。在那个时候，能够通晓先王之道的人，只有杨雄而已。但是杨雄的文章，世人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但是出现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他们都在保持自我操守上很着力。他们没有草率简略的思想，对于物质上的索取与给予，官位上的提拔或废退，道义上的取舍，一定会从礼义方面来考虑。 从那时候到魏晋以来，社会风气低劣人才匮乏已经很久了。到了当世，才有读书人从千年之外的典籍开始专研，阐明先王之道，来让后学之子觉悟。世人虽然不能全部了解他们的思想，但是却常常喜欢它。所以学习他们的精髓的人，论及道德的主旨，知道应该不在近代追求它：议论参与政事的规矩，知道效法古人不是绕远的。他们不被百家之言所扰乱，不被经传上的解释所蒙蔽。他们像这样的博学，这是汉代的读书人所不能比的。但是现在能够遵从和恪守的人，就不是很多了。所以像《乐》、《易》那样淳朴的风气已经衰微了，那种诡异欺骗浅薄丑陋的风习占了优势。汉代风习太美，这是我们这代人比不上的原因啊。
见闻有时很浅薄，但是他的道义很高，和（那种）见闻很渊博，却他的操守不够（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自汉代的读书人是从乡里被推举，所以不能不笃志于自我修养。现今是用文章来选用的，所以不能不专注于学习。至于那些学习深入的，理解到了内心深处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种境界。从这个现象看，那么朝廷喜欢的东西，朝野的人一定比之更厉害啊。难道不是真的吗？让汉代和当今都有学校样的教化开导的方法，那么读书人对于做学问和做人，怎么会有如此之偏颇呢？
筠州也算是个州，可是在大江之西，地理偏僻与世隔绝。在庆历初年，天子下诏设立学校，但是只有筠州不能呼应诏令，筠州的读书人认为是个弊端。到治平三年，才有开明之士上报董。董就和郑察看州东南，发现一块地势高旷之地，在上面建造了学舍。两位贤君就带着报呈的文书去了京城，并嘱咐我写篇记。
我认为两位贤君对筠州的为政，真的是有所追求的。所以替他们写上我的见闻而成了这篇记，等他们回来之后刻石记录这件盛事吧
版本二：
周朝衰落后，先王的治国之道逐渐消失。到了汉代，六经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重新出现，士人只能在百家学说之后学习经典。在那个时代，能够阐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一人而已。然而扬雄的著作，在当时并未被世人所重视。尽管如此，那个时代的士人却都勇于自立，没有苟且敷衍的心态，他们在取舍、进退、去留之间，必定以礼义为准则。
从那时起，一直到魏晋以来，社会风俗败坏，人才匮乏的情况已经很久了。直到今天，才特别有一些士人从千载之后兴起，重新阐明先王之道，使后来的学者得以觉醒。虽然世人未必都能理解他们的深意，但往往对他们心生喜爱。因此，学习这些学说的人，谈论道德的根本宗旨，便知道应对时务不能只顾眼前；议论施政的根本原则，便知道效法古代并非迂腐。他们不被百家之言所扰乱，也不被传注疏解所蒙蔽。他们的认识达到这样的高度，是汉代的士人所无法企及的。然而，真正能够尊崇并坚守这些道理的人，却未必很多。因此，和乐简易、敦厚朴实的风俗日渐衰微，而诡诈虚伪、刻薄恶劣的习气反而盛行。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的教化风尚之美，还未能赶上汉代的原因。
有些人所听闻的道理或许浅显，但其意义却极为高远；有些人知识广博有余，但在实践上的坚守却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汉代的士人通过乡里察举选拔，所以不能不注重自身的修养；而今天的士人则通过文章科举来选拔，所以不能不专注于学问。至于长期沉浸于某种学习方式之中，内心真正获得的东西，有时连自己也意识不到。由此看来，上面所喜好的，下面必然更加推崇。这难道不是确实可信的吗？如果汉代与今天都有正确的教化引导方法，都有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那么士人在学问与品行方面，又怎么会有所偏废呢？
筠州这个地方，位于长江以西，地势偏僻闭塞。在庆历初年，朝廷下诏命天下各州建立学校，唯独筠州未能响应诏令，当地的士人都以此为耻。直到治平三年，才有人向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禀告此事。董君于是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一同勘察州城东南，找到一块地势高爽开阔的地方，在那里修建了学宫。两位官员随后派人带着书信前往京城，请求我为此事写一篇记文。
我认为这两位官员对于政务，可以说是知道什么是根本要务了。因此，我写下自己所听闻的道理作为这篇记，让他们带回去刻在石上，以作纪念。
以上为【筠州学记】的翻译。
注释
1 先王之迹熄：指周代以来的圣王治国之道中断消失。
2 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经历秦始皇焚书后残存下来。
3 扬雄：西汉末年著名学者，著有《法言》《太玄》等，主张恢复儒家正统。
4 察举于乡闾：汉代选官制度，由地方推举孝廉、贤良等人入仕。
5 庠序：古代学校的名称，泛指教育机构。
6 筠为州：筠州，宋代州名，治所在今江西高安。
7 庆历之初：指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初期。
8 治平三年：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
9 董君仪：时任筠州知州，尚书都官郎中。
10 郑君蒨：时任筠州通判，国子博士。
以上为【筠州学记】的注释。
评析
《筠州学记》是曾巩应地方官员之请所作的一篇记体散文，记述了筠州设立官学的过程，并借此阐发对教育、士风、政治与文化传承的深刻思考。文章由历史纵览切入，对比古今士人精神风貌的异同，指出当前虽有复兴先王之道的趋势，但真正能“尊而守之”者尚少，风俗教化仍有待提升。作者将兴学之举上升到国家教化、人才培养的高度，强调制度建设与上层倡导的重要性。全文结构严谨，层层递进，既有史论深度，又有现实关怀，体现了北宋古文家“文以载道”的典型风格。
以上为【筠州学记】的评析。
赏析
本文属典型的“学记”文体，既记事又论理，融历史反思、现实批评与理想建构于一体。开篇追溯周秦汉魏以来学术与士风的演变，以扬雄为枢纽，突出“明道”之难与“守道”更难的主题。中间段落转入对当代士人“知高于汉而守不及古”的剖析，揭示制度导向对人格养成的关键作用——汉重德行察举，故士笃于修身；今重文章取士，故士专于学问。此一比较极具洞察力，直指科举制度下“重才轻德”的隐患。
继而笔锋转至筠州立学之事，看似叙事平淡，实则蕴含褒奖之意：地处偏远而能奋起兴学，正是扭转风俗、振兴教化的起点。结尾点明作记目的，呼应开头“教化开导之方”，形成闭环结构。全篇语言质朴醇厚，逻辑严密，无浮辞赘语，体现曾巩“纡徐委备，明白条达”的文风特色。尤其善用对比与设问，增强说理力量，如“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转折之间，警醒人心。
以上为【筠州学记】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巩之文，长于叙述，简严静正，不为驰骤之辞，而意味深长。”
2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此文叙次简洁，而感慨处自见风骨，盖得欧公之遗意。”
3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曾子固学记诸篇，皆有关世教，非徒记建筑亭台而已，《筠州学记》其一也。”
4 林纾《春觉斋论文》：“曾文最重筋脉，此文由古说到今，由说到事，步步踏实，绝无空腔。”
5 吕留良评点《古文精选·曾巩》：“通体以‘士之趋向系乎上之所导’为主脑，故立论正大，不涉蹊径。”
以上为【筠州学记】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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