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翻译
董仲舒是广川人。年轻时研究《春秋》，在汉景帝时担任博士。他讲学时放下帷帐诵读讲解，弟子们依照入学先后依次转相传授学业，有的学生甚至从未见过他的面。据说他三年都不曾望一眼园中景色，专心治学到了如此程度。他举止进退合乎礼仪，凡不合礼的事绝不做，因此学者们都尊崇他为师。
汉武帝即位后，接连多次举荐贤良文学之士，人数达百余名，而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参与对策。
皇帝下诏说：“朕承继至高无上的美德，要将它传之无穷，施之无极。责任重大，守持艰难，所以日夜不敢安逸享乐，始终思考万事的根本纲领，仍担心有所缺失。因此广泛延请四方杰出人才，由郡国诸侯共同推选贤良、廉洁、博学之人，希望听闻大道的要义、至理的极致。如今你作为被举荐者中的首位，朕非常赞赏。请你专心致志地思考，朕愿倾听并提出问题。
我听说五帝三王之道，通过改革制度、创制礼乐而使天下和谐安宁，历代君王都遵循这一传统。虞舜时代的音乐以《韶》最为盛大，周代则以《勺》最为隆盛。圣王虽已逝去，但钟鼓管弦之声并未衰败，然而大道却日渐残缺，逐渐堕落到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行，王道彻底败坏。在这五百年间，遵守成法的君主和当权之士，想要效法先王之法来辅佐当世的人很多，却终究未能恢复正道，反而日益衰亡，直到后世新王出现才终止。难道是他们所秉持的原则违背了正道，失去了统绪吗？还是上天降命之后不再挽回，必定要等到极度衰败之后才停止呢？唉！我们这样勤勤恳恳，早起晚睡，致力于效法上古，难道真的毫无补益吗？夏、商、周三代受命于天，其符瑞在哪里？灾异变化又是因何而起？人的性命本性，或短命或长寿，或仁德或鄙陋，这些我们常听其名号，却未能真正理解其中道理。如何才能实现政令畅通、刑罚轻简而奸邪自改，百姓安居乐业，政治清明，甘露下降，五谷丰登，恩德润泽四海，遍及草木，日月星三光明亮，寒暑调和，承受上天福佑，享通鬼神灵验，德泽洋溢，远播海外，惠及万物生灵？
你长期研习先圣事业，熟悉风俗教化的变迁，通晓事物的始终顺序，也久闻高尚议论，请明确告诉我。请分条陈述，不要杂乱堆砌，也不要合并遗漏，务求依据学术，谨慎出处。若有不正直、不忠诚、不尽责之处，记录下来也不泄露，归咎于我自身，不必担忧日后祸患。请你尽心直言，不要隐瞒，朕将亲自阅览。”
董仲舒回答说：
陛下发出仁德之音，下达英明诏书，探求天命与人性，这些都不是我这样的愚臣所能完全理解的。我谨依据《春秋》所载，考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观察“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实在令人敬畏。国家如果将要出现失道而导致败亡，上天会先降下灾害予以谴责警告；若不知反省，又会出现怪异现象以惊惧警示；若仍不知改变，那么真正的伤败就会到来。由此可见，上天之心仁爱君主，意在阻止动乱的发生。除非是极端无道的时代，否则上天总是想扶持保全君主的，关键在于努力自强罢了。努力学习，就能见闻广博、智慧日增；努力行道，就能德行日进、功业显著：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奋发图强而实现的。《诗经》说“日夜不懈”，《尚书》说“努力啊努力！”都是强调努力的意思。
所谓“道”，就是通往太平治世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其中的工具。因此，即使圣王已经去世，其子孙仍能长久安宁数百年，这正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在新的王者尚未制作新乐之前，应采用前代适合当世的音乐，深入民间进行教化。只有当教化深入人心，雅颂之乐才能成就。所以王者功成之后便作乐，是为了歌颂自己的德行。音乐的作用在于改变民风、转化民俗；它对民众的影响既容易又深刻。声音源于内心的和谐，触动肌肤，深入骨髓。因此，尽管王道已有微小缺损，但管弦之声尚未衰败。虞舜早已不再执政，但其遗留下来的乐颂之风仍有留存，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君主没有不想国家安定而不愿危亡的，但政乱国危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原因在于用人不当，所走之路非正道，因此政治日益衰败。周朝的治道在幽王、厉王时期开始衰落，并非“道”本身消失了，而是幽、厉二王不肯遵循。到了宣王时期，追思先王之德，振兴废政，弥补弊端，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周道重新焕发光彩，诗人赞美他，上天也赐予贤才辅佐，后世称颂，至今不绝。这就是日夜不懈行善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弘扬道，不是道来弘扬人。”所以治乱兴衰取决于自己，并非天命不可逆转，而是操持失当、背离了根本所致。
我听说，上天特别尊奉并使之成为王者的人，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然出现的征兆，这就是受命的符瑞。天下之人同心归附，如同子女归向父母，因此天象祥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白鱼跳入王舟，火焰飞上王屋化为乌鸦”，大概就是受命的符瑞。周公说“复兴啊复兴”，孔子说“有德之人不会孤单，必定会有邻伴”，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至于后世，淫逸衰微，不能治理百姓，诸侯背叛，残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德教而依赖刑罚。刑罚失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积聚于下层，怨恨积压于上层。上下不和，则阴阳错乱，妖孽滋生——这便是灾异产生的根源。
我听说，“命”是天的命令，“性”是生命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人夭折有人长寿，有人仁德有人鄙陋，这是由环境陶冶形成的，不能完全纯粹美好，其中有治乱的因素，所以才不齐一。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风吹草必倒。”因此尧舜施行仁政，百姓就仁厚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鄙陋短命。上面的教化影响下面，下面顺从上面，就像泥土在陶匠手中任其塑造，又像金属在熔炉中任其铸造。“安抚他们就会前来，动员他们就会和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依据《春秋》的文字，探寻王道的开端，发现始于“正”。正属于王，王属于春。春是天之所为，正是王之所为。意思是：上承天意，下以端正自身行为，这就是王道的起点。因此，君王若想有所作为，应当从天那里寻求根本。天道最重要的体现是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杀，德主生。因此阳通常居于盛夏，以生育养长为职责；阴通常居于寒冬，藏于空虚不用之地。由此可知，天重德而不重刑。天让阳在上布施万物、主管一年收成，让阴在下潜伏，适时辅助阳。阳若无阴相助，也不能独自完成岁功，但最终仍以阳为主导完成年度循环，这是天意所在。君王秉承天意行事，故应重德教而不重刑罚。刑罚不可用来治理天下，正如阴不能主导一年的形成。若治国而专任刑罚，就是违背天意，所以先王从不这样做。现在废弃先王德教之官，仅靠执法之吏治民，岂不是专任刑罚的倾向吗？孔子说：“不加教育就处罚，叫做暴虐。”以下层实行暴政，却想让德教普及四海，那是难以成功的。
我再依据《春秋》“一元”的含义：“一”是一切万物的起源，“元”是言辞中最重大的概念。称“一”为“元”，是重视万物之始、力求正本清源。《春秋》深入探究根本，从最重要的地方开始。因此，作为君主，必须先正其心，然后正朝廷；正朝廷而后正百官；正百官而后正万民；正万民而后正四方。四方既正，远近无人敢不统一于正道，邪气也就无法侵入。于是阴阳协调、风雨及时，万物和谐、人民繁衍，五谷成熟、草木茂盛，天地之间充满润泽而极为丰美，四海之内闻知盛德纷纷归附称臣，各种吉祥之物皆可招致，全部降临，王道至此才算完成。
孔子曾感叹：“凤凰不来，河图不出，我也算完了！”他是为自己虽可达此境界，却因地位卑微而无法实现感到悲哀。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于可以实现理想的位置，具备可以达成的力量，又有实现理想的资质，品行高尚、恩惠深厚，智慧明达、心意美好，爱护百姓、喜好贤士，可谓合乎道义的君主。然而天地尚未响应，祥瑞未曾显现，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教化未立，万民未正。百姓追逐利益，如同水往低处流，若不用教化加以堤防，就无法制止。因此，教化建立则奸邪止息，是因为堤防完整；教化废弛则奸邪并出，刑罚也无法遏制，是因为堤防崩坏。古代帝王明白这一点，所以南面称王治理天下，无不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设立太学以教化全国，设置乡校以教化城乡，用仁渐染百姓，用义磨砺民心，用礼节制行为，所以刑罚轻微却无人犯禁，正是因为教化推行、习俗美好的缘故。
圣王继承乱世之后，清除旧迹，彻底扫除弊政，重新修明教化，推崇道德。一旦教化彰明、习俗形成，子孙沿袭，五六百年都不会败坏。到周朝末年，严重背离正道，终至失去天下。秦朝接续其后，不但不改正，反而变本加厉，严禁文学，不准私藏书籍，抛弃礼义，厌恶听闻先圣之道，一心想要灭绝古代圣贤的思想，实行放纵苟且的统治，结果立为天子仅十四年就国家灭亡。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像秦这样以混乱接续混乱、极大伤害天下百姓的政权。其遗毒余烈至今未消，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人民愚顽不化，互相抵触对抗，败坏到如此程度。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垒的墙无法粉刷。”如今汉朝接续秦朝之后，就如同朽木粪墙，即使想好好治理，也几乎无能为力。法令一出，奸诈即生；政令一下，欺诈即起，好比用热水止沸，抱着柴火救火，越治越糟。私下打个比方：琴瑟不调，严重的必须拆解重张才能弹奏；政令不行，严重的必须变革更新才能治理。应当更张而不更张，即使有良工也无法调好；应当变革而不变革，即使有大贤也无法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一直想实现善治，却至今未能，问题就在于应当变革却没有变革。古人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今临政盼望治国已七十多年，不如退而实行变革；变革之后便可实现善治，善治则灾害日渐消除，福禄日渐来临。《诗经》说：“宜民宜人，受禄于人。”施政而有利于百姓，自然也会得到上天的福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正是君王应当修明整顿的内容；若能修明这五者，就能承受上天的眷顾，享受鬼神的灵应，德泽远播境外，惠及一切生灵。
天子看了他的对策后十分惊讶，于是再次下诏询问：
诏书说：听说虞舜之时，游于廊檐之下，垂拱无为，天下却太平。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来不及吃饭，天下也得到治理。帝王之道难道不是同一条主线吗？为何劳逸差别如此之大？
节俭的人不会制造黑色黄色的旌旗装饰。到了周代，设立双阙，乘坐大车，手持朱红色盾牌玉斧，八列舞队在庭院中表演，颂扬之声兴起。帝王之道难道指向不同吗？有人说“美玉无需雕琢”，又有人说“没有文饰就无法辅助德行”，这两种说法相互矛盾。
殷人用五刑监督奸邪，伤害身体以惩恶。周成王、康王不用刑罚，四十多年天下无人犯罪，监狱空虚。秦国沿用此法，死者众多，受刑者接连不断，真是衰败可悲！
唉！朕清晨早起，日夜思念前代帝王的法度，永远思考如何尊奉至尊，彰显宏业，关键在于重视农业、任用贤才。如今朕亲自耕种籍田以示劝农，鼓励孝悌，尊崇有德之人，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慰问勤劳者，抚恤孤独者，竭尽心思，但功业美德似乎仍未达成。如今阴阳错乱，邪气弥漫，众生难以顺利成长，百姓尚未安顿，廉耻混淆，贤与不肖不分，未能识别真才。因此广泛延请特出之士，希望能有所收获！现在你们百余位待诏之士，有的谈论时务却难以实施，考证上古却与今不合，或许是被文字束缚而无法施展？还是方法不同、所闻各异？请各自详尽回答，写在篇章中，不要忌讳有关部门。阐明主旨大意，深入探讨，以符合朕的心意。
董仲舒再次回答：
我听说尧接受天命，以天下为忧，而非以权位为乐，因此诛逐乱臣，力求贤圣，得以任用舜、禹、稷、契、皋陶等人。众圣辅佐德行，贤能各司其职，教化大行，天下和谐，万民皆安于仁、乐于义，各得其所，举止合礼，从容合道。所以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尧在位七十年，禅位于虞舜。尧死后，天下不归其子丹朱，而归于舜。舜明知不可推辞，于是即天子位，任用禹为相，沿用尧的辅臣，继承其统绪，因此能够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正是这个意思。至于殷纣王，逆天害物，杀害贤能，残害百姓。伯夷、太公望这样的贤人隐居不出。在职官员纷纷逃亡，投入江海。天下凋敝混乱，万民不安，所以人心归周。文王顺应天理人事，任用贤圣，因此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贤士聚集朝廷。仁爱施于百姓，天下归心，所以太公望从海滨被提拔为三公。当时纣王仍在高位，尊卑混乱，百姓流离，因此文王痛心疾首，欲拯救百姓，所以忙到太阳偏西都来不及吃饭。孔子作《春秋》，先确立“王”的正统，联系万事，体现出“素王”的文治精神。由此可见，帝王的根本原则相同，但劳逸不同的原因，在于所遇时代不同。孔子说：“《武》乐尽美而未尽善”，正是此意。
我听说制度、文采、玄黄装饰，是用来区分尊卑、辨别贵贱、激励有德的。所以《春秋》受命之初，首先改革历法、改变服饰颜色，以顺应天意。因此官府、旌旗的制度，是有法可依的。孔子说：“奢侈则傲慢，节俭则寒酸。”节俭并非圣人的中庸之道。我听说“良玉不雕”，因其质地温润美好，无需雕琢，这类似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但普通的玉石不雕琢就不能成器；君子不学习也不能成就德行。
我听说圣王治理天下，年少时就加以教育，长大后量才授职，用爵禄培养其德行，用刑罚威慑其恶念，因此百姓通晓礼义，以违犯上级为耻。武王践行大义，平定残暴，周公制定礼乐加以文饰，到成康盛世，监狱空虚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渐进和仁义的流传，而非仅靠体罚所能达到的。至于秦朝则不然。它师法申不害、商鞅之法，推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古代帝王之道，以贪婪残暴为风尚，没有文德来教化百姓。只看名义不察实情，行善者未必免罪，作恶者未必受罚。因此百官都说虚假之辞不顾实际，表面恭敬内心背叛；虚伪欺诈，追逐私利毫无羞耻；又喜欢任用残酷苛刻的官吏，赋税无度，耗尽民力财力，百姓流离失所，无法从事耕织，群盗蜂起。因此受刑者众多，死尸相望，而奸邪不止，这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罚约束，百姓只能避免惩罚而无羞耻之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如今陛下统一天下，四海归服，广览兼听，集众智之长，尽享天下之美，至高的德行昭然彰显，远播境外。夜郎、康居等万里之外的异邦都悦服归义，这已是太平景象。然而功德未能惠及百姓，恐怕是君主之心尚未真正落实。曾子说：“尊重你所听到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践你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高明光大不在别处，只在于是否用心而已。”希望陛下以内心理解所闻之道，真诚实行，那么与三王有何区别呢？
陛下亲自耕种籍田以劝农，早起晚睡，忧劳万民，追思古道，力求贤才，这正是尧舜用心的表现。但至今未见成效，是因为士人平时未加培养。不平日培养士人而想求得贤才，犹如不雕琢玉石而指望它有文采。因此培养士人的最大途径，莫过于兴办太学；太学是贤士汇聚之所，是教化的根本源头。如今一个郡国之中竟无一人能应诏对策，说明王道正在逐渐断绝。我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名师，以培养天下士人，定期考核以发掘其才能，则英才俊杰应当可以获得。现在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表率，负责传达君主恩泽、推行教化；若这些表率不贤，则君主之德无法宣扬，恩泽无法下达。如今官吏既不教育百姓，有的还不执行君主法令，虐待百姓，与奸商勾结，使贫穷孤弱者冤苦失职，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邪气充塞，众生难遂其生，百姓未得安济，都是地方长官不明所致。
而这些长官多出自郎中、中郎，由二千石官员子弟选拔而来，又往往凭借财富入选，未必贤能。况且古代所谓的功绩，是以任职是否称职为标准，而非累积年资。因此才能低下者即使任职多年，仍居小职；贤能之士即使时间不长，也不妨碍成为辅佐。所以官员才会竭尽才智，致力于职事以建功立业。如今却不是这样。靠年资获取尊贵，靠久任获得官位，因此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杂，无法识别真正人才。我认为应让各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从属吏百姓中选拔两名贤者，每年推荐二人担任宿卫，并借此考察大臣的能力；推荐贤者有赏，推荐不肖者有罚。如此一来，诸侯与高官都会尽心求贤，天下之士便可为国所用。若能遍得天下贤人，则三王盛世易于实现，尧舜之名也可企及。不应以年月计功，而应以实际才能为上，量才授官，按德定位，则廉耻分明，贤与不肖各得其所。陛下若能施恩宽恕，允许我不受条文拘束，深入探讨，我怎敢不尽愚忠！
于是天子第三次下诏。
诏书说：听说“善于谈天的人必能在人事中找到证据，善于论古的人必能在当今得到验证”。所以我询问天人感应之道，上赞唐尧虞舜，下哀桀纣，探究渐渐衰微或渐渐昌盛的道理，愿虚心改进。如今你精通阴阳造化之理，熟习先圣之道，但文辞表达尚不够充分，难道是对当今事务感到困惑吗？条理未尽，纲纪未终，是我的理解不清吗？还是听起来迷惑？三王的教化各有源头却又都有缺失，有人说长久不变的才是道，难道意义不同吗？如今你已阐述了大道的极致，陈述了治乱的开端，请你彻底探究，反复阐明。《诗经》不是说：“啊，君子们，不要贪图安逸，神明在听着，将赐你大福。”我将亲自阅览，希望你进一步阐明。
董仲舒再次回答：
我听说《论语》说：“能做到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陛下恩惠下施，肯倾听求学之臣的意见，再次下达明诏，深切追问，以穷究圣德，这不是我这样愚钝之人所能完全胜任的。上次的回答条理未尽，纲纪未终，言辞不清，旨意不明，这是我浅陋的过错。
诏书中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我听说“天”是万物的始祖。它普遍覆盖包容而无偏私，设立日月风雨以调和万物，运行阴阳寒暑以成就生命。因此圣人效法天而立道，也应广施仁爱而无私，布德施仁以厚待百姓，设立道义礼制以引导民众。春天是天生育之时，仁是君主慈爱的表现；夏天是天成长之时，德是君主养育的表现；霜降是天肃杀之时，刑是君主惩罚的表现。由此看来，天与人的对应，古今相通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考天道，下察人情，参照古代，验证当今。因此《春秋》所讥讽的，正是灾害降临之处；《春秋》所厌恶的，正是怪异显现之所。记载国家过失，兼录灾异变化；由此可见，人的行为善恶之极，能与天地相通相应。这也是谈论“天”的一个方面。古代设立教化之官，致力于以德善化民，等到教化大成之后，天下常年无人入狱。如今废弃此类制度，无法教化民众，人们因而抛弃礼义而追逐财利，犯法者众多，一年之中案件数以千计。由此可见古代制度不可不用，因此《春秋》对于变更古制者往往加以讥讽。天的命令称为“命”，命若无圣人则无法推行；质朴的本性称为“性”，性若无教化则无法成就；人的欲望称为“情”，情若无节制则无法约束。因此君王应在上谨慎承接天意以顺天命，在下致力明教化以成人性，修正法度以别尊卑，防制欲望；做到这三点，就把握了根本。人受命于天，本就超越其他生物：在家有父子兄弟之亲，在外有君臣上下之义，聚会交往时有老幼尊卑之礼，礼仪粲然，情感欢洽，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原因。天生长五谷供人食用，桑麻供人穿衣，六畜供人饲养，牛马可供役使，虎豹可圈养，这是人类得天之灵，贵于万物的表现。所以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明白天性，才知道自己贵于万物；知道贵于万物，才懂得仁义；懂得仁义，才重视礼节；重视礼节，才能安于善；安于善，才乐意循理；乐意循理，才配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诏书说：“上赞唐虞，下哀桀纣，探究渐渐衰微或昌盛之道，愿虚心改进。”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因此圣人无不从小处积累而成显明。尧起于诸侯，舜出于深山，都不是一日成名，而是逐渐积累所致。言语出自己口，无法堵塞；行为发于自身，无法掩盖。言行是治国大事，君子以此感动天地。因此注重小事者能成大事，谨慎细微者能显扬名声。《诗经》说：“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所以尧每日兢兢业业行道，舜每日勤勤恳恳尽孝，善行积累而名声显扬，德行彰明而地位尊崇，正是这种“浸明浸昌”的道路。善行积累于身，如同白昼渐长，人不易察觉；恶行积累于身，如同火焰销蚀油脂，人看不见。若非洞察性情、明察风俗者，谁能知晓？这正是唐虞得美名，而桀纣令人哀惧的原因。善恶相随，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回应声音。桀纣暴虐，谗佞并进，贤者隐匿，恶行日显，国家日乱，却安然自以为如日中天，终至衰败。暴逆不仁者并非一日灭亡，也是逐渐发展，所以桀纣虽无道，仍能统治十余年，这正是“浸微浸灭”的过程。
诏书问：“三王教化各有源头却又都有缺失，有人说长久不变的才是道，难道意义不同？”我听说令人愉悦而不混乱、反复而不厌倦的才叫“道”；“道”适用于万世，偏离“道”就是“弊”。先王之道总有不足之处，因此政策有时昏暗不行，只需补救其偏失即可。三王之道源头不同，并非彼此相反，而是为了纠正过度、扶持衰弱，因应时代变化。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只是改正历法、更换服饰颜色以顺天命，其余完全遵循尧道，何必另创新制！因此王者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是针对前代弊端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孔子说：“殷因袭夏礼，有所损益可知；周因袭殷礼，有所损益可知；将来继承周者，即使百世也可知。”说明百代帝王都将在这三者中选择。夏继承虞，却不提损益，因为其道一致且崇尚相同。道的根本源自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承共守一道，无需救弊之政，故不言损益。由此观之，继承治世者道同，继承乱世者道变。如今汉朝继大乱之后，应适当减少周代的文饰，采用夏代的质朴。
陛下有明德善道，怜悯世风浅薄，哀叹王道不彰，因此举荐贤良方正之士，讨论政事，欲振兴仁义之林，彰明帝王法制，建立太平之道。我愚昧浅薄，只能陈述所闻所学，转述师说，勉强不失而已。至于评论政事得失，考察天下兴衰，这是三公九卿之责，非我所能。但我心中有一疑问：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同样是这片天下，古代能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无奸邪，民无盗贼，监狱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仪，麒麟出游。以古比今，为何差距如此之远？何处违背了古道？何处悖于天理？若追溯古代，返观天道，或许可见端倪。
天也有分配法则：有牙齿的就没有角，有翅膀的双脚受限，这是所得大者不能再取小的体现。古代享有俸禄者，不靠体力谋生，不从事工商末业，也是“所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意一致。若已得大位，又争小利，连天都无法满足，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喧哗抱怨、苦于不足的原因。自身尊贵居高位，家庭富裕享厚禄，凭借富贵之力与民争利，百姓怎能抗衡！因此他们奴婢众多，牛羊成群，田宅广阔，产业繁多，积蓄丰厚，不断扩张，压迫百姓，百姓日益贫困。富者奢侈无度，贫者困苦愁绝；困苦愁绝不被救济，则百姓不愿活下去；不愿活命者，连死都不怕，怎会畏惧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不止的原因。因此享有俸禄之家，只应领取俸禄，不得与民争业，然后利益才能均布，百姓才能家家富足。这是天理，也是太古之道，天子应立法遵循，大夫应身体力行。所以公仪休为鲁相，回家见妻子织布，愤怒休妻；在家中吃葵菜，生气拔掉葵菜，说：“我已食禄，怎能再夺园夫织女之利！”古代贤人在位者皆如此，因此百姓敬仰其品行而服从教化，民风廉洁而不贪婪。到周室衰微，卿大夫重利轻义，失去谦让之风，甚至发生争田诉讼。诗人痛心讽刺：“巍巍南山，岩石嶙峋，赫赫师尹，万民注视。”你若好义，百姓就趋向仁善；你若好利，百姓就趋向邪恶，风俗败坏。由此可见，天子大夫是百姓的榜样，远方之人四面观望。近者模仿，远者效法，岂能身居贤人之位而行庶人之事！急切求财生怕匮乏，是平民的心态；急切求仁义生怕不能教化百姓，才是大夫应有的心态。《易经》说：“负且乘，致寇至。”乘车是君子之位，背负是小人之事，说的是居君子之位而行小人之事，祸患必至。若居君子之位，行君子之行，则除了公仪休在鲁国为相的事迹，再无可效法者了。
《春秋》崇尚大一统，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如今各家学说不同，人人议论各异，百家主张不同，目标不一，因此朝廷无法维持统一；法律频繁变动，百姓无所适从。我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范围、不遵孔子之术的学说，都应禁止传播，不让它们并行发展。邪僻之说消灭，然后纲纪才能统一，法度才能明确，百姓才知道该追随什么。
对策结束后，天子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辅佐易王。易王是皇帝的兄长，一向骄横，喜好勇武。董仲舒以礼义匡正其行为，易王对他十分敬重。后来易王问他：“越王勾践与大夫文种、范蠡密谋伐吴，终于灭吴。孔子称殷有三仁，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仁。齐桓公遇疑事请教管仲，我遇疑事请教您。”董仲舒答道：“我愚昧不足以应对大问。听说从前鲁君问柳下惠：‘我想伐齐，如何？’柳下惠说：‘不可。’回来后脸上仍有忧色，说：‘我听说讨伐别国不该问仁人，这话怎会落到我头上！’仅仅被问一句，尚且感到羞耻，何况设诈谋伐吴呢？由此看来，越国本来就没有一个仁人。仁人者，端正道义而不谋私利，彰明正道而不计功劳。所以在孔子门下，五尺童子都羞于提及五霸，因为他们先用诈力后讲仁义。若只是欺诈，就不值得在大君子之门称道。五霸比起其他诸侯算是贤明，但比起三王，就如同粗石与美玉之别。”易王说：“说得好。”
董仲舒治国，依据《春秋》所载灾异变化，推演阴阳错行之理。求雨时封闭阳气、开放阴气，止雨则相反。在全国施行，从未不能如愿。后被罢免为中大夫。此前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仲舒居家推论其含义，草稿未成，主父偃来访，私下看到，嫉妒他，偷走文书上奏朝廷。皇帝召集群儒讨论，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是老师所作，认为极为愚蠢。于是将董仲舒交付司法，判死刑，后下诏赦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谈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正值对外征伐四夷，公孙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却迎合时势官至公卿。董仲舒认为他阿谀奉承，公孙弘因此嫉恨他。胶西王也是皇帝兄长，尤其放纵，多次害死二千石官员。公孙弘便对皇帝说：“唯有董仲舒可任胶西王相。”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大儒，善待他。但董仲舒担心久留获罪，称病辞职。他先后辅佐两国，皆侍奉骄王，以身作则，多次上疏谏诤，在国内推行教化，所到之处皆治。离职归家后，从不过问家产，专心治学著书。
董仲舒在家时，朝廷若有重大议题，常派使者与廷尉张汤到他家中咨询，他的答复皆有明确法理。自武帝初立，魏其侯、武安侯为相时已推崇儒学。到董仲舒对策，推明孔子之学，抑黜百家，设立学校官职，州郡举荐茂才孝廉，皆始于董仲舒倡议。年老寿终家中，家族迁往茂陵，子孙皆因学问官至高位。
董仲舒所著，皆阐明经术之义，以及上疏条教，共一百二十三篇。另有论述《春秋》得失的《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数十篇，十余万字，皆流传后世。选取其中切合当代、适用于朝廷的部分编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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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贤良文学：汉代察举制度中的科目，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2 下帷讲诵：放下帷帐讲学，形容专心治学。
3 不窥园：三年不看园中景色，极言专注。
4 孝景：汉景帝刘启的谥号。
5 博士：古代学官，掌经籍教授。
6 制曰：皇帝诏书开头用语，表示正式发问。
7 五帝三王：传说中的圣王，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武。
8 《韶》《勺》：古代乐名，《韶》为舜乐，《勺》即《酌》，周乐。
9 天人相与之际：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10 谴告：上天通过灾异警告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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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汉书·董仲舒传》是班固对西汉著名儒家学者董仲舒生平、思想及其历史影响的系统记述。全文以“贤良对策”为核心，集中呈现了董仲舒融合《春秋》公羊学、阴阳五行思想与儒家伦理的政治哲学体系。其核心主张包括“天人感应”“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始”“更化”“兴太学”“限吏争利”等，不仅深刻影响了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更为两千年中国帝制时代的意识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文章结构严谨，层层递进，通过三次策问与对策，展现董仲舒缜密的逻辑思维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其语言典雅庄重，引经据典，既有哲理深度，又具实践指向，堪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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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在于“策问—对策”结构的运用，通过帝王与贤士之间的思想对话，层层推进，逐步深化主题。董仲舒的对策逻辑严密，层层递进：从“天人感应”出发，论证君主须敬畏天命；进而提出“道”的内涵在于仁义礼乐；再以历史兴衰为鉴，强调教化为本；最后提出“更化”“兴太学”“大一统”等具体改革方案。其论述大量引用《春秋》《诗》《书》及孔子言论，兼具权威性与说服力。语言风格庄重典雅，善用比喻（如“朽木粪墙”“琴瑟不调”），增强形象性。尤其“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的递进式构想，展现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政治蓝图。全文不仅是个人奏议，更是系统性的政治宣言，标志着儒学由民间学说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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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2 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
3 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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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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