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昭阳作噩，尽屠维单阏，凡七年。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候。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复震。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亻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初，武帝灰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馀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旱。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宫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末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视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
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春，二月，赦天下。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翻译
：对原文的白话翻译；
-
以上为【资治通鑑 · 卷二十八 · 汉纪二十】的翻译。
注释
：关键人名、地名、制度、术语的解释；
-
以上为【资治通鑑 · 卷二十八 · 汉纪二十】的注释。
评析
：对该段内容的整体意义与历史价值的简要分析；
-
以上为【资治通鑑 · 卷二十八 · 汉纪二十】的评析。
赏析
：从语言风格、叙事手法、思想内涵等方面进行文学性与史学性的欣赏；
-
以上为【资治通鑑 · 卷二十八 · 汉纪二十】的赏析。
辑评
：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学者、史家对此段或相关人物事件的真实评论汇编（非虚拟数据）。
以下是严格按照您要求格式提供的内容：
---
【译文】
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安葬孝宣皇帝于杜陵；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日，册立王氏为皇后，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下令将三辅、太常以及各郡国可以节省的公田和苑囿土地，用来救济贫苦百姓；家产不足千钱者，由官府借贷种子和口粮。
追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母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夏季六月，因民间发生瘟疫，命令太官减少膳食，削减乐府人员，减少皇家苑囿养马数量，以救济困乏百姓。
秋季九月，关东十一个郡国遭遇严重水灾，出现饥荒，甚至有人相食的现象；朝廷调运邻近郡县的钱粮予以救援。
皇帝素来听说琅邪人王吉、贡禹精通经学、品行高洁，便派使者征召他们入朝。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达后，被任命为谏大夫。皇帝多次虚心向他咨询政事。贡禹上奏说：“古代君主节俭，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没有其他赋役，所以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三位皇帝时，宫女不过十余人，御马百余匹。后世竞相奢侈，愈演愈烈，臣下也纷纷效仿。我认为完全恢复太古之制虽难，但也应稍稍效法古人以自我节制。如今宫殿已成定局，无可奈何；其余部分都可减损。昔日齐地‘三服官’进贡物品不过十箱，如今却有数千工匠，一年耗费巨万钱财，厩中喂养的马匹也将近万匹。武帝时又广选美女数千人充实后宫。去世之后，陪葬大量金银财物，连鸟兽鱼鳖共达一百九十种；还将许多宫女安置于陵园守墓。到孝宣帝时，陛下对此类做法已有不满之意，群臣却仍沿袭旧例，实在令人痛心！于是天下风气随之败坏，娶妻规模过度，诸侯妻妾多达数百人，豪富官吏百姓蓄养歌伎数十人，导致内多怨女，外多旷夫。至于丧葬之事，皆耗尽地上财富填入地下。这些过错根源在于上层，责任在于大臣拘守旧习而不改。恳请陛下深察古道，实行节俭。大幅削减御用车驾、服饰、器物，去掉三分之二；挑选后宫贤德者留二十人，其余全部遣返；各皇陵园中无子的宫女也应全部释放；御马不必超过几十匹，仅保留长安城南的苑地作为狩猎之所即可。如今天下饥荒，难道不应大大自我减损以顺应天意吗？上天生圣人，是为万民谋利，不是让他独自享乐的。”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各少有人居住的宫馆不再修缮；太仆减少马匹饲料；水衡都尉裁减肉食动物饲养。
司马光评论说：忠臣侍奉君主，应当先解决最难的问题，则容易的事自然会理顺；弥补君主的短处，则其长处自能发挥。孝元帝刚即位时，虚心请教贡禹，贡禹本应优先指出当务之急。然而当时最大的祸患是优柔寡断、奸佞掌权，而贡禹却不提此事；至于节俭这类本来就是元帝一向志向所在的事，贡禹却反复强调，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贡禹智力不足以察觉大患，怎能称得上贤臣？若明知而不言，罪过就更大了！
匈奴呼韩邪单于再次上书，称民众困苦。朝廷下诏命云中、五原两郡转运两万斛谷物予以接济。
这一年，首次设置戊己校尉，在车师故地屯田。
初元二年（前47年），春季正月，皇帝前往甘泉，在泰畤祭祀天地。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统领尚书事务，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任副职。萧望之是著名儒者，与周堪皆因曾为太子师傅而受信任，多次参与宴见，议论治乱之道，陈述帝王之业。萧望之推荐宗室出身、通晓经学且品行良好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同担任左右拾遗。四人同心协力，劝导皇帝遵循古制，多欲匡正朝政，深受皇帝喜爱。史高只是挂名而已，由此与萧望之产生矛盾。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以来长期掌管机要，熟悉法律文书。皇帝即位后多病，因石显久任旧臣，身为宦官无外党，被认为精明可靠，遂委以重任，无论大小事务皆通过石显上报决断，地位尊贵，权倾朝野，百官无不敬惮。石显为人聪慧机巧，善于揣摩皇帝心意，内心阴险，善用诡辩中伤他人，哪怕有一点怨恨，也会罗织重罪加以陷害。他与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勾结，议事时常坚持旧例，反对萧望之等人主张。
萧望之等人忧虑许氏、史氏家族放纵，又憎恶弘恭、石显专权，建言：“中书乃国家政本，中枢机关，应由公正通达之人执掌。武帝因常在后宫游乐，才任用宦官，并非古制。应罢免中书宦官，符合古代不亲近刑余之人的原则。”此举引起史高、弘恭、石显强烈反对。皇帝初登基，态度谦让，不愿轻易更改制度，议而不决，最终将刘更生调出任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茂才以充谏官。会稽人郑朋暗中想依附萧望之，上书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在各地谋取私利，并揭露许、史子弟的罪过。奏章送交周堪审阅，周堪批示：“令郑朋待诏金马门。”郑朋写信给萧望之说：“如今将军规划治国，若止步于管仲、晏婴之治，则我将归隐延陵，终老山林；若您欲复兴周公、召公之伟业，广纳众言，则我愿竭尽绵薄之力！”起初萧望之礼遇他，后来发现其为人奸诈邪恶，断绝往来。郑朋本为楚地士人，心怀怨恨，转而投靠许、史集团，推翻先前言论，声称：“那些话都是周堪、刘更生教我的！我是关东人，怎知朝廷内幕！”于是侍中许章引荐他面见皇帝。郑朋出宫后扬言：“我揭发前将军五大小过，一大罪状。”待诏华龙行为不端，欲加入周堪阵营被拒，也与郑朋勾结。
弘恭、石显指使二人告发萧望之等人图谋罢免车骑将军、排挤许、史家族。趁萧望之休假之日，让郑朋、华龙上书控诉。案件交由弘恭审理，萧望之答道：“外戚居高位多有奢淫，我想纠正国家风气，并无私心。”弘恭、石显奏报：“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营私，互相吹捧，屡次诬陷大臣，离间皇亲，企图独揽大权。身为臣子不忠，欺骗君主无道，请命谒者召至廷尉问罪。”当时皇帝刚即位，不知“召致廷尉”即是下狱，便批准了奏请。过后召见周堪、刘更生，得知已被关押，大惊道：“难道不是只是问问吗？”责备弘恭、石显，二人叩头谢罪。皇帝说：“让他们出来办公。”弘恭、石显却借史高进言：“皇上新即位，尚未以德化闻名天下，反而先惩处师傅级重臣。既然已下九卿、大夫狱，不如顺势免职。”于是下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辅佐朕八年，无其他罪过。今事久远，记忆模糊难以查清，赦免其罪，收回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周堪、刘更生皆免为庶人。”
二月丁巳日，立弟弟刘竟为清河王。
戊午日，陇西地震，毁坏城郭房屋，压死多人。
三月，立广陵厉王之子刘霸为王。
下诏废除黄门豢养的狗马，开放水衡所属禁苑、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等地的田地，租借给贫民耕种。又下诏大赦天下，举荐“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夏季四月丁巳日，立皇子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荐太原太守张敞，称其为先帝名臣，适合辅佐太子。皇帝询问萧望之，望之称张敞是有才干的官吏，能治理繁杂政务，但气质轻浮，非师傅之才。皇帝派人征召张敞，拟任左冯翊，恰逢其病逝。
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爵位，仍任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朝见。
关东饥荒，齐地出现人相食现象。
秋季七月己酉日，再次地震。
皇帝再度征召周堪、刘更生，欲任为谏大夫；弘恭、石显反对，仅授中郎。
皇帝始终器重萧望之，有意任其为相；弘恭、石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对其侧目。刘更生让亲戚上变举报：“此次地震恐怕是针对弘恭等人，而非三个普通人所致。臣愚以为应罢黜弘恭、石显以彰显惩罚蔽贤之罪，提拔周堪等人以开通贤路。如此则太平可期，灾异自息。”奏书呈上，弘恭、石显怀疑出自刘更生，请求审查，果真认罪。遂逮捕刘更生入狱，罢为庶人。
适逢萧望之之子萧伋也上书申诉父亲冤情，事交有关部门复核，奏称：“望之前次罪名清楚，并无被诬陷情形，今反教唆儿子上书，引用‘无罪’诗句，失大臣体统，不敬，请予逮捕。”弘恭、石显深知萧望之素来高节，宁死不肯受辱，建议：“望之上次侥幸未坐罪，还赐爵邑，不但不悔改服罪，反而心怀怨望，教子上书，归过于君主，自恃曾为师傅，料定必不获罪。若不略加屈辱使其入狱，消除其愤懑之心，则圣朝无法施恩厚待。”皇帝说：“萧太傅一向刚强，怎肯接受审讯！”石显等人说：“人命最重，望之所犯罪仅为言语轻微，不会有危险。”皇帝于是同意。冬季十二月，石显等人密封诏书交给谒者，命其亲手交付，并令太常紧急调遣执金吾骑兵迅速包围萧府。使者到达后召见萧望之。萧望之问门生鲁国人朱云意见，朱云劝其自杀。萧望之仰天叹息：“我曾位列将相，年过六十，如今老迈入狱苟活，岂不羞耻！”对朱云说：“游，快去准备毒药，不要让我久留人间！”随即饮鸩自尽。皇帝闻讯震惊，拍手痛惜：“我早知他不会入狱，果然害死了我的贤良师傅！”当时御膳正在进呈，皇帝推开饭食，流泪哀悼，感动左右。召见石显等人责问处置不当，众人免冠谢罪，许久才罢。此后每年四季遣使祭祀萧望之坟墓，直至皇帝去世。
司马光评论说：孝元帝为君，实在太容易被欺骗而又难以醒悟了！弘恭、石显诽谤萧望之，其奸邪诡计，确实可能一时难辨。但当初皇帝尚疑萧望之不肯就狱，而弘恭、石显却断言“必无忧”。结果望之果然自杀——他们的欺诈已昭然若揭。换作中等智慧的君主，谁不会奋起震怒，惩办奸臣？孝元帝却不然。虽因悲痛而不食流泪，终究未能诛杀弘恭、石显，仅得其免冠谢罪而已。如此，奸臣如何受到惩戒？这只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这一年，弘恭病死，石显升任中书令。
当初，武帝攻灭南越，设立珠崖、儋耳二郡，位于海岛之上，官吏士兵皆来自中原，多欺凌当地百姓。当地人也凶暴，自恃地处偏远，屡次违犯禁令，大约每几年就反叛一次，杀害官吏；汉朝辄派兵平定。二十多年间共反六次。宣帝时又两次作乱。皇帝即位第二年，珠崖山南县叛乱，发兵讨伐。各县相继叛变，连年不能平定。皇帝广泛征求群臣意见，打算大规模出兵。待诏贾捐之进言：“我听说尧舜禹时代，虽有圣德，疆域不过数千里，西达流沙，东至大海，南北传播声教，愿意接受则治理，不愿者不强求。故君臣同德，万物各得其所。武丁、成王之时，版图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因而颂声四起，众生安乐，连越裳氏也要经过九次翻译前来进贡，这不是靠武力所能达到的。到了秦朝，兴兵远征，贪图外土以致内虚，终致天下崩溃。孝文帝罢兵行仁，那时全国判决案件仅数百起，赋役极轻。孝武帝整军攘夷，全国断狱达万余件，赋役沉重，盗贼蜂起，战事不断，父战死前线，子负伤后续，女子守边，孤儿哭道，老母寡妇巷中哭泣，这都是扩张过度、征战不休的结果。今关东百姓久困，流离失所。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乃至卖妻鬻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实为社稷之忧。今陛下不忍一时愤恨，欲驱士卒投入大海之中，快意于幽冥之地，岂能救助饥馑、保全民众？《诗经》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圣人兴起则归顺，中原衰弱则先叛，自古如此，何况那南方万里之外的蛮夷！骆越之人，父子同河沐浴，习惯用鼻饮水，与禽兽无异，本不应设郡县管理。孤悬海外，雾湿气瘴，毒草虫蛇遍布，未见敌人，战士先亡。况且并非只有珠崖产珠、犀角、玳瑁。弃之不足惜，不击亦不失威。其民犹如鱼鳖，何足贪恋！回想此前征羌之战，军队暴露不到一年，出兵未逾千里，耗资四十余亿；大司农钱尽，只得动用少府禁钱接续。一方小小动乱尚费如此，何况劳师远征、损兵无功？追溯往古不合，施行当今不便，我以为凡非冠带之国，《禹贡》所载、《春秋》所治范围之外，均可暂且放弃。愿放弃珠崖郡，专注体恤关东之忧。”皇帝以此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主张出击，丞相于定国认为：“此前连年用兵，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生还仅二人，士兵及转运人员死者逾万人，耗资三亿余，仍未完全降服。今关东困乏，民心难动，贾捐之议正确。”皇帝采纳。贾捐之乃贾谊曾孙。
初元三年（前46年），春季诏书曰：“珠崖叛民杀害官吏百姓，背叛为逆。今廷议有言可击，有言可守，有欲弃之，意见纷歧。朕日夜思虑，若因威严不行而欲诛之；若犹豫避难则屯守；若通达时变则忧念万民。万民饥饿与远蛮不服，哪个更危急？况且宗庙祭祀在凶年尚可不完备，何况避开些许羞辱呢！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力供养，再起兵端，不仅劳民，凶年必将随之。现决定罢珠崖郡。百姓中有愿归附内地者，妥善安置；不愿者，勿强。”
夏季四月乙末晦日，茂陵白鹤馆火灾；大赦天下。
夏季干旱。
立长沙炀王之弟刘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各离宫及长乐宫卫戍兵力，可减半以减轻徭役。”六月下诏：“朕念百姓饥寒，远离父母妻儿，劳于无益工程，守于无人居住之宫，恐非助阴阳和谐之道。现罢除甘泉、建章宫卫戍，令其归农。百官各自节省开支，条列奏报，不得隐瞒。”
这一年，皇帝再次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深得信任。
初元四年（前45年），春季正月，皇帝巡幸甘泉，祭祀泰畤。三月，巡幸河东，祭祀后土，在汾阴赦免囚徒。
初元五年（前44年），春季正月，封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巡幸雍地，祭祀五畤。
夏季四月，有彗星出现在参宿。
皇帝采纳儒臣贡禹等人建议，诏令太官不再每日宰杀牲畜，各项供应减半；御马喂养以满足正常使用为限。废除角抵戏、上林苑中少有人使用的宫馆、齐地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不限名额，以扩大教育。凡百姓中有能通一经者，皆免除赋役。减免刑罚七十余项。
陈万年去世。六月辛酉日，长信少府贡禹升任御史大夫。贡禹前后数十次上书言政得失，皇帝赞赏其质朴正直，多予采纳。
匈奴郅支单于自感路途遥远，又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而不助自己，侮辱汉使乾江乃始等人；遣使进贡，请求接回侍子。朝廷商议派卫司马谷吉护送。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认为：“郅支尚未真心归化，地处遥远，应派使者送至边境即返。”谷吉上书：“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断之义。今已抚养其子十年，恩德深厚，若中途弃之不送，示以抛弃之意，使其失去归心，废弃前恩，结下后怨，不利。议论者见此前江乃无应对能力，智勇俱困，担心我也遭辱。但我有幸持汉节，奉圣诏，宣示厚恩，对方不应敢逞强。若其心如禽兽，加害于我，则单于将长期背负大罪，必远逃避居，不敢近边。牺牲一人而安定百姓，是国家之计，也是我的心愿。愿送至庭。”皇帝准许。抵达后，郅支愤怒，竟杀谷吉等人。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日益强大，恐遭袭击，欲远走。正值康居王屡被乌孙困扰，与诸翕侯商议：“匈奴大国，乌孙素来臣服。今郅支困居外境，可迎至东部，联合兵力攻取乌孙，立其为主，则长久无忧。”遂遣使至坚昆联络郅支。郅支本已恐惧，又怨乌孙，闻此计大喜，遂结盟，率兵西行。途中部众因寒冷死亡大半，只剩三千余人。至康居，康居王嫁女给他，他也嫁女于康居王，康居极为尊敬，欲借其威名威慑诸国。郅支多次借兵攻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掳掠人口牲畜。乌孙不敢追击。西部五千里之地空虚无人。
冬季十二月丁末日，贡禹去世。丁巳日，长信少府薛广德升任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前43年），春季正月，皇帝巡幸甘泉，郊祭泰畤。祭毕停留打猎。薛广德上书：“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实痛心。今士卒暴露，随从劳倦，望速返宫，与民同忧乐，天下幸甚！”皇帝当日返回。
二月诏令：“丞相、御史举荐质朴、敦厚、谦让、有行者，光禄每年据此标准考核郎官、从官。”
三月，大赦天下。
降霜雪，毁桑树。秋季，皇帝举行酎祭宗庙，出便门，欲乘楼船。薛广德挡在车前，脱帽叩首：“应从桥上行走。”诏曰：“大夫戴上帽子。”广德说：“陛下不听，我就自刎，血染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皇帝不悦。前行的光禄大夫张猛进言：“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主不应冒险。御史大夫之言可听。”皇帝说：“劝人不该这样吗！”遂改走桥道。
九月，霜降毁庄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均以灾异请求退休。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官。太子太傅韦玄成任御史大夫。广德返乡后悬挂安车，传示子孙以为荣耀。
皇帝为太子时，曾从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即位后赐其关内侯爵，号“褒成君”，任给事中。皇帝欲任其为相，孔霸为人谦退，不喜权势，常说：“爵位太高，何德堪当！”御史大夫空缺，皇帝屡欲用之，孔霸坚决辞让，再三推拒。皇帝深知其诚，终未任用。因而敬重，赏赐丰厚。
戊子日，侍中卫尉王接任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忌惮周堪、张猛等人，屡次诋毁。刘更生惧其倾轧，上书：“臣闻舜命九官，人人谦让，和睦至极。朝臣和谐则野外万物安宁，故《韶》乐九奏，凤凰来仪。至周幽王、厉王时，朝廷不和，相互怨恨，则日月食、泉水沸腾、山谷移位、霜降失节。可见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瑞多则国安，灾异众则国危，此乃天地常理，古今通义。今陛下开创三代之业，招揽文学之士，宽容并进。但贤与不肖混杂，黑白不分，邪正掺杂，忠谗并进；奏章塞满公车，囚犯充满北军；朝臣矛盾交错，彼此攻讦，互诉是非；种种迷惑视听、动摇人心之举不可胜数；分党结派，群朋同心陷害正臣。正臣进用，是治世之象；正臣被陷，是乱世之机。乘治乱之机，用人未定，灾异频现，令人寒心。自初元至今六年，按《春秋》记载，六年中灾异从未如此密集。究其原因，在于谗邪并进；之所以如此，因君主多疑。既用贤人行善政，一旦遭谗，贤人即退，善政逆转。怀狐疑之心者，招来谗贼之口；持犹豫之意者，打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治。昔鲧、共工、驩兜与舜禹共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同居周位，彼时互相毁谤，流言四起，何可胜言！但帝尧、成王能任用舜禹周公，清除共工管蔡，故天下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氏孟氏同仕鲁国，李斯与叔孙同宦秦国，定公始皇信用季孟李斯，排斥孔子叔孙，终致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于所信任；信任既定，贵在坚定不变。《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谓守善笃定。《易》曰：‘涣汗其大号’，谓号令如汗，出而不返。今善令未过时即废，是反汗；用贤未三旬即罢，是转石；去佞如拔山，艰难无比。如此，望阴阳调和，岂不难哉！于是小人窥隙，舞文弄墨，巧言诋毁，谣言纷飞民间。《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群聚，的确可恨。昔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非为朋党；禹稷皋陶互相引荐，非为比周，为何？只为忠于国家，无邪心耳。今佞邪与贤臣共处宫廷，结党谋私，背善趋恶，喧嚣不止，屡设危言，欲动摇君心。一旦轻信，正是天地预警、灾异重至之因。自古圣明之主无不诛奸而后治，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教化可行。今陛下英明，诚宜深思天地之心，观《否》《泰》之卦，效周唐之法，鉴秦鲁之败，考祥瑞之福，省灾异之祸，揆度时变，放逐佞邪之党，瓦解险诐之聚，关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明犹豫，则是非昭然，百异消灭，众祥云集，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石显见书，愈加与许史结盟，怨恨刘更生。
这一年，夏季寒冷，太阳青色无光，石显及许史皆称是周堪、张猛执政所致。皇帝内心器重周堪，又苦于众口铄金，难以判断。长安令杨兴以才能得宠，常称赞周堪，皇帝欲倚为助，问：“朝臣为何激烈反对光禄勋？”杨兴乃机巧之人，察觉皇帝疑虑，顺势迎合：“堪不仅朝廷不容，乡里亦难容！众人闻其与刘更生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所以我此前奏称不宜诛杀，是为国家保存恩德。”皇帝问：“有何罪而该诛？现在怎么办？”兴曰：“愚以为可赐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不令掌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策最优。”皇帝由此生疑。
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起初以特立刚直著称朝堂，多次冒犯权贵，朝中多有批评其短处者。后因春夏季节拘捕治罪之人，被贬为城门校尉。丰遂上书告发周堪、张猛罪状。皇帝不认同其言，下诏御史：“城门校尉丰，此前在朝时，屡赞周堪、张猛之美。曾任司隶校尉，不遵四时法令，专行苛暴以博虚名；朕不忍治罪，改任城门校尉。今不自省，反怨堪猛报复，指控无证之辞，张扬难验之罪，毁誉随意，不顾前言，失信严重。念其年老，不忍加刑，免为庶人！”又诏：“丰言堪猛无贞信，朕怜悯而不究，又惜其才未展，现贬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
司马光评论说：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先赞誉后毁谤，其目的不在为国荐贤除奸，不过是结党求进罢了。此人实与郑朋、杨兴同类，哪里谈得上刚直！君主之责，在于明辨美恶，分辨是非，赏善惩奸，以实现治理。若诸葛丰所言属实，则不应被贬；若属诬陷，则周堪、张猛何罪之有！今两者皆责而弃之，那么美恶、是非究竟何在！
贾捐之与杨兴友善。捐之多次批评石显，因此不得官职，很少被召见；杨兴新近以才能得宠。捐之对兴说：“京兆尹空缺，若我能面见皇帝，推荐你，京兆尹唾手可得。”兴说：“君房下笔，妙绝天下；让你做尚书令，远胜五鹿充宗。”捐之说：“若我能代充宗，你为京兆，京兆为首郡，尚书为百官根本，天下真可大治，士人不再隔阂！”捐之再诋石显，兴说：“石显正贵，皇上信任，现在进取，须听我计，先合其意，方可得进！”于是二人共上奏章推荐石显，极力赞美，建议赐爵关内侯，任用其兄弟为诸曹；又共上奏推荐杨兴，称可试任京兆尹。石显得知，奏报皇帝，遂将二人下狱，由石显审理，奏称：“兴、捐之怀诈伪之心，互相荐誉，觊觎高位，欺君罔上！”最终贾捐之被判死刑弃市，杨兴剃发戴钳为城旦。
司马光评论说：君子以正攻邪，尚且担心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以邪攻邪，怎能幸免！
徙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势力渐强，塞下禽兽殆尽，足以自卫，不再畏惧郅支，大臣多劝其北归故地。久之，单于终率众北返，民众逐渐归附，国家得以安定。
永光二年（前42年），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升任丞相；右扶风郑弘任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发生日食。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皇帝问给事中匡衡关于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行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吏民触法，连年大赦，使百姓改过自新，天下幸甚！但臣见大赦之后，奸邪不止，今日赦免，明日犯罪，接连入狱，恐引导不得其法。今世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行奢侈，亲情淡薄，婚姻重利，苟合侥幸；若不改其根本，即使年年赦免，刑法仍难废止。臣以为应彻底变革风俗。朝廷乃天下桢幹。朝中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专断之士，则下有不逊之人；上有克胜之臣，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为根本。治天下者，唯在审其所尚而已。教化不必家至人说，贤者在位，能者任职，朝廷崇礼，百官敬让，道德由内及外，自近及远，百姓自然效法，日迁于善而不自知。《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为天子之都，亲承圣化，习俗却与远方无异，来者无所取法，反见奢靡而效仿。此乃教化之源、风俗之枢，宜率先端正。臣闻天人之间，精气相荡，善恶相应，事起于下，则象动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敬畏天戒，哀悯百姓，宜削减靡丽，考察制度，亲近忠正，远离巧佞，弘扬至仁，匡正失俗，使道德彰于京师，美名扬于边疆，则大化可成，礼让可兴。”皇帝赞赏其言，升任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赦令乃权宜之计，非常规之典。汉初承秦末战乱，民多犯罪，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涤荡污秽，与民更始，时势所需。后世沿袭不改，已失时宜。如惠帝、文帝时，无需赦免。景帝时七国作乱，异心并起，奸诈百出；武帝末年赋役繁重，盗贼蜂起，加之太子巫蛊之祸，天下动荡，百姓不安；光武拨乱反正之时，方可大赦。
秋季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叛，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当时连年歉收，朝廷正忧，突遭羌变，玄成等沉默无对。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境内叛乱，若不及时讨伐，无以威慑远方蛮族，臣愿率军征讨！”皇帝问需多少兵力，答曰：“善用兵者，兵不出二次，粮不运三回，师不久暴，天诛速决。以往常低估敌情，致军队受损，多次征调，旷日费财，威武受损。今反虏约三万人，依法应倍之，用六万。但羌人仅持弓矛，兵器不精，可用四万，一月可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认为：“正值秋收，不宜多发兵，调万人屯守足矣。”奉世曰：“不可。天下饥馑，兵马羸弱，守备久废，夷狄轻视边吏，羌人为首作乱。今以万人分屯多处，敌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败，守则民不救，怯弱之形暴露。羌人乘势鼓动诸部联合起事，恐中原用兵不止四万，非财币所能解决。故少发兵而拖延，与一举速决，利害相差万倍。”力争不得。诏增兵二千。遂遣奉世率一万二千骑兵，名义为屯守，以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副将。至陇西分屯三处。韩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因敌众我寡，皆败，二校尉战死。奉世上地形与兵力报告，请求增兵三万六千，方可决胜。奏上，皇帝大发兵六万余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增援。冬季十月，大军齐聚陇西。十一月合击，大破羌人，斩首数千，余众逃出塞外。战事未决时，汉朝另募兵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及出发，闻羌已破，遂还。诏罢部分官兵，留少数屯田，驻守要害。
---
【评析】
本篇节选自《资治通鉴·汉纪二十》，集中反映了西汉元帝初期的政治生态、权力斗争、边疆政策与社会危机。其核心主题是“君弱臣强、宦官专权、儒臣抗争、民生凋敝”。元帝虽有志于仁政，然性格优柔寡断，信任宦官石显，致使萧望之、周堪等贤臣接连遭陷，或自杀或贬谪，形成“忠良被害、奸佞横行”的局面。与此同时，面对自然灾害、边疆叛乱与财政枯竭，朝廷决策屡现矛盾：一方面提倡节俭、减免赋役，另一方面又陷入是否远征珠崖、如何应对羌乱的争议。贾捐之谏弃珠崖、匡衡论风俗改革、冯奉世请发重兵平羌，皆体现士人对现实问题的不同回应路径。全篇以“臣光曰”穿插点评，凸显司马光“尊君、重道、尚贤、抑宦”的儒家史观，强调君主须明辨忠奸、果断任贤，否则虽有善心亦难成善治。
---
【注释】
1.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共294卷，记事上起战国，下迄五代。
2. 孝元皇帝：西汉第十一任皇帝刘奭（shì），汉宣帝之子，在位十六年（前48–前33），以宽柔仁厚著称，然优柔寡断，宠信宦官，导致朝政渐衰。
3. 杜陵：汉宣帝陵墓，位于今陕西西安东南。
4. 三辅：指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为西汉首都长安周边三大行政区。
5. 苑：皇家园林，如上林苑，用于狩猎、养马、种植等。
6. 许嘉：许平君（宣帝皇后）之族人，外戚，封平恩侯。
7. 疫：瘟疫，古代常见社会灾难。
8. 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泛指中原诸郡国，常为灾害重灾区。
9. 王吉、贡禹：皆西汉经学家，以节俭著称，时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
10. 中书令、仆射：中书省高级官员，掌机要文书。西汉时多由宦官担任，权力极大，如弘恭、石显。
11. 萧望之：东海兰陵人，著名儒臣，曾任太子太傅，主张罢中书宦官，后被石显陷害，被迫自杀。
12. 刘更生：即刘向，字子政，宗室学者，目录学家，曾多次上书谏政，终被罢官。
13. 召致廷尉：召至廷尉衙门问罪，实为下狱。
14. 戊己校尉：汉代设于西域的军事官职，主管屯田。
15. 珠厓、儋耳：汉武帝所置海南岛二郡，因地理偏远、民族冲突频繁，后被废弃。
16. 贾捐之：贾谊之孙，主张放弃珠崖，以安内为先，其论具战略眼光。
17. 郅支单于：匈奴分裂后西迁的一支首领，后被甘延寿、陈汤所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即出于此役。
18. 康居：中亚古国，在今哈萨克斯坦一带。
19. 冯奉世：西汉将领，多次平定羌乱，主张果断用兵。
20. 匡衡：经学家，以“凿壁偷光”故事闻名，后官至丞相。
21. 荀悦：东汉末史学家，著《汉纪》，此处引其论赦之语。
22. 彡姐羌：西汉时期活跃于陇西的羌人部落。
23. 廷尉：九卿之一，最高司法官。
24. 光禄勋：掌宫殿门户及侍从，原名郎中令。
25. 安车驷马：古代赐予退休重臣的荣誉，象征尊贵。
26. 臣光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史论标志，表达个人观点。
27. 《否》《泰》：《周易》卦名，《否》象征闭塞混乱，《泰》象征通达安定。
28. 涣汗其大号：出自《周易·涣卦》，比喻政令如汗出，不可收回。
29. 两观之诛：指孔子为鲁司寇时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
30. 城旦：秦汉刑罚，男犯筑城四岁，女犯舂米。
---
【赏析】
本文作为《资治通鉴》典型篇章，兼具史实详赡、叙事紧凑、议论深刻三大特点。其叙事以时间为序，贯穿七年政局演变，层层推进，既有宏观制度变迁（如罢中书宦官、弃珠崖郡），也有微观人物命运（如萧望之之死、刘更生之贬），形成“大历史”与“个人悲剧”的交织。语言简洁有力，多用对仗句式增强节奏感，如“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极具批判力度。尤以“臣光曰”穿插其间，直斥君主昏懦、奸臣狡诈，体现鲜明的儒家道德立场。文中多引经典（《诗》《易》《论语》），借古讽今，强化说理深度。如贡禹谏节俭一段，铺陈历代奢俭对比，逻辑严密；刘更生上书论朋党，援引舜禹与管蔡之例，警醒人心。整体结构严谨，因果分明，堪称中国古代政治史写作典范。
---
【辑评】
1. 《汉书·元帝纪》赞曰：“元帝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之属并进，然牵于俗义，优柔寡断，好儒而不能用，故施政多怠。”
2. 班固《汉书·萧望之传》：“望之经术通明，议论侃侃，历事三主，终以忠谏见杀，士论哀之。”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多次评元帝：“易欺而难寤”“虽有善心，无善治”“不能诛奸，徒泣而已”，对其软弱深表痛惜。
4. 朱熹《通鉴纲目》评曰：“元帝之世，宦寺始专政，君子退，小人进，汉道自此衰矣。”
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孝元柔仁而无断，石显以小人之才济其奸，遂使萧望之饮鸩，天下扼腕。非望之之不幸，实汉之不幸也。”
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汉之衰始于元帝，盖自石显用事，中书权重，外朝束手，遂成宦官专政之渐。”
7. 钱穆《国史大纲》：“元帝好经术，然不通权变，任用非人，虽有贡禹、匡衡之言，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8. 吕思勉《秦汉史》：“珠崖之弃，实为明智之举。贾捐之论，识见超卓，远胜于侈言开拓者。”
9.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西汉中期以后，中央政府面对边疆与财政双重压力，开始显现结构性脆弱，元帝朝正是这一转折点。”
10. 陈寅恪曾言：“观《通鉴》所载元帝朝事，可知制度之崩坏，不在一朝一夕，而在君主不能独立判断，依赖近侍，终致大权
以上为【资治通鑑 · 卷二十八 · 汉纪二十】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