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灯事。
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稿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
惊喜过望,以至感泣。
何者?
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
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幡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
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
有君如此,其忍负之!
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
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
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
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
聚散之间,不容毫厘。
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
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
木无根则稿,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
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
其为可畏,从古以然。
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
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
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狥,而秦人莫哀。
君臣之间,岂愿如此。
宋襄公虽行仁义。
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
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
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
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
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
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
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
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
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
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
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
斯言一出,民且狼顾。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
”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
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何者?
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今岁之人皆虚浮?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又曰:“必也正名乎。
”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
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
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
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
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
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
智者所国,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
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岂惟用兵,事莫不然。
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者,若泥中之斗兽。
亦可谓拙谋矣。
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
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
”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
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
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
翕然大同,乃底元吉。
”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
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
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
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
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
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
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
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
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
以至萧齐,此弊不革。
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
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
时张说、杨瑒、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
而相继罢黜。
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
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
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
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
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且其所遣尤不适宜。
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
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
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
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
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
何者?
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
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
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
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
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縻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
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
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
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
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
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
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
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
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
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
何则?
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
人多爱身,势必如此。
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
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
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
冒田之讼,必倍今日。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
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
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
又欲官卖所在房场,以充衙前雇直。
虽有长役,更无酬劳。
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
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
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
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
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
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
若有逃者,何以罪之?
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
为其官长,不亦难乎?
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
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
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
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
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
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
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生出科名。
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
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
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
”此其所以藉口也。
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
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
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
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
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
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
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
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
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
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
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
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眀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
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
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嬴馀,何至与官交易。
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
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
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
借使万家之邑,巳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
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专斗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
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
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
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
以臣愚见,恐未可凭。
何以明之?
臣在陜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
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
希合取容,自古如此。
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
南诏之败,眀皇何缘不知?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
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
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
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
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
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
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
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
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眀,岂有不晓。
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
臣窃以为过矣。
古之英主,无出汉高。
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
”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
”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嬉,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
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狥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道的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的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
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収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
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
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
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巳耗,则盛壮而愈危。
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
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
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
”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太甚。
”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
”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
德宗初即位,擢崔佑甫为相,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蔼然,天下相望。
庶几贞观。
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
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
”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
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
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
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
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
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
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
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
其后关侯果以为言。
以黄忠豪勇之资,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
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
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
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
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
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
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成,其术必精。
不幸丧亡,非意所及。
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
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
文景优劣,于斯可见。
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眀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
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
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声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
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
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隘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
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
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
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巳振监司之体,各坏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浄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
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
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
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
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
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
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
今法令严密,朝廷清眀,所谓奸臣,万无此理。
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
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眀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
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
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
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患乃至于丧邦。
孔子之言,良不为过。
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
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羮,同如济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
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袵谢之。
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
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
”
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无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
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
”舜岂有是哉?
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
”成王岂有是哉?
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
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
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
虽然,陛下必不为此。
何哉?
臣天赐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巳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朕过失,指陈可也。
”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眀,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
”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
”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
恃此而言,所以不惧。
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
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坏不能巳,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翻译
熙宁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冒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我近来不自量力,愚昧地呈递奏章,谈论关于元宵节张灯之事。自知此举触犯天威,罪不可赦,因此在家静坐于草席之上,等待陛下降下斧钺之诛。然而十余日过去,未见责罚,向官府打听,才知买灯之事已停止。由此可知,陛下不仅宽恕了我,还采纳了我的意见。惊喜交加,感动得几乎落泪。
为何如此?因为能毫不迟疑地改正错误,从善如流,正是尧、舜、禹、汤等圣君努力践行的美德,秦汉以来极为罕见。区区买灯小事,怎会损害陛下如日月般的光辉?而陛下立即改变决策,毫不拖延,这正是智慧超越天下却肯听从卑微之人的意见,威严遍及四海却愿屈尊于匹夫。如今我确信,陛下足以与尧舜比肩,可成就汤武之业,能使百姓富足而刑罚不用,能使军队强盛而使外族臣服。有如此君主,岂敢辜负?唯有倾尽肺腑,肝脑涂地,竭尽全力,别无他念。
此前我也知道天下大事远不止买灯一事,之所以先提此小节,是因为若未获信任就直言进谏,连圣人也不赞成;交往浅薄却言辞深重,君子所戒。所以我先试论小事,待陛下容许,再谈大政。如今陛下既赦我不诛,即是默许;若我受此宽容却沉默不语,则是有罪。因此我愿将心中所思和盘托出。
我想说的有三件事:希望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无不有所倚仗。臣子依靠陛下的命令役使百姓,依靠陛下的法律制服强暴。那么君主所倚仗的是什么?《尚书》说:“我面对亿万民众,战战兢兢,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可见君主地位最为危险。民众聚合则为君民,离散则成仇敌。聚散之间,只差毫厘。天下归心称为“王”,人人离心则为“独夫”。由此可见,君主所依赖的,不过是人心而已。
人心对于君主,好比树木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贾有财。树无根则枯,灯无油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无财则贫,君主失人心则亡。这是必然之理,无法逃避的灾祸。其可怕之处,自古皆然。除非是喜欢灾祸、丧失理智之人,谁敢轻率地触犯人心?
从前子产烧毁法令文书以平息众怨,贿赂伯石以安抚权贵,因为他明白“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孔子也说:“取得信任之后才能役使百姓,若未得信任,百姓会认为你在折磨他们。”只有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短期内使国家富强,却招致天下怨恨。他的百姓只知利益不知道义,只见刑罚不见仁德。即使夺得天下,也很快失去。他自己最终背负罪名逃亡,诸侯不收留,被车裂示众,秦人毫无哀悼之情。君臣关系何至于此!
宋襄公虽行仁义,却因失民心而亡;田常虽不义,却因得民心而强。因此君子评价政事,首先看人心向背。谢安任用桓氏诸人,未必正确,但顺应众意,国家因而安定;庾亮召苏峻入朝,未必有错,但形势不允许,结果反遭危辱。自古至今,从未有过温和顺众而不安,刚愎自用而不危者。
如今陛下也应知人心不悦。朝廷内外,无论贤愚,都说祖宗以来管理财政,不过由三司使、副使及判官负责,百年来未曾缺事。如今无故另设一司,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六七名年轻官员日夜在宫中谋划,派出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各地推行。此举开端宏大,百姓惊疑;新法奇特,官吏惶惑。贤者想理解却不得要领,忧心忡忡;小人揣测朝廷意图,便肆意诽谤,说陛下身为万乘之主却谈利,宰相身为天子之臣却治财。商人停业,物价飞涨,从淮河流域到川蜀之地,议论纷纷,口耳相传。
有人传言京师酒楼将派监官,夔州深山将禁酒,僧尼常住财产将被没收,兵吏俸禄将削减,此类说法数不胜数,甚至有人说要恢复肉刑。这些言论一出,百姓如狼顾盼,惶恐不安。陛下与几位大臣也听到了,却漠然置之,只说:“我们并无此事,也无此意,何必在意人言?”但人言虽未必属实,疑似之处却足以招致诽谤。人必贪财,他人方疑其盗;人必好色,他人方疑其淫。为何?此前未设此司时并无此谤,难道去年的人皆忠厚,今年的人都虚浮吗?
孔子说:“工匠想做好事,必须先磨利工具。”又说:“必须正名。”如今陛下使用工具却回避事实,有了名义却否认本意,即便家家都开口自辩,市上悬赏千金收买人心,人们也不会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之名,“六七少年”与“四十多使者”是求利之器。驱鹰犬入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走鹰犬,野兽自然驯服;持渔网入江,却说:“我不是捕鱼”,不如扔掉渔网,人们自然相信。因此我认为,要消除谗言邪气以召和气,恢复人心以安国本,最好的办法就是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陛下设立此司,无非是为了兴利除弊。若废除此司而利不能兴、弊不能除,则不必废;若废除此司而天下喜悦、人心安定,利兴弊除,无所不可,那又何必坚持不废?陛下想革除积弊,立法应让宰相详议后再施行。若不经过中书省,便是乱世之法。圣明之君、贤良之相,岂会如此?若立法仍须中书熟议,仍需宰相参与,那此司之设,岂不多余且无名?
真正聪明的治国者,贵在无迹可寻。汉代文帝、景帝,史书上记不得什么事;唐代房玄龄、杜如晦,传记中载不下什么功绩;但天下人称治世必提文景,称贤相必提房杜,因为他们事已成而人不知,功已立而迹不显。所以说:“善于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止用兵如此,万事皆然。
如今所图之事,万分之一尚未达成,而痕迹已遍布天下,如同泥中搏斗的野兽,可谓拙劣至极。陛下若真想富国,只需挑选三司属官与漕运使副,与二三大臣孜孜研讨,持之以恒,岁月积累,积弊自去而人不觉。只怕立志不坚,半途而废。孟子说:“前进太猛的人退步也快。”若有始有终,循序渐进,十年之后,何事不成?孔子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若孔子不是圣人,这话便不可信。
《尚书》说:“谋及卿士,至于庶人,一致赞同,才能获得大吉。”若违背多数而顺从少数,则安静为吉,妄动为凶。如今连宰相大臣都辞而不就,外界舆论可想而知。宰相尚不愿以此自污,陛下却独自承受其名而不推辞,非我所能理解。
君臣日夜操劳近一年,富国之效却渺茫如捕风捉影,只听说内库支出数百万缗钱,祠部度僧五千余人。以此为治国之术,谁不会呢?派遣使者四处巡视,本非良法。汉武帝派绣衣直指,桓帝派八使,皆因地方官腐败、盗贼横行,实属无计可施的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政治堪比文景,当时只责成郡县,从不遣使。到孝武帝时,嫌郡县办事迟缓,才命台使监督。至南齐仍未改正。景陵王子良上疏极力反对,指出这些使者早晨离开宫门,态度即变;晚上住宿乡县,便滥用威福;驱赶邮传,羞辱地方官,公私扰攘,民不聊生。
唐开元年间,宇文融奏设劝农判官裴宽等二十九人,兼御史身份,分巡天下,招抚户口,查漏税田。当时张说、杨瑒、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便,相继被罢黜。虽增加八十多万户,实为州县迎合旨意,把主户报为客,少报多。当朝廷召集百官在都省议事,公卿以下惧宇文融权势,不敢异议。
陛下读史至此,观其所行,是耶非耶?近期均税宽恤,使者络绎不绝,朝廷不久也察觉其弊,但天下至今仍为此诟病。才几年时间,是非已分明。我恐怕后人看待今日,正如我们看待过去。
况且所遣人员极不合理:事务少而人数多,资历浅而权力重。人轻权重,则众人不服,易引发冲突;事少员多,则无功可立,必生事端以塞责。陛下虽严令禁止邀功,但臣子侍奉君主,往往不遵其令而顺其意。如今朝廷喜动恶静,喜同恶异,风向所在,谁敢不从?我恐怕陛下的子民从此不得安宁了。
至于所推行之事,路人皆知其难。汴水浑浊,自有人类以来从不种稻。秦人歌谣说:“泾水一石,泥有数斗,既可灌溉,又可施肥,长我禾黍。”何时说过“长我粳稻”?如今要筑堤清流,万亩稻田需千顷陂塘。一年一淤,三年即满。陛下若轻信此说,命人勘察地形,万一官吏敷衍顺从,真以为陛下有意兴修,上耗国库,下误农时,堤防一开,水流改道,即使吃了提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何补?
天下久安,人口繁衍,四方可利用之地早已殆尽。如今要凭空寻找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止徒劳,必将大扰民生。凡提出建议者,不论何人,小则即时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有人阻挠,一律贬斥,不因赦免而宽恕;若能力不足,允许奏请替换。赏重罚轻,但始终未说明:若有人妄言,或官私误兴工程,该当何罪?如此一来,狂妄轻浮之徒必将争相献策。成功有赏,失败无罚,官府明知荒谬,也不敢轻易阻止。各地被迫召集老少评议,官吏所过,鸡犬不留。若非明显不可行,必勉强开工。为何?因阻挠之罪重,误兴之过轻。人皆爱身,势必如此。
古代陂塘堰坝多被邻近百姓侵占耕种,年深日久,视为己业。若要恢复,必全数收回,人心动摇,绝非善政。更有好讼之徒,挟怨诬告某地可建渠,企图破坏他人田产;或指他人旧业为官陂。争田诉讼必倍增于今。我不知朝廷本无事,何苦为之?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如同吃饭用五谷,穿衣用丝麻,渡河用舟船,行路用牛马。虽偶有用他物替代,但非常态。如今只听说江浙数郡雇役,就想推行全国,如同见燕晋枣栗、岷蜀芋头,便想废五谷,岂非难哉?又欲官卖房场以充衙前雇值,长期服役者却无酬劳。役者所得微薄,必将逐渐散去,州郡政务将日益凋敝。
士大夫离亲弃墓,四方为官,辛劳之余亦想享乐,此乃人之常情。若生活困顿,馆舍萧条,则似危亡之国陋习,恐非太平盛世之象。陛下若虑及此,必不肯为。
如今军法最严莫过于逃军:禁军三次、厢军五次,大多处死,但逃军仍占半数。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人逃亡,如何治罪?处罚必轻于逃军,则逃亡更甚。为其上官,岂不艰难?
近年虽允许乡户雇人,但雇者逃亡,乡户仍担责。如今欲在两税之外另立一目,称“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由官承担。自唐代杨炎废租庸调改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赋税总额定为两税额,租、调、庸已并入两税。今两税依旧,为何再征“庸钱”?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在两税外另立名目?万一后世有贪欲之君,辅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照旧,天下怨毒,追根溯源,必有人承担责任。
又欲使城市居民与乡户同役,官员贵族与平民同劳。其依据是:“《周礼》中不耕田者出屋粟,不种树者纳里布;汉代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乃借口。古时官养民,今民养官。给田不耕,劝农不力,于是征里布、屋粟、夫家之税,百姓无以为生,转为商贾,此乃势所必然,怎能称“役”?且一年戍边不过三日,三日雇值三百。如今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皆不得免,费用岂止三百?若可行则不必拘泥古例;若民不悦、俗不安,纵有经典依据,亦难免怨恨。若行此二法,必招怨无疑。
女户、单丁,乃百姓中最困苦者。古之王者首重抚恤,今陛下却欲先役之。这些人若非户将绝,便是家有幼丁,假以数年,即可成丁服役,终老而亡。国家富有四海,忍心不予体恤?孟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记载“作丘甲”、“用田赋”,皆因开启民患而加重批评。
青苗放贷,自古有禁。今陛下始立常法,每年推行,虽言不许强制摊派,但数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吗?将来天下怨恨,国史记载“青苗钱始于陛下”,岂不可惜?东南买绢本用现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虽有明令,执行中却绢必折盐,粮必折钞。可见“青苗不抑配”亦为空文。治平初年选义勇,诏书明言永不戍边,如盟约般庄严。才几年,议论已变,或代东军,或换弓手。约束难守,岂不明显?
即使此令坚决执行,果不强制,愿借贷者必为孤贫之家。若自有余财,何须与官交易?这些人一旦催逼过急,继之逃亡;逃亡之后,责任转嫁邻保,势所必然。
常平仓之法,堪称完善:所守有限,惠及广泛。即便万户之邑有千斛谷,谷价高涨时投入市场,物价自平。一市价平,一地民足,无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逼之劳。今若改为青苗,每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谁救其饥?且常平仓钱常嫌不足:若全用于籴米,则无钱借贷;若留作借贷,则所籴几何?可见常平与青苗势难并存。毁彼成此,损失更大,害官损民,悔之晚矣。
我私下揣测,陛下欲察实情,必问他人。人知陛下正欲推行,必言此法有利无害。依我愚见,恐不可信。何以见得?我在陕西见刺义勇,亲往各县督察,愁怨之民,哭声震野。而奉使归来者皆言百姓乐从。迎合取宠,自古如此。否则,秦二世何以不知山东盗起?唐明皇何以不知南诏败绩?今虽未至此,望陛下审慎明察。
汉武帝时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之策,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称“均输”。当时商人不行,盗贼蜂起,几近大乱。昭帝即位,学者群起反对,霍光顺从民意废之,天下归心,遂得太平。不料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尚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设官署,多出钱款,豪商大贾皆疑而不动。虽不明言贩卖,既许变易,而欲不与商贾争利,从未有过。
商业经营复杂:买货先付款,卖货后收款,多方周转,曲折获利。今官府采购,必设官吏,簿书俸禄,开支已巨;非优质不收,非贿赂不行,故官购之价必高于民间;出售时弊端依旧,商贾之利从何而来?朝廷未虑此,竟拨五百万缗,此钱一出,恐难收回。纵有小利,商税损失必多。
如同有人为雇主牧牛羊,不告主人以一牛换五羊,隐匿牛失,炫耀羊获。陛下若因废常平而赞青苗之功,损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与此何异?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知?只是已行之事不愿中途更改,恐天下以为反复无常,用人不终,故拖延时日,寄望万一。我以为此虑过矣。
古之英主,莫如汉高祖。郦食其建议复立六国,高祖曰:“善,快刻印。”及听张良之言,吐出口中食物骂道:“快销毁!”称善未久,继之以骂,刻印销印,如儿戏然,何曾损害高祖知人之明?正显圣人无私。陛下若觉可行则行,知不可则止,至圣至明,无以复加。
论者常说“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持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者行险侥幸之说。若陛下信而用之,便是徇高论而逆人情,持虚名而招实祸,未及乐成,怨已先起。
以上所述,即我所谓“结人心”之意。
进言者众多,可曾有人向陛下讲明国家存亡、国运长短之根本?国家存亡在于道德之深浅,不在强弱;国运长短在于风俗之厚薄,不在贫富。道德深厚,风俗淳朴,虽贫弱亦可长久;道德浅薄,风俗浇漓,虽富强亦不免短促而亡。君主明此,则知轻重。
因此古之贤君,不因弱而忘道德,不因贫而伤风俗。智者观国,亦据此判断。齐国最强,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国最弱,季札知其终将灭亡;吴破楚入郢,陈大夫逢滑知楚必复兴;晋武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平陈,房玄龄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过于武宣,却苟安而王氏之乱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兵力强于宪武,却裁兵而庞勋之乱起。
因此我愿陛下崇尚道德、敦厚风俗,不急于功利、贪图富强。即使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可谓有功,但国之长短不在此。
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瘦弱而长寿者,亦有壮盛而暴亡者。若元气尚存,瘦弱无妨;若元气已耗,壮盛愈危。故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吐纳,不得已用药则择良品,可久服无害,五脏调和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轻视节制,厌弃良药,伐真气助阳亢,根本已空,倒毙在即。天下之势与此无异。故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严刑峻法可统一众人,勇悍之人可成事,忠厚似迂阔,老成似迟钝,但终不肯以彼易此,因知所得小而所失大。
曹参为贤相,曰:“慎勿扰狱市。”黄霸为循吏,曰:“治道去太甚。”有人讥谢安清谈误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理财,专用果锐少年,务求迅速,逐利之风盛行。德宗初年擢崔佑甫为相,以宽大道德推行君意,建中之政声誉卓著,天下有望复兴贞观。及卢杞为相,劝帝用刑名整肃天下,风俗日薄,终致流亡。
我仁宗治天下,执法宽厚,用人有序,专务掩盖过失,不轻改旧章。论其成效,用兵十出九败,府库仅足无余。但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驾崩之日,天下如丧父母。社稷长远,终赖于此。仁宗可谓知本。
今议者不察,只见末年官吏因循,政事不振,便欲以苛察矫正,以智巧整齐,提拔新进锐气之人,追求速效。未享其利,浇薄之风已成。天时本不齐,人孰无过?国君应含垢纳污,过于苛察则无人追随。若陛下包容多方,则人才可继;若广设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人自危,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非陛下所愿。
汉文帝欲拜虎圈啬夫,张释之谏曰:“利口伤俗。”今若以口才取士,以迟钝黜人,以虚诞为文才,以矫激为美德,则先王之泽将日渐消亡。
自古用人,须经实践考验,有非凡之才,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经历变故知难,不轻举妄动;一则待其功高望重,人无异议。昔刘备以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担忧不可,因黄忠名望素不及关张,若爵位骤同,必不悦。后果然关羽不满。以黄忠之勇,刘备之契,尚须顾虑,况他人乎?
世人常说汉文帝不用贾谊为深恨。我细究其意,以为不然。贾谊固为奇才,所言亦良策,但请为属国以系单于,实为书生大言,少年锐气。高祖曾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岂无贾谊之辈?“三表五饵”之策,人皆知其疏,欲以此困中行说,尤不可信。兵为凶器,岂可轻言?正如赵括轻视秦军,李信低估楚国。若文帝急用其策,天下恐将不安。若贾谊历经艰难,必自悔其言,晚年用之,其术必精。不幸早逝,非人力所及。否则,文帝岂是弃才之主?绛侯、灌婴岂是蔽贤之徒?至于晁错,尤为刻薄,文帝时仅为太子家令,景帝即位才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愤而自杀,政令纷更,天下骚然,七国叛乱,晁错之策亦穷。文景优劣,于此可见。
大抵名器爵禄,人人趋之。必使积劳而后升迁,以显持久难得,则人安其分,不敢躁进。今若多开捷径,使人侥幸得官,公卿侍从,举步可至。得者不肯认侥幸,不得者必叹沉沦。天下常调之人,皆生妄念,耻不如人,何所不为?欲风俗淳厚,岂可得?
选人改京官,常需十年以上,历经艰险,计较细微,一事失误,终身废弃。今因一人推荐即可,犹恐不称,官服随至,那些积劳久次者如何心服?常调之人非守即令,职多缺少,久已为患,不可再开多门以待巧进之徒。若巧者侵夺过甚,则拙者困窘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近年朴拙者愈少,巧进者愈多,望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
如近日三司提议,令天下每郡选一人,催办三司文书,许优先授官以酬其劳。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将有三百余人优先占缺,常调待选者更难。此外发运、均输、农田水利等事,已坏监司之体,扰乱进用之心。转对者望称旨骤迁,奏课者求优等速化,相争相高,名实混乱。
愿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邪无所乘,民德归厚。此即我所谓“厚风俗”之意。
古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唐,则外重内轻;如秦、魏,则内轻外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为马”之患;外重之患,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盛时虑衰,常立法以防弊。我国租赋归中央,重兵聚京师,以古衡今,似属内重。祖宗深谋远虑,非小臣所能尽知,但委任台谏一端,实为圣人防患之至计。
纵观秦汉至五代,因谏诤而死者数百人。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风闻奏事,无上级管辖。台谏之威,不论尊卑,言及皇帝则天子改容,事关宰相则宰相待罪。故仁宗时,议者讥宰相只奉台谏风旨。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未必皆贤,所言未必皆是,但须养其锐气,借以重权,岂无深意?为遏制奸臣萌芽,挽救内重之弊。
奸臣初起,台谏弹劾尚有余力;及其势成,刀兵讨伐亦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可能。但养猫为捕鼠,不可无鼠而养不捕之猫;养狗为防奸,不可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岂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我自幼所闻及长老所谈,皆谓台谏之言常合天下公议。公议所赞,台谏亦赞;公议所攻,台谏亦攻。至英宗初年,议“称亲”之礼,本非大过,亦无明典,只因众心不安,公议不允,台谏以死相争。
如今物议沸腾,怨声载道,公议所在,不言而喻。而台谏默然不发,中外失望。弹劾积威之后,庸人亦可奋扬;消沉日久,豪杰亦难振作。我恐自此习惯成风,台谏尽为执政私人,导致君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孔子说:“鄙夫岂可共事君?未得时患得,既得时患失。若患失,则无所不为。”我初读此言,疑其过甚,以为鄙夫患失,不过苟且保位。及见李斯惧蒙恬夺权,立胡亥以亡秦;卢杞惧李怀光揭其恶,误德宗致再乱。其心生于患失,其祸至于丧国。孔子之言,实不为过。
因此,治国者平时必有舍身犯颜之士,危难时或有殉义守死之臣。若平时不敢言,危难何以责其死节?若臣皆如此,天下危矣。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调羹,同如以水济水。孙宝说:“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不相悦,载于经典。”晋王导可谓元老,每与宾客言,满座称善,而王述不悦,认为人非尧舜,岂能事事皆善?王导亦敛衽致谢。若言无不合,意无不同,交替唱和,谁非贤者?万一有小人居间,君主如何察觉?
此即我所谓“存纪纲”之意。
我不敢全面诋毁新政。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修订任子制度、修缮器械、操练军旗,皆陛下英明果断,众议允协,我不敢异议。
至于我所献三言,并非私见,乃中外共病,谁人不知?昔禹戒舜:“莫如丹朱傲慢游乐。”舜岂有此?周公戒成王:“莫如商纣酗酒迷乱。”成王岂有此?周昌称汉高为桀纣,刘毅称晋武为桓灵,当时君主未加罪,反载入史册,传为美谈。
若我所言三事,朝廷皆未有,则天下之幸,我亦有幸。若有丝毫相似,陛下岂可不察?
然而我的打算可谓愚昧: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此狂愚,岂可屡赦?重则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轻则削籍流放,流离道路。但陛下必不至此。为何?我天生愚钝,自信坚定。此前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已预期被贬,岂敢自保?而陛下独赏其言,特召面谈,从容良久,甚至问我:“当今政令得失何在?朕有过失,直言无妨。”我答:“陛下天资聪慧,文武兼备,不患不明、不勤、不断,只患求治太速,用人太急,听言太广。”又令我详述,陛下点头称是,说:“你所言三事,朕当深思。”我之狂愚,非止今日,陛下容忍已久,岂会始容终诛?恃此而言,故无所畏惧。
我所惧者,讥议众多,怨仇实多,必有人以苛法诬我,以重罪中伤,使陛下欲赦而不能,岂不危险?死亡不足惧,唯恐天下以我为戒,再无人敢言。因此思索月余,昼夜不息,写成又毁,反复再三,感陛下听我一言,情不能已,终献此说。惟愿陛下怜我愚忠,终赐赦免。臣俯伏待罪,忧惧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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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上神宗皇帝书**:苏轼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所上奏章,针对王安石变法提出批评与建议。
2. **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当时的官职。殿中丞为寄禄官,直史馆为馆职,判官告院为实际职务之一,权开封府推官为代理开封府司法官员。
3. **封章言灯事**:指苏轼此前上书反对为元宵节大规模采买花灯之事,认为劳民伤财。
4. **席稿私室**:坐在草席上等待治罪,表示请罪待罚。
5. **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为推行新法于熙宁二年设立的机构,总揽财政改革,绕过原有三司与中书省,成为变法核心机关。
6. **常平仓与青苗法**:常平仓为传统平抑粮价、赈济灾荒的制度;青苗法则是政府于春荒时贷款给农民,秋收偿还,本意助民,但执行中常强制摊派。
7. **均输法**:由官方统筹物资采购与运输,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调节供需、增加财政收入,实则与民争利。
8. **坊郭户与乡户均役**:主张城市居民(坊郭户)与乡村户同等承担徭役,打破以往特权阶层免役惯例。
9. **台谏**:御史台与谏院,宋代监察与谏议机构,独立于行政系统,可直言批评朝政,是制约相权、维护纪纲的重要力量。
10. **仁祖**:指宋仁宗赵祯,苏轼高度推崇其宽厚仁政,认为其德泽深远,奠定国本。
以上为【上神宗皇帝书】的注释。
评析
《上神宗皇帝书》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开封府推官时,针对王安石变法所上的一篇重要政论奏章。全文洋洋洒洒,气势恢宏,逻辑严密,情感真挚,既体现了苏轼卓越的政治洞察力与文学才华,也展现了他作为儒家士大夫“以道事君”的责任感与勇气。
文章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为核心主张,系统批判了王安石主导的新政,尤其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青苗法、均输法、雇役法改革等重大举措。苏轼并非全盘否定改革,而是从儒家“仁政”“民本”“中庸”思想出发,强调改革应顺应民心、尊重传统、循序渐进,反对操之过急、重利轻义、破坏制度平衡。
全文结构清晰:先以“言灯事”获赦切入,表达感激与忠诚,建立情感基础;继而提出三大纲领性主张;随后分别展开论述,每段皆引经据典,结合历史教训与现实观察,层层推进,极具说服力。语言庄重典雅,比喻生动(如“朽索驭六马”“即鹿无虞”),排比有力,情感由恳切渐至悲壮,结尾自陈风险,令人动容。
此书不仅是宋代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古代谏议文化的典范之作,展现了士大夫在皇权面前“犯颜直谏”的风骨。尽管未被神宗采纳,但其思想价值深远,对后世理解王安石变法的争议、宋代政治生态及儒家治国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为【上神宗皇帝书】的评析。
赏析
《上神宗皇帝书》是一篇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的政论名篇。其最大特色在于将儒家政治理想与现实批判紧密结合,以“人心—风俗—纪纲”为逻辑主线,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治国体系。
文章开篇以个人遭遇引入,情感真挚,迅速拉近与君主的心理距离。继而提出“结人心”为核心,指出君主唯一依靠的是民心,引用“木有根”“鱼有水”等比喻,形象揭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铁律。通过对商鞅变法、子产弭谤、谢安用桓等历史案例的分析,强调政策必须顺应公议,不可专任智力、逆民情而动。
在“厚风俗”部分,苏轼超越单纯经济改革,上升到文明存续的高度,提出“国之长短在风俗”,将风俗比作“元气”,强调道德教化、宽容包容、渐进改革的重要性。他批评新政助长“巧进之风”,破坏“积劳久次”的用人传统,预示社会风气将日趋浮躁功利。
“存纪纲”一段最具战略眼光。苏轼敏锐指出宋代“内重外轻”的结构性隐患,强调台谏制度是防止皇权失控、遏制奸臣萌芽的关键屏障。他呼吁保护言路,主张“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体现出对政治多元与制衡机制的深刻理解。
全篇文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尚书》《论语》到汉唐史实,信手拈来,论证严密。语言骈散结合,气势磅礴,既有“朽索驭六马”的警句,也有“如鱼得水”的比喻,情感由谦恭渐至激越,结尾自陈风险,感人至深。它不仅是一份政治谏书,更是一曲士大夫精神的悲壮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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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宋史·苏轼传》:“轼尝锁院,撰《上神宗皇帝书》,极论新法不便,其言剀切,神宗览而动容,然卒不行。”
2. 南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苏子瞻《上神宗书》,条陈利害,深切著明,虽未能回天听,然其识虑之远,实有补于后世之观政者。”
3.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此书洋洋数千言,气盛而言宜,其论‘结人心’‘厚风俗’‘
以上为【上神宗皇帝书】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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