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
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
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
我欲胜彼,彼亦志于胜,谁肯处其败?
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
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
是皆未敢也。
然则如之何?
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
「他人有心,与忖度之」,审故也。
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定察矣。
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
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故神闲而气定矣。
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
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狩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不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
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为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为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要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
曩者兀术之死,固尝嘱其徒使入我和,曰:「韩、张、刘、岳,近皆习兵,恐非若辈所敌。
」则是其情意欲和矣。
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计出于忌我而要我也。
刘豫之废,亶尝虑无以守中原,则请割三京;亶之弑,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亮之殒,褒又尝缓我追北之师,则复谋割白沟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诈也。
未几,亶之所割,视我守之人非其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亮之所谋,窥我遣贺之使,知其无能为,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谋,悟吾有班师之失,无意于袭,则反复而有意外之请。
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
何以言之?
空国之师,商鉴不远,彼必不肯再用危道,万一猖獗,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戍卒岂能必其胜,此一不敢必战也。
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则我有攻守之士,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战也。
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战也。
有三不敢必战之形,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此一欲尝试也。
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务干侥幸,谋不暇于万全,此二欲尝试也。
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
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
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弑之,何有于我?
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
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
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
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
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疾矣。
〔御之之术,臣具于《守淮》篇。
〕
昔者,黥布之心,为身而不顾后,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
先零之心,恐汉而疑罕[千干],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败。
薛公、充国非有风角写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
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在困吾力,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
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馀矣。
」
翻译
两国对峙,若不能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就会产生疑虑;有了疑虑就容易惊慌,一旦惊慌而应对敌人,必然无法周详。相反,若能掌握敌情,则内心安定,不会被迷惑,不被迷惑就能冷静观察敌人的内部混乱,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方手中,而敌人实际上将陷入困境。
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并非追求战无不胜,而是致力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只有先做到不可被战胜,才能逐步图谋最终的胜利。我想战胜敌人,敌人也志在必胜,谁愿意接受失败呢?胜负之心在双方心中交战,胜负的关键尚未明朗。当敌人出兵进攻时,我怎敢断定这不是虚张声势来威慑我?当敌人撤退时,我又怎敢断定这不是隐藏形迹以引诱我?这些都不能轻率判断。
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这是强调内心要沉着坚定。《诗经》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这是强调必须审慎揣摩。能够做到沉着而审慎,即使敌情远在万里之外,也可清楚洞察。
如今我们把作战意图隐藏在防守之中,虽未开战,却始终保持备战状态;把胜利的可能寄托于战争准备之中,虽未取胜,却已具备必胜的道理。如果敌人真是虚张声势来恐吓我,我以静制动,不轻易行动;如果敌人确实隐匿行踪以诱我深入,我已有充分防备,使其无机可乘。既然胜负不能扰乱我的心志,自然神态从容、气势镇定。
然后从容地用自己的心思去推测敌人的情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南北虽有不同立场,但利害关切岂会完全不同?我对金人的真实意图和虚伪表现,曾深入研究:他们就像猎狗一样,本性不安分,你不打它它就吠叫,吠叫之后才后退;你呼唤它它就驯服,但驯服之后必定反咬一口。它的吠叫是因为忌惮我,它的驯服是因为轻视我。
他们何尝不想打仗?又何尝不说议和?实际上想打,却用“和”来麻痹我;实际上想和,却用“战”来胁迫我。因此,“和”没有固定诚意,“战”也没有恒常态势,这尤其不可不察。
从前兀术临死前曾告诫部下要与宋议和,说:“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这些人,最近都精通军事,恐怕你们不是对手。”可见其内心确有求和之意。但他们仍不断发动进攻,是出于对我方的忌惮与要挟。
刘豫被废后,亶(即金熙宗)担心无法守住中原,曾请求割让三京;亶被杀后,亮(即完颜亮)害怕我朝兴师问罪,也曾计划割让三京并归还徽宗灵柩;亮死后,褒(即金世宗)为缓我追击之势,又企图割让白沟河一带,以“长辈之礼”事奉我朝——这说明他们当时的确有意讲和,并非全是欺诈。
但不久之后,亶所割让的土地,见我方守将并非强敌,立刻回师夺回;亮所谋划的议和,窥探到我派去的贺使软弱无能,便中途停止,转而发动辛巳年(1161年)南侵;褒所提出的和议,察觉我军有撤兵之失,无意突袭,便反复变卦,提出更多非分要求。
他们既然已经说要讲和却又中途毁约,正是利用我方对其“驯服”的错觉,暗中图谋战胜我方。由此可见其用心险恶。
当前形势,依我分析金人有“三不敢必战”和“二必欲尝试”。
为何这么说?
第一,倾全国之力出征,前车之鉴不远(指完颜亮南侵失败),他们必定不愿再冒此巨大风险,即使有所举动,最多只是调动边防部队而已,而这些边军怎能保证必胜?这是其一不敢必战。
第二,海州、泗州、唐州、邓州等战略要地已被我收复,他们用兵三年未能夺回,说明我已有攻守之能,而金军实力已不如从前。这是其二不敢必战。
第三,契丹等北方部族在其背后虎视眈眈,中原百姓在其前方愤恨难平,虽然表面服从,实则未必忠诚,随时可能反叛。这是其三不敢战。
正因为有这三种不敢战的迹象,他们害怕我看出其虚弱而停止岁币,于是不得不虚张声势以胁迫我,这是其一“欲尝试”。
其次,他们贪婪成性,欲望无穷,所得不足以满足其野心,因而总想侥幸得逞,谋划时不顾万全,这是其二“欲尝试”。
如果说他们真的决心开战,那就绝不会大肆张扬而促使我迅速戒备。比如当年完颜亮图谋南侵时,刘麟、蔡松年稍一试探其意并加以劝导,结果刘麟被驱逐,蔡松年被毒杀——因为他泄露了机密。如今若真要开战,难道会让人立刻知道吗?
但如果他们其实不敢战呢?要知道他们残暴无义,愤怒时不计后果,连母亲、兄长都能弑杀(指完颜亮弑熙宗),对我宋朝又有什么顾忌?况且如今他们在沿海建造战舰,在淮河流域整治军械,包藏祸心,只要有隙可乘,岂能断言他们终将不战?
总的来说,目前金人虽无必战之心,但我方也不能不防备其“尝试”之举。
他们对高丽、西夏,自恃强大足以吞并,所以面对他们的使者,态度坦然,毫无防备;唯独对我朝的使者,百般刁难,处处设防。正如人见牛羊不动声色,遇到虎豹则厉声奋臂以抗——这正说明他们内心对我极为忌惮。
他们既然知道惧怕我,难道我反而无所忌惮吗?我所担忧的,不在于金人是否一定要开战,而在于他们侥幸获胜后越过淮河,并据守淮河以困我,则我将陷入长期被动。
(抵御之策,我在《守淮》篇中已有详述。)
从前黥布起兵,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后路,必走下策,薛公据此向高祖分析,黥布终被擒获。先零羌本畏惧汉朝而又怀疑罕羌,于是解仇结盟,赵充国据此向宣帝进言,先零终致速败。薛公、充国并无占卜星象、龟甲占卜的奇术,只是内心坚定、思虑周详罢了。
朝廷若能心定而虑审,还有什么敌情不能掌握?什么功业不能成就?若不求了解敌情,仅凭敌方的虚张声势和诡诈态势来决定进退,不仅白白消耗自身力量,更会错失制胜良机,实在可惜!
因此我说:“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并做出相应对策,就会游刃有余。”
以上为【美芹十论 · 察情第二】的翻译。
注释
1. 美芹十论:南宋辛弃疾所著军事政论集,共十篇,上奏孝宗皇帝,主张抗金恢复中原。“美芹”典出《列子》,喻卑微之物献于尊者,谦称己见。
2. 察情:考察敌方真实意图与虚实状况,为《美芹十论》第二篇名。
3. 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意为通过称量才知道轻重,通过测量才知道长短,比喻做事需权衡斟酌。
4.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语出《诗经·小雅·巧言》,意为别人有什么心思,我可以揣摩得知,强调洞察人心的重要性。
5. 兀术:即完颜宗弼,金太祖之子,金初重要将领,屡次南侵,晚年主张与宋议和。
6. 韩、张、刘、岳:指南宋四大抗金名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
7. 刘豫之废:刘豫为金所立伪齐皇帝,1137年被金熙宗废黜。
8. 亶、亮、褒:分别指金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金世宗完颜雍(初名乌禄,后改名褒)。
9. 辛巳之逆:指1161年(辛巳年)完颜亮发动大规模南侵,史称“完颜亮南侵”或“采石之战”。
10. 先零、罕[千干]:汉代西北羌族部落,先零羌曾联合诸羌反汉,赵充国采取分化瓦解策略成功平定。
以上为【美芹十论 · 察情第二】的注释。
评析
《美芹十论》为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所作,该书从第一论以至于第十论,无一不是精闢之论。同时,这也是一部很好的军事论著,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芹”指芹菜。《列子· 扬朱》篇载:有人向同乡富豪赞美芹菜好吃,结果富豪吃了反倒嘴肿闹肚子。后人以“献芹”称所献之物菲薄,以示诚意。
南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辛弃疾写了十篇论文,又称《美芹十论》,陈述抗金救国、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大计。《美芹十论》是献给皇帝的,因此,作者谦称《十论》不过是他自己觉得好,皇帝不一定就会喜欢——就像宋人喜欢芹菜一样——事实上,皇帝的确不喜欢。 自从辛弃疾献了《美芹十论》之后,人们就把“美芹”作为忧国忧民、悲国家之颠覆的代名词了。从此美芹有了特定深远的含义了。
李筌曾于《太白阴经·卷一·人无勇怯篇》对勇怯与地域之关系提出了旷古绝今之论,而辛弃疾则于《自治》篇中对:“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之问题提出反驳,并作出“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的结论。与李筌不同的是,辛弃疾的目的在于希望南宋朝廷能由排除南北勇怯的成见,进而自治图强;前者理论价值绝高,而后者现实指导之意义甚大。同源殊流,各有所长。
至于其在《察情》一篇所论:“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此说可谓得兵家虚实理论之精华。空城计之所以得行险而稳成,其妙处亦不过在此而已。然直陈此妙、直捣关键枢要之处者,辛弃疾可谓第一人。
《察情第二》是辛弃疾《美芹十论》中的重要篇章,集中体现了其卓越的战略洞察力与政治智慧。文章紧扣“察敌之情”这一核心命题,从哲学高度阐明情报工作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作者认为,两军对峙之际,胜负未决,关键在于能否准确判断敌方真实意图。他提出“定故不可惑”的原则,强调唯有内心沉着、判断审慎,方能透过敌方“虚声诡势”洞察本质。
文中系统分析金国政局内外矛盾,指出其“三不敢战”与“二欲尝试”的战略困境,揭示其“以和狎我,以战要我”的双重策略,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尤为可贵的是,辛弃疾并未简单将金人视为蛮夷,而是深入剖析其心理动机与行为规律,借用“狩狗”“虎豹”等比喻,生动揭示其既忌惮又贪婪的复杂心态。
文章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针对性,既引经据典增强说服力,又结合近年史实(如兀术遗言、刘豫被废、完颜亮南侵等)进行实证分析,展现出强烈的务实精神。结尾以薛公识黥布、充国料先零为例,强调“心定而虑审”才是制胜根本,呼应开篇,结构完整。全文语言雄健,气势恢宏,充分展现辛弃疾作为一代儒将的战略格局与文采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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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察情第二》是一篇极具战略深度的军事论说文,展现了辛弃疾超越时代的政治敏锐与军事素养。全文以“情”为核心,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敌情研判体系。开篇即提出“得其情则定,不得则疑”的辩证关系,将心理稳定与情报获取并列为制胜前提,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
文章运用大量历史案例与生动比喻,增强说服力。如以“狩狗”喻金人反复无常,吠则示警,驯则反噬,形象揭示其“战中有和,和中有战”的双重策略;又以“虎豹厉声奋臂”对比“见牛羊不动色”,巧妙说明金人对我之特别戒备,反证其内心恐惧。
结构上层层推进:先立原理,次析敌情,再列证据,终归结论。尤其“三不敢战、二欲尝试”的归纳,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体现出极强的分析能力。作者不仅指出金人外强中干的本质,更预判其可能采取“尝试性挑衅”的边缘策略,极具前瞻性。
语言风格雄辩有力,多用排比、反问、对仗句式,如“彼诚……吾敢谓其非……乎?”形成强烈节奏感。引经据典自然贴切,不显堆砌。结尾援引汉代名臣薛公、充国之例,既提升立论高度,又暗示当今天子亦应任用贤才、深谋远虑。
尤为难得的是,辛弃疾并未陷入主战或主和的简单对立,而是主张“静观其变,待机而动”,体现了一种理性克制的战略耐心。这种基于实情判断而非情绪驱动的决策思维,在当时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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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三:“《美芹十论》皆切中时务,尤以《察情》《守淮》诸篇为详明有据,非纸上谈兵者比。”
2. 清·黄百家《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引陈亮语:“稼轩《美芹十论》,洞悉虏情,筹边制胜,几于房、杜之谋,惜乎未尽用也。”
3. 清·纪昀评《美芹十论》:“议论英发,指陈利病,如老将临阵,步步有法,非徒骋词藻者所能仿佛。”
4. 近人吕思勉《中国通史》:“辛弃疾不仅为词人,实亦战略家。其所上《美芹十论》,于金人内情之了解,远过同时诸臣。”
5. 当代学者邓广铭《辛稼轩传》:“《察情篇》堪称中国古代情报分析的典范之作,其对敌心理的把握与战略预判,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以上为【美芹十论 · 察情第二】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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