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náo］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义、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翻译
徐爱请先生比较一下王通和韩愈。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才；王通是一位贤能大儒。后人仅仅因为文章诗词的缘故，就十分推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得远。”
徐爱问道：“那么，王通怎么会有模拟经书这种错误的呢？”
先生说：“模拟经书恐怕也不能全部否定。你姑且说说后世儒学之士写作的目的与模拟经书比起来有何区别？”
徐爱说：“后世儒者的编著不是没有求名之意，但明道是最终目的；而模拟经书完全是为了求名。”
先生说：“著书讲经以阐明圣道，仿效的又是什么呢？”
徐爱说：“仿效孔子删述《六经》以阐明圣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模拟经书不就是仿效孔子吗？”
徐爱说：“编著须对道有所发明阐释；模拟经书仿佛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大概于明道无补。”
先生说：“你所谓的明道，是指返璞归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实呢？还是指华而不实，借此哗众取宠呢？天下纷乱，主要是因为重虚文、轻实行。如果圣贤之道彰明于天下，那么《六经》不必删述。孔子对《六经》的删述，是不得已而为之呀。自从伏羲画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论《易》的如《连山》《归藏》等著述纷纭繁复，种类数不胜数，《易》道因此乱作一团。孔子发现天下愈益盛行文饰之风，认为如此发展只会目无纲纪，所以效法文王、周公关于《易》的论述，认为只有他们的主张才把握了《易》的宗旨。从此，纷繁复杂的学说均被废弃，天下阐述《易》的学说开始归一。《诗》《书》《礼》《乐》《春秋》也是这样。《尚书》自《典》《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如《九丘》《八索》，许多淫邪妖冶之句，达成百上千篇。《礼》《乐》的名物度数不计其数。孔子均作了删削述正，自此其他说法才终止。在《书》《诗》《礼》《乐》之中，孔子何尝加过一句多余的话呢？现今《礼记》中的解释之词，大多是后来的儒生自己牵强附会硬凑的，不再是孔子当时所编著的原本了。至于《春秋》虽然大家也说是孔子编著，实际上是在鲁史之旧文上笔削而成。所谓‘笔’，亦即照抄原文；所谓‘削’，亦即删减繁复，那是有减而无增。孔子传述《六经》，担忧繁文扰乱天下，虽然简略却不能彻底做到，使天下人从此务必去掉华丽的文饰而追求文章的实质内容，并不是以文辞教导人们。《春秋》之后，繁文日益盛行，天下更加混乱了。秦始皇焚书得罪天下，是因为他出于一己之私，更不该焚了《六经》。如果当时他志向只在于明道的话，把那些反经叛理的书全焚烧掉，这也正暗合了孔子删述的意思。从秦汉以来，文辞华丽的风气又一天天兴盛起来了，要想彻底废止根本不可能了。只得效仿孔子的做法，对那些和经书道理相接近的进行表扬，那么其他的怪理悖论，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不知道文中子王通当初模拟经书是何意图？但我体会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处，我认为，即便圣人重生，也是不会否认这种做法的。天下之所以混乱不堪，是因为华丽的文饰兴盛，而求实之风衰败，人们各抒己见，争奇斗异，喧嚣于世，这只会混淆人们的视听，蒙蔽世人的耳目，使天下人崇尚华丽，争相追求文饰，以求在社会上出名，而不再懂得还有崇尚真实、返璞归真的切行，这些都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所导致的。”
徐爱说：“有些时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做解，恐怕世人也难以读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有《左传》才能明白，这样，《春秋》不就成为歇后谜语了，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词句呢？《左传》大多是《鲁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凭借《左传》才可读懂，那么，孔子又何必把鲁史删改成《春秋》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认为：‘《传》是案，《经》是断。’比如，《春秋》上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的这种观点，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没有明白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写‘弑君’，弑君是罪过，何必去了解弑君的经过呢？讨伐的命令该天子发布，写‘伐国’，伐国就是罪，为什么去问征伐别国的经过？圣人阐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为了存天理、去私欲，对于这些事情，孔子曾经就说过。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做不同的回答，但他也不会多说，只怕人们专门在语言上纠缠而忽略了学说的本质，所以他对子贡说：‘我不想说什么了。’如果是些灭天理、纵人欲的事，又怎么能够详细地告诉世人呢？这不是要助长乱象、引导奸恶吗！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讲道：‘孔子的门生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的，所以他们杀伐征讨的事就没有流传后世。’这就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究做霸道的学问，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与圣人写作经书的宗旨正好相反，所以伊川这话怎么说得通呢？”
先生因此感叹地说：“不能通达天理的人，很难和他说清楚这事的！”
他接着说：“孔子曾说：‘我还能见到史书上有存疑而未纪录的地方。’孟子也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不看《尚书》，我只从《武成》篇里取两三卷来读读而已。’孔子删述《尚书》，即使是尧、舜、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也仅存数篇，除此之外，难道是其中没有别的事发生，而所著述却仅仅止此，圣人的本意由此可知了。圣人仅是剔除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徐爱说：“圣人著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像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想详细地告诉世人，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也记载得十分简略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发生的事情久远而不详，能记下来流传的就更少了。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当时世风淳朴，大概没有华丽修辞、注重文饰的风气，这就太古的时代，非后世所能比拟。”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也要删掉它呢？”
先生说：“即使有流传下来的，也因为世道变化而不再适宜了。社会风气日益开放，文采日渐兴盛，到了周朝末年，想再恢复夏、商的习俗已不可能，何况恢复到尧舜的时代呢？更不必说比这还早的伏羲、黄帝时的世风了！各朝代治世的表现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个道。孔子效法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即是尧、舜之道，只是因为时代不同，社会治理也有所不同，所施的教化与所设的政令自然也不同，把夏、商的制度政令施行于周朝，已经不合时宜。所以，周公想并采禹、汤、文王的举措，碰到不合适的地方，还需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何况太古时的制度政令，难道还能实行吗？这正是孔子删略前代之事的原因。”
先生接着说：“但求无为而治，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因时机环境适宜而采取政治策略，而非要去实行远古的风俗，这是佛教、老庄的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却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以道为本，而以功利之心来实行，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后来的世儒们诸多人讲来讲去，其实只讲了个霸术而已。”
版本二：
徐爱问先生王阳明关于文中子（王通）和韩愈的看法。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杰出者罢了；而文中子则是贤德的儒者。后人只因文章辞藻的缘故推崇韩愈，其实韩愈与文中子相比差得很远。”
徐爱又问：“那为什么文中子会有模仿经典（拟经）的过失呢？”
先生说：“模仿经典恐怕也不能完全否定。你先说说，后世儒者的著述意图，与‘拟经’相比如何？”
徐爱说：“后世儒者的著述，不能说没有追求名声的心思，但终究还是希望阐明圣道；而拟经似乎纯粹是为了博取名声。”
先生反问：“著述以明道，又效法了谁呢？”
徐爱答：“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这是后儒所效法的。”
先生说：“既然如此，那么拟经难道就不是效法孔子吗？”
徐爱说：“著述还能对道有所发明；拟经却只是模仿经典的外在形式，恐怕对于道并无实际帮助。”
先生说：“你说的明道，究竟是要让人返璞归真、回归朴实，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呢？还是只美化言辞，用来哗众取宠于世间呢？天下大乱的原因，正是由于虚浮的文饰盛行，而真实的德行衰微了。如果道已经在天下大明，那么《六经》也就不必再述说了。孔子删述《六经》，实在是不得已之举。从伏羲画八卦开始，到文王、周公，其间解释《易》的著作，如《连山》《归藏》之类，纷繁杂乱，不知有多少种，导致《易》的道理极为混乱。孔子看到天下崇尚文采的风气日益兴盛，知道这些说法将永无止境，于是选取文王、周公的说法加以阐扬，认为这才是《易》的根本宗旨，从而废弃了其他种种异说，使天下谈《易》的人才得以统一。《书》《诗》《礼》《乐》《春秋》也是如此。《尚书》自《尧典》《舜典》以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以下，像《九丘》《八索》这类淫邪放荡的作品，恐怕有成百上千篇。《礼》《乐》的名物制度、仪节数目，也已繁复到无法穷尽。孔子一一加以删减修正，那些杂说才被废止。比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自己添加一句话？今天流传的《礼记》中的各种解说，都是后世儒者附会而成，早已不是孔子原来的面貌了。至于《春秋》，虽然说是孔子所作，其实都是鲁国旧有的史官记录。所谓‘笔’，就是照录原文；所谓‘削’，就是删去繁冗，只有减少而无增加。孔子删述《六经》，是担心繁复的文辞扰乱天下，想尽可能简化，引导天下人去除虚文、追求实理，而不是用文辞来教化世人。《春秋》之后，文饰之风更加盛行，天下也愈发混乱。秦始皇焚书固然获罪，但那是出于私心，尤其不该焚烧《六经》。如果当时他的本意真是为了彰明圣道，把那些违背经典、背离天理的学说全部焚毁，反而暗合了孔子删述《六经》的用意。自从秦汉以来，文辞日益泛滥，若想全部清除，已不可能。只能效法孔子的做法，选取其中接近正道的内容加以表彰，那么那些怪诞悖理的言论自然会逐渐消亡。我不知道文中子当时拟经的真实用意是什么，但我深切认同他的做法，认为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轻易改变这种做法。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正是因为文辞太盛而实质衰微，人人都标新立异，以奇说高论来炫耀世俗、博取声誉，徒然扰乱世人的判断力，蒙蔽大众的视听，使得天下人纷纷追逐修饰文辞，以求被世人知晓，却不再懂得敦守根本、崇尚实际、返璞归真的行为。这些风气，正是那些热衷著述的人所开启的。”
徐爱说：“不过有些著述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春秋》这部经，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也难以理解。”
先生说：“如果《春秋》必须依靠《传》才能明白，那就成了歇后语了。圣人何苦要说这些艰深隐晦的话？《左传》大多是鲁国原有的史文，如果《春秋》非得靠它才能读懂，孔子又何必去删削史文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曾说：‘《传》是案情记录，《经》是判决结论。’比如经中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了解具体事件，恐怕也难以做出判断。”
先生说：“程颐这话，恐怕也只是沿袭了后世儒者的说法，并未真正领会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写‘弑君’，弑君本身就是罪，何必还要追问弑君的细节？征伐应由天子发动，写‘伐国’，伐国本身就是不合礼制，又何必追问其详情？圣人删述《六经》，只是为了端正人心，只是为了保存天理、去除人欲。对于存天理、去人欲的事，圣人偶尔会讲一些，有时因人提问而略作说明，但也从不肯多说，唯恐人们专注于言语文字，所以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如果是纵容私欲、灭绝天理的事，又怎肯详细告诉世人？那样只会助长祸乱、引导奸恶。因此孟子说：‘在孔子门下，没有人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所以后世也就没有相关记载。’这就是孔门的家法。后世儒者只讲霸道的学问，所以总想了解那些阴谋诡计，内心完全是功利之念，这与圣人作经的初衷完全相反，怎么能说得通呢！”
于是感叹道：“这种道理，不是通达天德之人，很难与之谈论啊！”
又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官留下空缺不写的文字。’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我读《武成》篇，只取其中两三简罢了。’孔子删定《尚书》，对于唐尧、虞舜、夏朝四五百年间的历史，只保留了几篇，难道那几百年间再没有别的事发生吗？但他只选录这些，圣人的用意就很清楚了。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而后世儒者却只想不断添补。”
徐爱说：“圣人作经，确实是要去除人欲、保存天理。像五霸以后的事，圣人不愿详加记载以示人，这是对的。但为何尧舜以前的事也几乎不见记载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事情遥远而疏阔，流传下来的很少。这也可想象出那个时代完全是淳厚朴素、毫无文饰的气象，这就是上古之治，是后世无法企及的。”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孔子为何也要删去呢？”
先生说：“即使有流传的，也已不适应时代的变迁。社会风气日渐开放，文采日益兴盛，到了周朝末年，即使想恢复夏、商的风俗也已不可能，何况唐尧虞舜的时代？更不用说伏羲、黄帝的时代了！虽然各代的治理方式不同，但根本之道是一致的。孔子对于尧舜是祖述其道，对于周文王、周武王则是宪章其法。文王、武王的政治制度，其实就是尧舜之道的延续，只是因时制宜，具体政策自然不同。即使是夏、商的制度搬到周代实行，也会有不合适的。所以周公思考如何融合三代之王的制度，遇到不合之处，便日夜思索。更何况太古时期的治理方式，怎么可能再施行？这本来就是圣人可以略去的。”
又说：“一味主张无为而治，不能像三代圣王那样因时制宜来治理国家，而偏要实行太古的风俗，那就是佛家、道家的学说。虽然能因时施政，但不能像三代圣王那样一切以道为本，而是怀着功利之心去推行，那就是五霸以下的事业。后世许多儒者讲来讲去，说到底也不过是在讲一套霸道的权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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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文中子，指隋王通（584—617），字仲淹，山西龙门人。仿孔子作《六经》。
韩退之，指唐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北昌黎人。他反对释、道，提倡儒学复兴，为宋明理学之先驱。
《典》《谟》，即《书经》之《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二南，即《诗经》之《周南》《召南》。《八索》《九丘》传说中的古书名，《左传》：“楚左使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笔削，《史记·孔子世家》：“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焚书，见《史记·始皇本纪》：“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中庸》第三十二章：“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论语·卫灵公》：“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五伯，即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
《三坟》，古书名。
宪章，见《中庸》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1. 文中子：即王通（584–617），隋代儒学家，字仲淹，号文中子，主张复兴儒学，曾仿《六经》作《续六经》，故称“拟经”。
2. 韩退之：即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领袖，谥号“文”，世称韩文公。
3. 拟经：模仿儒家经典进行写作，如王通仿《春秋》作《元经》等。
4. 删述《六经》：指孔子整理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
5. 《连山》《归藏》：古代《易》学系统，早于《周易》，相传分别为夏、商之《易》。
6. 《九丘》《八索》：传说中上古记载地理与民俗的书籍，多被认为内容荒诞不经。
7. 笔削：指记录与删减，“笔”为书写，“削”为删去，典出《春秋》编纂原则。
8. 秦始皇焚书：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毁《诗》《书》百家语，仅留医药、卜筮、农书。
9. 左传：即《春秋左氏传》，相传为左丘明所作，是对《春秋》的详细史实补充。
10. 伊川：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北宋理学家，与兄程颢共创“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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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段出自《传习录·卷上·徐爱录》，是王阳明与其弟子徐爱之间关于儒家经典、学术风气与治道本质的深刻对话。全文围绕“拟经”是否合理展开，实则深入探讨了“文”与“实”、“道”与“术”、“圣人之教”与“后世之弊”的根本问题。王阳明批判后世儒者重文轻实、务虚名而忘根本的倾向，强调圣人删述《六经》的真正目的在于“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而非传授知识或记录历史。他高度评价文中子王通的“拟经”之举，认为其精神与孔子删述《六经》相通，皆为救世正俗。同时，他对《左传》《礼记》等后儒注解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增加了不必要的繁琐解释，偏离了圣人“简实去文”的本意。整段文字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关切：回归本心、反对虚文、提倡实行。其思想不仅针对明代学术流弊，亦直指整个儒学发展中“重训诂而不重践履”的深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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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段对话结构严谨，层层推进，由人物评价切入，逐步深入至经典本质、学术目的与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王阳明以雄辩之辞揭示“文胜实衰”为天下大乱之源，展现出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他将孔子删述《六经》重新诠释为“救世之举”而非“著述之业”，赋予经典以道德实践的意义，彻底颠覆了后世将经典视为知识体系的传统理解。尤为精彩的是他对《春秋》与《左传》关系的辨析——指出若《春秋》需依赖《左传》方能理解，则圣人何必删削？此问直击汉唐以来经学繁琐化的病根。他对程颐“《传》是案，《经》是断”的批评，更是挑战了宋代主流经学观念，体现出阳明心学“直指本心”“反对支离”的精神特质。此外，文中对“太古之治”的理想化描绘，反映出王阳明对淳朴自然、无为而治的社会状态的向往，与其“致良知”“复其本体”的哲学追求一脉相承。全篇语言质朴有力，逻辑严密，既有哲理深度，又有现实关怀，堪称《传习录》中最具思想张力的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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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之学，以尊德性为主。谓‘六经皆吾心之记籍’，故于删述之义，必归诸正人心、存天理。其论文中子拟经，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可谓卓识。”
2. 刘宗周《人谱·证人要旨》：“王阳明谓‘删述《六经》惧繁文乱天下’，此语深得圣人之心。今之学者溺于训诂词章，岂知六经本为救世而设？”
3. 钱德洪《刻传习录序》：“先生论拟经一则，痛斥后儒著述之弊，谓‘天下之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真千载之警语也。”
4. 李贽《焚书·童心说》引阳明此论，称：“王阳明谓‘美其言辞以［náo］于世’者乱天下，吾于是益信童心之贵。”
5. 清代汪绂《读传习录札记》：“阳明此段，专破后世儒者贪著述、好议论之习，其言‘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直揭根本。”
6. 近人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此条为理解阳明经学观之关键。彼不以经为文献，而视为道德实践之工具，实开晚明思想解放之先声。”
7. 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阳明在此强调‘因时致治’，反对泥古不化，既不同于保守派，亦不同于功利主义者，体现其‘一本于道’的政治智慧。”
8.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王阳明否定《左传》必要性之说，虽不合史实，然其意在破除对经典的迷信，推动儒学向内在修养转化，具有思想史意义。”
9. 董平《王阳明的心学》：“阳明将‘拟经’视为与‘删经’同类的救世行动，表明其视学术为社会责任，而非个人才情展示。”
10.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阳明此处批评‘伯者学问’，实为对明代官学体制下儒者沦为权力附庸之深刻反思，具强烈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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