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翻译
事情的發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後将会發生的显著变化。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着将要刮风，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着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来，王衍之为人，从容貌和谈吐上，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但是他不妒忌别人，不贪图钱财，只是随大流。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又怎能扰乱天下呢？卢杞那样的奸诈，确实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所作的预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现在有人嘴里背诵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脸面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本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髮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此人借助当世享有盛名之力，来促成他尚未形成气候的祸患。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敬重贤才的宰相，也还是会选拔并重用他的。这样，他将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了，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勋。”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有些过头了，而此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谁又能知道祸患会达到上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要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会获取卓有远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
版本二：
事情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趋势，道理也有其固有的规律。只有天下内心宁静的人，才能从微小的征兆中看到显著的结果。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会起风；柱子下的石础湿润，就会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而人世间事物的变迁、事理形势的相互关联，比起天地阴阳的变化来，更加疏阔难知、变幻莫测，然而即使是贤明之人也常常不能预见，原因何在呢？是因为内心的喜好与厌恶扰乱了判断，外在的利益与祸害蒙蔽了眼光。
从前，山涛（山巨源）见到王衍时说：“将来贻误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郭子仪（郭汾阳）见到卢杞时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将无一幸免！”从今天来看，这种判断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辞固然有欺世盗名之嫌，但他并无嫉妒之心，也不贪求名利，只是随波逐流。倘若晋朝没有晋惠帝那样的昏君，而仅有一位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一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搅乱天下呢？至于卢杞的奸恶，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他不学无术，相貌不足以打动人心，言辞也不足以迷惑世人；如果不是唐德宗鄙陋昏庸，又怎么会重用他呢？由此看来，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预料，或许也有未必完全正确的地方。
如今却有这样一个人：嘴上诵读孔子、老子的言论，行为上标榜伯夷、叔齐的节操，招揽那些热衷名声之士和仕途失意之人，共同编造言辞，私自树立名号，宣称自己是颜回、孟轲再世，而实际上阴险狠毒，用心与常人截然不同。这简直是王衍与卢杞合为一体的人物！他的祸患岂能说得尽呢？脸脏了不会忘记洗脸，衣服脏了不会忘记洗涤，这是人之常情。可现在这个人却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一样的食物，头发蓬乱如囚徒，面容憔悴如居丧，却高谈诗书礼乐，这难道真是他的本性吗？凡是不合乎人之常情的事情，很少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所为。古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以盖世的名声，掩盖尚未显露的祸心。即使是有志于治理天下的君主，喜好贤才的宰相，也难免会被蒙蔽而加以任用。那么此人给天下带来的灾祸，将是必然无疑的，其危害远非王衍、卢杞所能比拟。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战功。”如果这个人终究没有被任用，那我的话就说得过了，而此人也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谁又能知道灾祸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呢？否则，天下将遭受他的祸害，而我则获得“有先见之明”的名声，这实在是可悲啊！
以上为【辨姦论】的翻译。
注释
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
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發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
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山巨源：山涛（公元205年—283年），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
王衍（公元256年—311年）：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後死于战乱之中。
郭汾阳：即郭子仪（公元697年—781年），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後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
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後被贬职死于外地。
忮(zhì)：嫉恨。
惠帝：晋惠帝(公元290年—306年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
眩(xuàn)：通“炫”，惑乱。
德宗：唐德宗(公元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1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事情的发展有其必然性，道理也有其本来的样子。
2 静者：内心安宁、不受干扰的人。
3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月亮周围出现光环预示将起风，柱下石础潮湿预示将下雨，比喻征兆明显。
4 疏阔而难知：空泛遥远而难以把握。
5 好恶乱其中，利害夺其外：内心的爱憎扰乱心智，外在的利害诱惑影响判断。
6 山巨源：即山涛，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
7 王衍：字夷甫，西晋清谈名士，官至司徒，后因清谈误国被讥为“清谈亡国”。
8 郭汾阳：即郭子仪，唐代名将，封汾阳郡王。
9 卢杞：唐德宗时期宰相，为人阴险，排斥忠良，史称其“貌丑心恶”。
10 惠帝：晋惠帝司马衷，以昏庸著称，“何不食肉糜”即出自其口。
11 忮（zhì）：嫉妒。
12 浮沉：随波逐流，无所作为。
13 德宗：唐德宗李适，后期信用奸臣，导致政局动荡。
14 夷、齐：伯夷、叔齐，商末贤人，以守节不食周粟著称。
15 颜渊、孟轲：即颜回、孟子，儒家代表人物，象征道德典范。
16 阴贼险狠：内心阴险狠毒。
17 囚首丧面：头发蓬乱如囚犯，面容哀惨如服丧。
18 不近人情：不符合人的正常情感与生活习惯。
19 大奸慝（tè）：极大的奸恶之人。
20 竖刁、易牙、开方：春秋时期齐桓公宠臣，表面忠诚，实则祸国殃民。
21 私立名字：私自树立称号或门派。
22 浣：洗。
23 孙子：指《孙子兵法》作者孙武。
24 无赫赫之功：真正善于用兵者不追求显耀战绩。
25 斯人：此人，指文中所批判的伪君子。
26 被其祸：遭受他的祸害。
27 知言之名：有预见之明的名声。
以上为【辨姦论】的注释。
评析
《辨奸论》是北宋古文名篇。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载，见于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古文观止》列于苏洵名下，但一说为邵伯温托苏洵名作，该问题的研究自清初李绂作《书<辨奸论>後》开始，至20世纪末王水照先生作《再论<辨奸论>真伪之争——读邓广铭先生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尚无定论。
《辨奸论》是北宋文学家苏洵的一篇政论散文，旨在揭示一种隐藏极深、伪装极巧的大奸之人，并提出“凡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的著名论断。文章借古讽今，通过对历史人物王衍、卢杞的重新评价，引出对当时某种伪君子的深刻批判。全文逻辑严密，层层推进，由自然现象推及人事规律，再由历史经验转入现实隐忧，最终发出沉痛警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识人不可仅凭表象，尤其要警惕那些刻意违背常情、标新立异以博取声誉的人。这篇文章虽未指名道姓，但历来被认为可能是针对王安石而作，因而引发后世诸多争议。无论对象为何人，此文在思想深度与文学表现上均属上乘之作，体现了苏洵作为古文大家的洞察力与雄辩风格。
以上为【辨姦论】的评析。
赏析
《辨奸论》是一篇极具思辨色彩和政治警觉性的散文。文章开篇以自然现象类比人事变化，提出“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奠定了冷静观察、理性判断的基调。接着通过对比天地阴阳之变与人事推移的复杂程度，指出贤者亦有所不知的根本原因在于“好恶乱其中，利害夺其外”，直击人性弱点。
第二段以山涛评王衍、郭子仪评卢杞为例，看似肯定前人先见，实则进行辩证反思：王衍虽浮华无实，若非晋室衰微、君主昏庸，亦难成大患；卢杞虽奸，若非德宗昏聩，亦不得专权。此乃揭示“奸臣之成，在于时势与君主之配合”，非独归咎于个人。
第三段笔锋陡转，刻画一个集王衍之虚名与卢杞之阴险于一身的新式奸人形象——外表极端苦行、言行标榜圣贤，实则包藏祸心。尤为关键的是提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一千古名言，成为识别伪君子的重要标准。文中列举竖刁、易牙等历史案例，强化论证力度。
结尾引用《孙子兵法》“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意味深长：真正的危机不在喧嚣张扬者，而在潜藏不动声色之中。若此人不用，则己言过其实；若用之，则天下罹祸，而己徒得“知言”之名，悲莫大焉。这种既忧虑国事、又无奈于言轻的复杂情绪，使文章超越一般批评，升华为一种深沉的历史悲感。
整篇文章结构严谨，议论纵横，语言犀利而不失典雅，善用反问、排比、典故，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充分展现苏洵作为“三苏”之首的雄健文风与政治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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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宋史·苏洵传》：“洵喜言兵，间以阴阳变化推人事，多中。”
2 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古今治乱得失。”
3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一：“《辨奸论》恐是后来好事者为之，托于苏氏，未必真出苏洵手。”
4 吕祖谦《宋文鉴》选录此文，题下注云：“或谓指王安石。”
5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此论虽或有所指，然其理则通万世而可用。”
6 清代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识见超卓，辞气凛然，真可谓救时之文。”
7 林云铭《古文析义》：“借古人以发端，托疑似以立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8 近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苏洵之文，长于策论，气势充沛，《辨奸论》尤为激切之作。”
9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提出‘不近人情’四字，为察奸之要诀，影响后世甚巨。”
10 陈寅恪曾言：“宋代士大夫重名节，遂生矫激之风，苏洵《辨奸论》正为此类现象而发。”
以上为【辨姦论】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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