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游帖

1. 轼启：苏轼自称并开启书信的格式用语，“启”表示陈述、禀告。

2. 辱书：谦辞，意为承蒙您来信，“辱”表示对方行为使自己感到荣幸。

3. 法体安隐：指对方身体安康、心境安宁。“法体”是对僧人身体的敬称。

4. 甚慰想念：非常安慰我的思念之情。

5. 北游五年：指苏轼自熙宁年间起在北方任职的经历，包括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官宦生涯。

6. 尘垢所蒙：被世俗尘事所污染，比喻心灵被功名利禄所遮蔽。

7. 俗吏：庸俗的官吏，带有自嘲意味。

8. 林下高人：指隐居山林、超脱尘世的高士，此处特指坐主久上人。

9. 未由会见：没有机会相见。“由”即“因由”“缘由”。

10. 不宣：旧时书信结尾常用语，意为“言不尽意”，不便一一细述。

以上为【北游帖】的注释。

此帖又名《致坐主久上人尺牍》，苏轼书于元丰元年（1078年），纸本，行书，信札一则。凡9行，计61字。26.1厘米×29.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游帖》并非诗歌，而是一封书信，属于宋代典型的文人尺牍作品。此帖是苏轼写给一位名为“坐主久”的僧人（“上人”为对僧人的尊称）的回信。全文语言简练，情感真挚，既表达了对友人健康的欣慰，又抒发了自己宦游多年、身心疲惫、渐失本真的感慨，流露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自省。文中“北游五年，尘垢所蒙，已化为俗吏矣”一句尤为动人，展现了苏轼在仕途沉浮中的精神困顿与自我认知的清醒。整篇尺牍体现了苏轼一贯的坦诚、谦逊与深情，是其散文风格的典型体现。

以上为【北游帖】的评析。

《咸淳临安志》：“西湖僧作诗者，熙宁间有清顺可久两人。顺字怡然，久字逸老。”《武林梵志》：“法师可久，钱塘钱氏子。天圣初，得度，学教观于静觉。喜为古律诗，先生监郡日，与师为诗友。居西湖祥符。先生元夕九曲观灯，去从者独行，人师室，了无灯火，但闻檐卜余香，叹仰留诗。晚年送客不瑜阂。如此十余年。窗外惟红蕉数本，翠竹百个，一日谓人曰：吾死，蕉竹亦死。未几皆验。”此处所谓“叹仰留诗”，即东坡穴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七绝一首。后又有《五月十日，与吕仲甫、周邻、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同泛湖游北山》一首。可见当时东坡舆之悠游之景。可久大约死于元皊初。东坡不知，其间，东坡曾有杂记《可久清顺》怀念之。云：“祥符寺可久垂云清顺三阖梨，皆予监郡日所与往还诗友也。清介贫甚，食仅足，而衣几于不足也。然未尝有忧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此帖乃可久致信东坡，东坡所复信。信中所谓“北游五年”，乃指熙宁七年十月离杭北上，赴密州太守任，又于熙宁十年四月赴徐州太守任，再到元丰二年三月一一十日到湖州太守任上，正好五年。上述诸地皆在杭州之北，故称“北游”。据此，此札即写于元丰二年五月廿二日。之后不久，即同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直弹劾苏轼以诗“讥切时事”，七月廿八日，台吏皇甫遵乘驿追摄苏轼于湖州，八月十八日即被押赴台狱，蒙受“乌台诗案”之难。此帖落有“五月廿二日”之记，故《古书画过眼要录》判为在徐州任上所作，大约是“北游五年”的年度算法不一致吧。 东坡对于从杭州来到湖州的故友之问讯，十分感慨，“甚慰想念。北游五年，尘垢所蒙，已化为俗吏。不知林下高人，犹复不忘耶”！可谓情溢于纸。老友“未由会见”，以至日后常常思念：“老矣，不知尚健否？”及至十年之后，即元皊四年七月，东坡重返杭州时，可久已作亡友了。

《北游帖》虽短，却情意深长，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开篇以“辱书”回应对方来信，表达感激与欣慰；继而转入自我陈述，用“北游五年，尘垢所蒙，已化为俗吏矣”八字，凝练地概括了多年宦海沉浮的精神损耗，语带悲凉却不失坦然。这种对自我身份的反思与贬抑，正是苏轼在儒家仕进与道家超脱之间挣扎的真实写照。随后“不知林下高人，犹复不忘耶”一句，既流露出对高洁人格的仰慕，又暗含一丝自惭与期待，情感细腻而复杂。结尾叮嘱“万万自重”，回归关切之情，朴素真挚。全篇无华丽辞藻，却字字见情，体现出苏轼尺牍文“平淡中见深远”的艺术特色。作为与僧人往来的书信，文中虽未谈禅论道，但处处透露出佛家“离尘出世”的意境，与其后期思想趋向相契合。

以上为【北游帖】的赏析。

1. 《苏轼文集》卷六十九收录此帖，题为《与坐主久上人》，归入尺牍类，为研究苏轼交游与思想的重要材料。

2.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苏轼尺牍：“随意挥洒，而情味悠长，如见其人。”可为此帖之注脚。

3. 清代王文濡《评注古文辞类纂》指出：“东坡书札，皆从肺腑流出，不假雕饰，而自然动人。”

4. 现代学者孔凡礼《苏轼年谱》考证，“坐主久上人”或为杭州一带僧人，苏轼早年曾游杭，与僧侣多有往来，此信或作于元丰年间贬谪前后。

5. 《西园雅集图记》等文献记载苏轼常与僧道交游，此类尺牍反映了其精神世界中儒释交融的特点。

以上为【北游帖】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