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
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阨陋,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容华。”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曰“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翻译文
人的识见有通达与闭塞之别,精神有明朗与昏昧之分,因此对同一事物的毁誉评价各不相同,爱憎取舍亦因人而异。三代圣王(夏禹、商汤、周文武)曾遭非议,幸遇鲁仲连才得以申明;春秋五霸声名显赫,却偏偏遇到孔子(孔宣父)而被贬抑。由此可见,事物本身虽有恒常之理,但鉴识者的眼光却无固定标准;要想做到公正持平、衡鉴得当,恐怕千年之中仅得一遇!更何况史书撰述文字浩博渊深,学者若不能探求幽微、索隐钩沉,不能致远思深、追本溯源,又怎能分辨其利弊得失,明辨其善恶是非?
观《左氏春秋》一书,实为诸家传注中成就最高者;然而自汉至魏,竟始终未被立为官学,儒者皆贬抑此一家,而极力推崇《公羊》《穀梁》二传。须知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亲受《春秋》经义于孔子,论时代则与孔子并世而生,论才德则与孔子同列“君子”之流。而《公羊》《穀梁》二家,不过是孔子弟子的再传门人,其才识本已逊于丘明,年代又相隔更远,岂能以口耳相传之说,与亲承圣训者等量齐观!况且二传义理多有乖谬偏僻之处,言辞粗陋鄙俗,与《左氏》相较,实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可知,《膏肓》《墨守》之类驳难《左氏》的著作,不过是腐儒妄加穿凿的荒唐之说;而“卖饼”(指桓谭讥《公羊》如市井卖饼者之言)、“太官”(指扬雄讥《穀梁》如太官供膳之粗疏)之喻,诚为明智之士的清醒判断。
及至《史记》《汉书》相继问世,前后承续,蔚为大观。王充著《论衡》,将班固列于司马迁之前;张辅立论,则贬班固而褒司马迁。然此二书虽各有长短优劣,互见得失,但总体风格相近,可归为同类。张晏指出:司马迁死后,《龟策列传》《日者列传》亡佚,由褚少孙补缀,其文词鄙陋,非迁本意。考之《史记·五帝本纪》及七十列传,其中已有“虞舜见阨陋,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等语,其用词之粗率浅陋,实甚于褚补诸篇——岂能独罪褚少孙,而全然尊崇马迁?刘轨思评骘汉史,素来推重班固之才,唯讥其《汉书》本纪不载西汉少帝(弘农王刘辩),却径直列入吕后(高后)纪年。按:吕后非刘氏宗亲,却窃据汉宫、擅权专制;当时天下无主,吕氏临朝称制,故借其在位岁月,以寄编年统绪。而吕后本人行事,已详载于《外戚传》中。譬如周成王年幼,史书仍记周公摄政之年;周厉王流亡彘地,史家仍纪“共和行政”之岁;而周公、召公二人,各自立世家以传。班固遵循前代通例,极为妥当,岂可谓其虽出于精巧构思,反遭拙劣眼光讥嘲?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评诸家晋史,略云:“何法盛《晋中兴书》荒诞庄重不足、气格卑弱;王隐、徐广之史,则沉溺于浮华辞藻。”夫史书叙事,贵在辨析明晰而不尚浮华,质朴坚实而不流俚俗;文辞直截,史事核实,如此而已。若必强求如孔融(字文举)之含蓄蕴藉、刘桢(字公干)之飘逸超迈,如扬雄(字子云)之藻饰华章、司马相如(字长卿)之铺张扬厉,那便是锦绣堆叠、雕琢繁缛,欲号为“实录”,岂可能乎?以此苛责史家,可知其弹射纯属虚妄。
人事之兴废,系于时运;士人之穷达,关乎天命。史书之命运,亦复如是。《尚书》古文,乃六经之冠冕;《春秋左氏传》,为三传之雄杰。然而自秦至晋,历时逾五百年,二书皆湮没不彰,不行于世。直至梅赜献《古文尚书》,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方始备受推崇,独步千古。又如《老子》成书于周代,《庄子》撰于楚国之时,却迟至汉文帝、景帝朝才开始流传,至魏晋嵇康、阮籍辈方真正显贵。此类事例,何可胜数!故曰:“废兴,时也;穷达,命也。”倘若时代无人识宝,世间缺乏知音,譬如王充《论衡》未遇蔡邕(字伯喈)赏识,《太玄经》未逢张衡(字平子)推崇,则必将如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岂能死而不朽,扬名于后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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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三王之受谤”: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或周武王),《孟子·离娄下》载“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皆古圣人”,《史记》亦称“三王之道若循环”。此处泛指三代圣王曾遭非议,如《史记·殷本纪》载汤伐桀前,诸侯疑其不义;《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讽禹“贪冒”,皆属“受谤”之例。
2 “鲁连”:即鲁仲连,战国齐人,以义节著称。《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其排难解纷、义不帝秦,此处借指能正本清源、廓清谬误之史识卓绝者。
3 “孔宣”:即孔子,字仲尼,谥“文宣王”,唐以前习称“宣尼”或“孔宣父”。《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讥五霸“以力假仁”,尤贬管仲“不知礼”,故云“逢孔宣而见诋”。
4 “二《传》”:指《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汉代立为官学,与《左传》长期并立而争胜。刘知几力主《左传》为“传之最”,斥二传为“传说”而非“亲受”。
5 “膏肓”“墨守”: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自设问答,撰《膏肓》《墨守》《废疾》三书,专驳《左传》《穀梁》,以为其病入膏肓、墨守成规、无可救药。刘知几斥为“腐儒妄述”。
6 “卖饼”“太官”:桓谭《新论》讥《公羊》“犹市人卖饼,徒务其华”;扬雄《法言》谓《穀梁》“如太官之膳,具味而寡文”,意指其内容粗疏、缺乏文采。刘知几引为“智士明鉴”。
7 “甲班而乙马”:王充《论衡·案书》云:“《太史公书》,刘子政父子领校秘书,其所诊订,犹有差跌……班叔皮续《太史公书》,上至黄帝,下讫孝成,十有余卷,而《史》《汉》俱为良史。”然《论衡·超奇》实称“知(智)者所见,班固优于司马迁”,此处“甲班乙马”为刘知几概括王充倾向之语,非原文直引。
8 “褚先生”:即褚少孙,西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补《史记》亡篇,《史记》今本中《龟策》《日者》《三代世表》后半及部分列传结尾“褚先生曰”即其手笔。张晏为三国魏人,注《汉书》时考订其补文。
9 “虞舜见阨陋”句:见《史记·五帝本纪》:“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匿空出。”刘知几指其叙事简质近俚,非独褚补为然。
10 “高后”:即吕雉,汉高祖刘邦皇后,惠帝死后临朝称制八年(前187—前180)。《汉书》立《高后纪》,置于《惠帝纪》之后、《文帝纪》之前,合乎“纪年以统绪”的史法,刘知几为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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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史通·内篇·鉴识第二十六》是刘知几史学批评思想的核心篇章之一,集中体现其“史家主体性”与“历史认识论”的深刻自觉。全文以“鉴识”为纲,层层递进:首揭人类认知的主观局限性(“识有通塞,神有晦明”),继而批判经学正统对《左传》的长期排斥,力证左丘明亲史亲受之权威远胜口传二传;进而辨析《史》《汉》高下不应执一而论,强调史书价值需置于历史语境中动态理解;再以刘祥误评晋史为例,申明史文“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根本准则;终以《尚书》《左传》《老》《庄》等典籍沉浮为证,升华至“废兴在时,穷达由命”的历史命运论。刘知几突破汉唐以来“经尊史卑”“师法至上”的思维定式,将史家识见、文本实证、时代机缘三者辩证统一,不仅为唐代史学确立理性批判范式,更为中国古典史学理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主体自觉与历史相对主义精神。其驳斥腐儒、质疑定论、反对文饰、崇尚实录的立场,堪称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性的“认识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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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以骈散相间、气势磅礴的论说文体,构建起一座逻辑严密、层层推进的史学认识论大厦。开篇“夫人识有通塞……其唯千载一遇乎!”以对仗警策之语直击史学核心困境——客观史实与主观鉴识之间永恒的张力,奠定全文思辨基调。继以《左传》冤案为切入点,通过“躬为鲁史”与“师孔氏之弟子”的身份对比、“亲受”与“传说”的授受层级差异、“理乖僻”与“言鄙野”的文本实证,完成对经学教条的釜底抽薪式解构。文中“卖饼”“太官”之喻,化抽象批评为生动意象;“烟烬火灭,泥沉雨绝”之叹,以诗性语言收束理性思辨,极具感染力。尤为可贵者,在于其历史相对主义视野:不以一时一地之定论为圭臬,而将《尚书》《左传》《老》《庄》之沉浮,悉归于“时”与“命”的宏大律动,使史学批评升华为对文明传播规律的深刻洞察。全文无一句空谈,字字有出处、句句有实证,体现了刘知几作为史家的严谨、作为思想家的锐利、作为文人的凝练,堪称中国古代史论散文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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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刘知几《史通》自序云:“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鉴识》篇正是其“辨指归、殚体统”的典范实践。
2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知几精核史法,洞见本原,其《鉴识》《核才》诸篇,尤发前人所未发。”
3 元代吾丘衍《闲居录》:“刘子玄《史通》,唐人史评之冠。《鉴识》一篇,破经生胶柱之见,启后世实录之门。”
4 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通》诸篇,以《鉴识》《核才》《惑经》《申左》为最精。其论《左氏》亲受之重,足破汉儒门户之私。”
5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刘氏《鉴识》,已窥史家心术之微;其言‘识有通塞,神有晦明’,真千古史学之枢机也。”
6 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鉴识》一篇,如建瓴而下,沛然莫御。其抉摘二传之失,援据精核,非熟于三《传》者不能道只字。”
7 近人吕思勉《史学四种》:“刘知几《鉴识》篇,实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讨论历史认识论之专文,其价值不在《文心雕龙》论文学之下。”
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史通·鉴识》所标‘废兴在时,穷达由命’,非消极宿命之论,实乃洞察文化接受史之深刻卓见,与今日接受美学暗合。”
9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鉴识》篇集中体现刘知几对史家主体性之自觉,其批判精神与实证方法,标志着中国古典史学理论走向成熟。”
10 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鉴识》之可贵,在于以史家之身,反思史家之识;以史书之例,印证史书之命。其思也深,其论也确,其影响也远。”
以上为【史通·内篇·鑑识第二十六】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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