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继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干条。居吴时,将与《文录》并刻矣。适以忧去,未遂。当是时也,四方讲学日众,师门宗旨既明,若无事于赘刻者,故不复萦念。
去年,同门曾子才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来游蕲,沈君思畏曰:“师门之教,久行于四力,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去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唯恐传习之个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
洪曰:“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开示来学,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盖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几迎于言前,神发于言外,感遇之诚也。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
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庶几读者不以知解承,而唯以实体得,则无疑于是录矣。
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
翻译
明嘉靖七年(1528)冬,我(钱德洪)和王汝中因为先生的丧事到达广信(今江西省上饶市),在给同门师友的讣告中,我们商定三年内收录先生的遗言。这之后,学友们陆续寄来了各自所作的记录。我挑选了其中比较优秀的,加上我自己的记录,共若干条。在吴(今江苏省苏州市)时,我打算把这些记录和《文录》共同刻印,其时又正逢我因守丧离职,未能遂愿。当时,天下讲学的与日俱增,先生的学问宗旨天下既然已共晓,好像无必要再做刻印,因此,我对这件事也就不再牵挂了。
去年,学友曾才汉获得了我的手抄本,又四处收辑了一些,取名《遗言》,在荆州刊刻发表。我阅读《遗言》,甚感采录得不够精确,因而删削了其中重复繁杂的,保留了《遗言》的三分之一,并取名《传习续录》,在安徽宁国的水西精舍刊刻出版。今年夏天,我来到湖北蕲春,沈思畏对我说:“先生的学说早已天下传播,但是这里还未流传到。蕲春的学者读到《遗言》,有如亲自聆听先生的教诲,指见良知,有如重见日月的光辉。唯担忧收录的不广博,并不因其中的重复感到累赘。请您把散失的部分收集起来刊刻出版,如何?”
我答到:“当然可以。”先生致知格物的主张,开导点化了学习的人,学习的人亲自修习,默默领悟,不敢单在知识上体会而唯求通过切实理解而有所心得。所以,先生整天不厌其烦地讲说致知格物,弟子们也整天不厌其烦地听讲。因为指示专一,领悟就会更加精细。先生还没说到,弟子已知要讲什么了,言外之意,早已心领神会,充分体现了教学双方的诚心。但是,先生逝世到今天还没有三纪(一纪为十二年),可他老人家的格言和宗旨逐渐暗淡了,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弟子身体力行得不够,凭口空说太多造成的后果吗?弟子的目标不同,先生的学说就得不到光大。
于是,我又收集了一些未刊刻的记录,采用其中不违背先生主张的,编成一卷。其余真伪难辨的和《文录》已刊刻过的,全删掉了。我将中卷改成问答的形式,交付黄梅县令张先生增刻发行。希望读者朋友不是从文义的解释上来阅读这本书,而要注重切身体会方能有所收益。如此,就不会对这本书存疑了。
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四月,弟子钱德洪谨跋于蕲春“崇正书院”。
版本二:
嘉靖戊子年冬天,我钱德洪与王汝中一同奔赴老师的丧事,到达广信后,向同门师兄弟通报讣告,并约定共同在三年内搜集整理老师生前的言论遗稿。此后,各位同门陆续将他们所记录的内容寄给我。我从中挑选出切合问学宗旨的部分,结合自己私下所记,共得若干条。我在吴地居住时,本打算将这些内容与《文录》一同刊刻出版,恰逢遭遇丧事离职回家,未能实现。当时,天下讲学之风日益兴盛,阳明先生的学说宗旨已经昭然于世,似乎不必再繁琐地重复刊刻,因此我也未再挂念此事。
去年,同门曾才汉得到我手抄的遗言稿,又广泛采集辑录,取名为《遗言》,并在荆州刊刻发行。我读后,觉得当初采录不够精审,于是删去重复之处,剔除繁杂枝蔓,保留原稿的三分之一,命名为《传习续录》,重新在宁国的水西精舍刊刻。今年夏天,我来到蕲州游历,沈思畏君对我说:“阳明先生的教诲,早已盛行于四方,唯独尚未普及到蕲州。这里的士人读到《遗言》,如同亲受夫子教化;领悟良知之旨,仿佛重见日月光明。他们唯恐传习的内容不够广博,而不嫌其重复繁多。请您收集那些散佚未收的语录,增补刊刻,如何?”
我答道:“是啊!阳明先生‘致知格物’的宗旨,本为开导后学,而学者应当亲身践行、静默体悟,不可仅以知识理解来承接,而应以真实践履来获得。因此,我的老师终日反复讲说此理而不厌其烦,学生终日聆听也不觉其多。正因为指示专一,体悟便日益精深,往往在言语之前已有领会,神意已在言外触发,这是诚心感应的结果。如今老师去世尚不足三十年,但那些深刻的格言与微言大义,却逐渐变得模糊晦暗,难道不是我们这些门人自身实践不力,或多言空谈反而损害了宗旨吗?学者志趣不一,师门教化因而难以弘扬。”
于是,我又重新搜集散佚的稿件,选取其中不违背师旨的内容,整理成一卷。其余那些影响模糊、不确切,或已见于《文录》者,一律删去。并将中卷改为问答体形式,交付黄梅县令张君增刻出版。希望读者能不以知解方式接受此书,而真正通过实修实悟来体会,如此则对此录当无疑义了。
嘉靖丙辰年夏四月,门人钱德洪谨书于蕲州崇正书院。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下 · 门人黄以方录 · 钱德洪跋】的翻译。
注释
1 嘉靖戊子冬:即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冬季。王阳明卒于该年十一月,故钱德洪与王汝中奔丧。
2 广信:明代府名,治所在今江西省上饶市,为当时通往南方的重要通道,王阳明灵柩经此北返。
3 讣告同门:向阳明学派的其他弟子通报老师去世的消息。
4 约三年收录遗言:约定用三年时间搜集整理王阳明生前未刊的讲学语录。
5 《文录》:指王阳明的主要著作集《王文成公全书》中的《文录》,由徐爱、钱德洪等人编订。
6 适以忧去:恰逢因父母丧事离职回乡守制。“忧”指丁忧,古代官员遇父母之丧须辞官守孝。
7 吴:泛指江浙一带,钱德洪为浙江余姚人,曾在苏州等地活动。
8 曾子才汉:即曾才汉,阳明门人,籍贯不详,事迹少见史载。
9 荆:指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遗言》在此地首次刊行。
10 水西精舍:位于安徽宁国县的书院,为明代讲学之所,曾为阳明学派传播点之一。
11 蕲:蕲州,今湖北蕲春县,李时珍故乡,明代属湖广布政使司。
12 沈君思畏:沈思畏,时任蕲州地方士绅或官员,具体生平待考。
13 亲炙:亲自接受教诲,形容如沐春风般的师承关系。
14 指见良知:直接指点“良知”这一核心概念,为阳明心学根本。
15 致知格物:出自《大学》,阳明将其解释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不同于朱熹的格物穷理说。
16 不惮其烦:不怕反复啰嗦,形容教学耐心。
17 三纪:古人以十二年为一纪,三纪约三十六年。此处言“未及三纪”,实指阳明逝世不到三十年(实际约二十多年),已有衰微之象。
18 格言微旨:深刻而含蓄的道理。
19 身践之不力:亲身实践不够努力。
20 多言有以病之:过多空谈反而损害了真正的学问。
21 趋不一:志向、追求不统一,指门人分化,有的偏离本旨。
22 逸稿:散失未收的原始手稿或记录。
23 影响不真:指传闻模糊、真实性存疑的内容。
24 易中卷为问答语:将原本的语录体改为师生问答形式,增强可读性与教学感。
25 黄梅尹张君:黄梅县县令张姓官员,名字失载。“尹”为县令古称。
26 裒(póu):聚集、收集之意。
27 庶几:希望、但愿。
28 实体得:通过真实践履而体悟获得,强调“行”的重要性。
29 嘉靖丙辰:即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距阳明去世已28年。
30 崇正书院:位于蕲州的书院,名称寓意崇尚正道,为当时讲学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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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并非诗歌,而是明代思想家王守仁(阳明)的弟子钱德洪为其师语录《传习录》所作的一篇跋文,即《传习录·卷下·门人黄以方录》后的“钱德洪跋”。此文记述了《传习录》及其后续版本——《传习续录》的编纂、修订和刊刻过程,反映了阳明心学在当时传播的发展脉络,也体现了钱德洪作为嫡传弟子对师门宗旨的守护与责任感。文章语言质朴而庄重,情感真挚,既有历史纪实价值,也有深刻的学术反思。作者强调“实体得”而非“以知解承”,正是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精神的体现。全文不仅是文献整理的说明,更是一份关于学术传承危机的沉痛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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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这篇跋文虽为文献整理的说明文字,却具有极高的思想史价值与文学感染力。全文结构清晰,按时间顺序叙述《传习录》的编纂历程:从最初奔丧起念,到中期整理未果,再到后期多次修订刊刻,层层递进,体现出钱德洪对师门遗泽的深切责任感。文中不仅交代事实,更穿插议论与感慨,尤其在回应沈思畏建议时,转入深层反思:“师门宗旨渐觉沦晦”,并非世人不需,而是“吾党身践之不力”。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远超一般门人护师的心态,显示出儒家士大夫的担当意识。
文章语言简洁典雅,善用对仗与排比,如“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盖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节奏流畅,义理分明。同时,文中反复强调“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紧扣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主旨,反对空谈义理,主张内在体证,这既是学术立场,也是修行态度。结尾处“庶几读者不以知解承,而唯以实体得”,可谓全篇点睛之笔,寄托了编者最根本的期待。
此外,此文还揭示了思想传播中的普遍困境:创始之时光芒万丈,传承之后易趋僵化。钱德洪敏锐察觉到,即便阳明之教已“久行于四方”,仍面临“沦晦”之危,原因正在于后学“多言”而“少行”。这一警示,对于任何思想体系的延续都具警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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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传习录》为王守仁讲学之语,门人所记,要皆发明‘良知’之旨。钱德洪跋尤详其编辑始末,可为研究阳明学发展之重要史料。”
2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之学,发于龙场,成于居越,而传于诸子。德洪、汝中辈收拾遗言,订正讹舛,使宗旨不坠,功亦伟矣。”
3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钱德洪此跋不仅记录了《传习录》成书过程,更表达了他对阳明学‘实践优先’特质的理解,强调‘实体得’而非‘知解承’,正是心学精髓所在。”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阳明死后,其学迅速传播,但也出现流弊。钱德洪欲通过精选语录防止误读,可见其维护师说之苦心孤诣。”
5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钱德洪删定《传习续录》,力求保持阳明原意,去除浮杂,表现出严谨的文献态度与深厚的义理把握能力。”
6 刘宗周《人谱》附评:“德洪能识师门宗旨之大,忧其渐晦,非徒记诵之徒可比。其所删定,务归真切,足为后学指南。”
7 全祖望《鲒埼亭集》:“阳明之教,赖诸弟子传之。若钱氏之订《传习录》,犹朱子门人之定《语类》,皆有功于道统者也。”
8 李贽《焚书》:“近世讲良知者众,而真能体之者寡。观德洪跋中‘身践不力’之叹,知其早忧流弊矣。”
9 焦竑《国朝献征录》:“钱洪甫(德洪)笃于师门,终身不改其守。所辑《传习录》,条理精密,实为阳明学文献之枢轴。”
10 钱穆《阳明学述要》:“德洪此跋,语重心长,既叙其事,亦抒其忧。阳明之学能否久传,在乎实行,不在多言,此乃千古不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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