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诗脉

从《诗经》的婉转起调,到楚辞的瑰丽奇崛;从建安风骨的慷慨悲凉,到盛唐气象的恢弘壮阔;两宋词心的细腻精微,乃至明清诗坛的百家争鸣。云对雨古诗网沿着三千年诗歌长河溯源而行,带您品读百家经典,感悟诗家心路,见证中华文脉如何在一代代诗人的笔墨间流转生辉,铸就不朽的文学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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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曾两生至,备道道通恳切为道之意,殊慰相念。
若道通,真可谓笃信好学者矣。
忧病中会,不能与两生细论,然两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见辄觉有进,在区区诚不能无负于两生之远来,在两生则亦庶几无负其远来之意矣。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
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

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
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义,前已详悉, “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
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缪,必待学而后知。
今语孝于温?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来书云:“谓致知之功,将如何为温凊、如何为奉养,即是‘诚意’,非别有所谓‘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见而为是说,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
若果如吾子之言,宁复有可通乎?盖鄙人之见,则谓意欲温凊、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凊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

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诚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闻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
语虽超悟,独得不踵陈见,抑恐于道未相吻合?”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
若谓即物穷理,如前所云务外而遗内者,则有所不可耳。

来书云:“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昏;非学、问、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则善恶之机、真妄之辨,不能自觉,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
盖承沿旧说之弊,不可以不辨也。

来书云:“闻语学者,乃谓‘即物穷理’之说亦是玩物丧志,又取其‘厌繁就约’‘涵养本原’数说标示学者,指为晚年定论,此亦恐非。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

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
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
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
然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
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傅,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
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突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
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同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
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

黄诚甫问:“先儒以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问,是立万世常行之道,如何?”


先生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
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
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放郑声,远佞人’。

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
此意如何?”


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
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却是圣人之教为虚设矣。

萧惠问死、生之道。


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


问昼、夜之道。

刘观时问:“‘未发之中’是如何?”


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见。


观时请略示气象。


先生曰:“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

萧惠好仙、释。


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
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

萧惠问:“己私难克,奈何?”


先生曰:“将汝己私来,替汝克。
”先生曰:“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萧惠曰:“惠亦颇有为己之心,不知缘何不能克己?”


先生曰:“且说汝有为己之心是如何?”


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谓颇有为己之心。

志道问:“荀子云‘养心莫善于诚’,先儒非之,何也?”


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为非。
诚字有以功夫说者。
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

正之问曰:“戒惧是己所不知时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工夫,此说如何?”


先生曰:“只是一个工夫。
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
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

守衡问:“《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齐、治、平,只诚意尽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鉣好乐则不得其正,何也?”


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则知‘未发之中’矣。


守衡再三请。


曰:“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

惟乾问:“知如何是心之本体?”


先生曰:“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
自圣人以下,不能无蔽,故须‘格物’以致其知。

梁日孚问:“居敬、穷理是两事,先生以为一事,何如?”


先生曰:“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若论万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穷理是如何?”


曰:“居敬是存养工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


曰:“存养个甚?”


曰:“是存养此心之天理。


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

因论先生之门,某人在涵养上用功,某人在识见上用功。


先生曰:“专涵养者,日见其不足;专识见者,日见其有余。
日不足者,日有余矣;日有余者,日不足矣。

“栽树的人必须培养树根,修德的人必须修养心性。
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
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颜子不迁怒,不二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

黄诚甫问“汝与回也,孰愈”章。


先生曰:“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功,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
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

国英问:“曾子三省虽切,恐是未闻一贯时功夫?”

先生曰:“一贯是夫子见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
学者果能忠恕上用功,岂不是一贯?‘一’如树之根本,‘贯’如树之枝叶。
未种根,何枝叶之可得?体用一原,体未立,用安从生?谓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此恐未尽。